摘要：1970年，一名墨西哥女性可能平均要生7个孩子。到2014年，这个数字跌至2个左右。截至2023年，这个数字是1.6个。也就是说，这个群体已经不再能生出足够多的孩子以进行自我维系。
导读：
大部分国家的人口急剧下降，预计会对接下来几代人中产生不利影响，但我们可以适应这种变化。
Lynne Peeples｜撰文
Nature Portfolio | 来源
1970年，一名墨西哥女性可能平均要生7个孩子。到2014年，这个数字跌至2个左右。截至2023年，这个数字是1.6个。也就是说，这个群体已经不再能生出足够多的孩子以进行自我维系。
墨西哥并不孤独：世界各国都在见证生育率下跌[1]。只有极少数例外。华盛顿大学的健康数据与评估研究所（IHME）估计，到2050年，超过3/4的国家将处于类似境地。
“生育率的下跌令人乍舌——速度超过了任何人的预计，”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家Jesús Fernández-Villaverde说，“而且这还发生在很多你想也想不到的国家。”
数据是很明确的。不明确的是这场全球“婴儿荒”（baby bust）的严重程度以及各国将如何应对。对于以人口稳定增长为发展前景的经济体，人们担心的是今后创新力和生产力的萎缩，以及处于劳动年龄的公民太少，无法支撑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研究人员提醒要注意“连锁反应”——从低生育率国家的军事力量减弱和政治地位不稳，到对绿色科技的投入不足。IHME的健康指标研究员Austin Schumacher说，各国必须现在就重视人口下降及其影响。
许多国家都尝试采取行动，而数据显示有些策略已经起效。但对于了解这些数据的科研人员来说，即使最有效的手段也无法让生育率“起死回生”。这是为何许多研究人员建议将关注点从“逆转”转向“韧性”。他们看到了值得乐观的地方。即使国家只是减慢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它们也能换回一些时间，准备好应对未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归根结底，科研人员认为，有点低但不是很低的生育率可能会带来好处。
“我们不是不生孩子了（We're not not making babies），”纽约市立大学的社会学家Barbara Katz Rothman说，“人类并没有走向灭亡。”
20世纪中期，全世界总生育率——通常定义为一名女性在生育年龄期间平均生下的孩子数量——为5。（《自然》承认跨性别男性或非二元性别人群可能会怀孕。我们在本报道中使用“女性”来反映该领域使用的语言。）有些人将20世纪中期的这一激增称为“婴儿潮”。生态学家Paul Ehrlich与保育生物学家Anne Ehrlich却有不同看法，他们在1968年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一书中提醒道，人口过剩会导致饥荒和环境破坏。但他们没有预见的是，农业和健康技术的进步会使人口在短短50多年里翻倍至80亿。
由于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口和消费都在增长，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也变本加厉。但对人口过剩的担忧却成了过去式。人口增长在过去50年里不断减慢，如今的平均总生育率为2.2。在约一半的国家，这个数字降到了2.1以下——2.1为维持稳定人口的一般阈值（见“生育率下跌”）。这些数字的微小变化会产生巨大影响。比如，生育率1.7时，人口规模降至原先一半的时间可能比生育率1.9时要提早好几代人。
韩国的情况正受到密切关注。韩国生育率从1970年的4.5降至2024年的0.75，韩国人口在2020年达峰——接近5200万。这个数字还在以预计会越来越快的速度下降。
全球的预报数据各不相同。联合国和奥地利的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预计的下降速度比IHME的更缓和。但人口统计学家普遍认为，全球人口将在接下来的30-60年里达峰，随即开始萎缩。如果是这样，就将是自1300年代黑死病以来的首次人口下降。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中国的人口可能已经在2022年前后达峰，为14亿。印度人口可能会在2060年代早期达峰，预计为17亿。此外，根据最有可能的移民情景，美国人口调查局预计美国人口将在2080年达峰，为3.7亿左右。同时，许多最迅猛的短期下跌预计将出现在中等收入国家：古巴到2050年预计会失去15%以上的人口。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个显眼的例外。到2100年，全球一半以上的新生儿可能将在此出生[1]，尽管这里部分地区有着全球最低的收入，最弱的医疗系统和最不堪一击的粮食和水源供应。尼日利亚的生育率保持在4以上，其人口到2050年预计会再增长76%，使其成为世界第三大人口国。
不过，生育率的趋势很难预测。数据缺失仍不可避免，许多模型基于的预期都是生育率会和之前那样再次反弹。就和Ehrlich他们没能预见到的那样，过去有时候不能代表未来。“我们都在黑暗中摸索。”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人口和公正社会项目主管、人口统计学家Anne Goujon说道。
生育率瓦解的因素有很多：从避孕措施和教育资源的扩大，到伴侣关系和育儿理念的改变。哪些因素最重要以及有哪些地区差异的争论仍未停息。
有些因素反映了积极的社会变迁。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生育率下跌的部分原因是非计划怀孕和青少年生育减少了。家庭暴力的长期减少趋势可能也有作用。如今就职于印第安纳大学的社会学家Jennifer Barber和同事在2018年的研究显示，处于暴力关系中女性的生育率是处于非暴力关系中女性的约2倍[2]。
全球层面，避孕措施的普及也让性生活与生育脱钩。在伊朗，1980年代开始的一个全国家庭计划行动促成了迄今记载的最大最快的生育率下降：在不到20年里从接近7降至2[3]。伊朗在2006年前后扭转了这一趋势，并再次推动提升生育率的政策。
富裕国家年轻人的伴侣关系和性生活都减少了。伦敦国王学院的社会学家Alice Evans认为，网络娱乐打败了线下互动，侵蚀着社交自信。随着全世界的女性获得更多的教育和工作机会，许多女性越来越“讲究”。女性想要独立，而很多男性期待“家里的佣人”，Fernández-Villaverde说，“女性在问，‘我为什么要和这个人结婚？’很多男性不适合谈对象。完全不适合。”
这种脱节催生了韩国的“四不”女性主义运动——许多年轻女性拒绝约会、婚姻、性和生育——美国女性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戒男色”（boy sober）运动。
墨西哥是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多个国家之一。来源：Bernd Vogel/Getty
许多年轻人还在追求更多的教育机会，由此获得的工作可能早期压力较大且不稳定。由此一来，即使愿意结合的人，也会推迟生育，或因年龄大而难以怀孕。那些已经生了孩子的人，需要让孩子准备好面对同样的考大学和就业的高赌注竞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Matthias Doepke说，“这不是说我们放弃了养育，而是我们把有限的投入和时间都用在更少的孩子身上。”
成本上升也带来了进一步压力。联合国对14个国家的1.4万余人开展的调查发现，39%的人将财务限制列为不生孩子的理由。在美国城市，房价涨得最快的地区生育率也降得最快。
超低生育率总是出现在这些压力叠加的地方，Doepke说，在韩国，房价很高，育儿文化很激烈，工作文化则鼓励长时间工作。
其他贡献因素包括精子数下降，这可能与环境毒素有关。联合国的这项调查还显示，许多未来父母还会对不稳定的政治和环境心生焦虑。目前仍不清楚这些因素中的哪些对个体国家最为重要。但说到底，低生育率反映了不完善的体制和系统，让人们不能想生多少就生多少，香港科技大学的社会学家Stuart Gietel-Basten说，“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这场冲击将以不同程度影响世界各地。中等收入国家可能受影响最重，如古巴、哥伦比亚和土耳其，那里不仅生育率低，而且公民前往富裕国家的移民率也在上升。
城乡差距也会加深。随着年轻人离开小城，学校、超市、医院等基础设施会关闭，促使更多人离去。通常来说，只有老年人会留下来。
全球来看，衰老是人口下降的核心问题。在生育率萎缩的国家，65岁或以上人口预计将翻倍，在接下来的25年里从17%升至31%。随着预期寿命增长，对身体和财政支持的需求也会增加，但供需差距一直都在。对于希望力挽生育率下跌的大部分国家来说，也有可以使用的工具，包括财政刺激，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给每个新生儿奖励1000美元的投资基金。
数据显示，新生儿奖金对生育率的刺激作用平平。澳大利亚2024年推出了3000美元的奖励，后来增加到5000美元。虽然该政策短期内提高了7%的出生率，但并不清楚家庭是整体上生了更多孩子还是只是选择早点生下来。科研人员提醒道，这类刺激政策通过鼓励人口增长优于个人选择，限制避孕和堕胎，加固传统的性别角色，从而破坏性别平等和生育权。
他们表示，最有效的手段包括足量的育儿假以及育儿和住房津贴。北欧国家是这类投资的先行者，包括父亲的休假。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下降也比欧洲其他地区要慢，尽管下降趋势仍难以扭转。
研究人员表示，还有更多补救措施，如提高照看工作的价值。“关于养育孩子的一切——养孩子、生孩子、喂孩子——都被当作了廉价劳动力，”Katz Rothman说。爸爸更多参与育儿的国家，生育率也越高[4]。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俄罗斯的一项研究显示，父亲参与度更高与母亲生二胎和全职工作的可能性更高有关[5]。当然，重视照看工作的价值可能会增加育儿成本。
但世上没有万灵药。研究人员认为，没有哪种政策能很快恢复生育率。但即使是再少的进步也能换来难能可贵的缓冲。Fernández-Villaverde说，“进步政策之所以备受指责，是因为人们对它的期待太高了。”生育率即使加起来只增加0.2或0.3，也能减慢后退的速度，让国家有更多时间调整适应。适应值得更多关注，美国非营利机构人口参考局主席、政治人口学家Jennifer Sciubba说，“即使人们因为各种原因不生孩子，我们最好利用我们的时间、金钱和好的想法来支持适应。”
SAIXIANSHENG
适应新现实
有些策略可以“一箭双雕”。比如，增强照护劳动力，既能鼓励人们生孩子，也能填补老年人照护的空缺。但政府也能动用一些政策来稳定紧张的国家养老金和保护项目，如美国提高社保税收上限。
一些国家施行的提高退休年龄也是一种选择。平均上，2022年的一名70岁成人与2000年的一名53岁成人的认知能力是一样的，来自41个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数据显示[6]。保持产出的老年人——无论是通过继续工作或是照顾孙辈——其健康水平更高，孤独程度更低。
不过，这类政策变化也会遭到反对。比如俄罗斯2018年和法国2023年提高退休年龄的提议就引发了抗议。“但这不非得是强迫人们老了继续工作，”位于纽约的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的高级编辑Rebecca Zerzan表示。事实上，跨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研究显示，一些国家的工作年限已经拉长了，即使那些还未实行养老金重大改革的国家。
移民是另一个“扳手”。它能让富裕国家的劳动力短缺“对接”贫穷国家的高出生率，Schumacher说。移民能增加税收和创新，即使这些移民拿不到他们有功劳的税收减免或政府援助。韩国和日本已经放宽了移民规定，填补了部分劳动力缺口。不过，移民属于政治敏感的问题。在那些打开国门来促进增长的国家，公民常常将人口下降带来的问题归咎于移民。移民的离开也会让经济体遭受人才流失。
Gietel-Basten呼吁决策者从多个维度考虑，而不是只看到眼前的问题。他说：“消除儿童贫困比提高生育率要容易多了。”即使一些亲社会政策也无法神奇地实现一家多生一娃，Zerzan说，“你必须要让人们更幸福、更健康，能在工作之余继续接受教育。这能创造出一个让人更有希望的世界。一旦他们感到了更多希望，他们可能会想生几个就生几个。”
Sciubba表示同意。帮助人们活得更好，她说，“是在朝着让人们愿意生更多孩子的方向努力。”
研究人员认为，人口规模缩小有很多好处：人口更少的社会可以减轻对环境的压力，增加对每个人的投入。但经济稳定是关键。没有这个关键，财政紧缩会加剧环境破坏，弱化支持系统，破坏人权。不过，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如果你投资健康和教育，这些都能增强生产力，那么略微减少的人口其实能提高国民生产总值。”Gietel-Basten说。
今天的人口规模不一定就是最优的人口规模，他说，“只有在不采取应对措施的情况下，生育率下降才会变成灾难。”
参考资料：
[1].GBD 2021 Fertility and Forecasting Collaborators. Lancet 403, 2057–2099 (2024).
[2].Barber, J. et al. Am. Sociol, Rev. 83, 1020–1047 (2018).
[3].Abbasi-Shavazi, M. J., McDonald, P. & Hosseini-Chavoshi, M. The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Iran (Springer, 2009)
[4].Doepke, M., Hannusch, A., Kindermann, F. & Tertilt, M.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the Family Vol. 1 (eds Lundberg, S. & Voena, A.) 151–254 (Elsevier, 2023).
[5]. Fanelli, E. & Profeta, P. Demography 58, 1931–1954 (2021).
[6].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25 (IMF, 2025).
原文以People are having fewer babies: Is it really the end of the world?标题发表在2025年8月19日《自然》的新闻特写版块上，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5-02615-6
来源：赛先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