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几天在院外院内都挺热闹的。绿营发动了一波“全民致电”，号召民众打电话到立法院，希望立法院长出面干预，阻止修法过关。电话像接力棒一样被传来传去，接一个又一个，语气有的急、有的恳，目标很明确：用民意去影响议事进程。蓝营和地方首长这边则在等着这个修法生效，好把多出

立法院表决通过了财划法修正案，地方分配比例从原来的75:25调整为65:35。

那几天在院外院内都挺热闹的。绿营发动了一波“全民致电”，号召民众打电话到立法院，希望立法院长出面干预，阻止修法过关。电话像接力棒一样被传来传去，接一个又一个，语气有的急、有的恳，目标很明确：用民意去影响议事进程。蓝营和地方首长这边则在等着这个修法生效，好把多出来的钱用到各自的建设上，大家的算盘都打得清清楚楚。

立法院长变成了这场戏的焦点人物。主持会议的人一边得坚持议事程序，一边又要听见外面那一圈圈的呼声。地方财政压力是真——很多县市靠中央拨款过日子，自筹能力不够，短期开支、老年福利、道路维护这些都很吃紧。可政治计算也同样现实：谁拿到钱，谁在地方就更有话语权。黄国昌那句“宁可辞职也不要附属于一方利益”的话，把这矛盾直接摆出来，让人看得清楚这是资源分配问题，也是权力重整的问题。

把目光拉回法案本身，这套分配方式源自1999年，25年没动过，社会结构和财政需求都变了。按照旧规则，中央占75%、地方25%，时间久了，地方很多项目只能等中央来拨款，行政弹性被压缩。推动修法的人递出一堆数字和案例，算出把比例调到65:35后，地方每年大约会多出3293亿新台币，这笔钱能优先用在教育、交通、社福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反对方的担心也不是空穴来风：放钱下去，监督如何做到位？不会变成短期的政治操作吗？

政治版图的因素也绕不开。现在蓝营掌握着多数县市，预算下放后，地方的自主性会增强，这对绿营来说显然不是好消息。柯文哲讲得直白：预算是地方的“命根子”，谁掌握，谁就有话语权。于是，这场看似技术性的比例调整，背后牵扯的是选举与治理的未来走向。

院外的声音并不单一。部分基层首长和局处负责人公开欢迎修法，理由简单明了：有钱才能做事。教育的补助、社区的小型修缮、长期被拖在名单上的工程，都指望着多出那一桶金。另一些财力薄弱的县市，短期内确实能看到改善的希望；而财政本就充裕的县市，则多了一些可自主决策的空间。普通人对这事的关注点更实际：路修好没有？补助发到位没有？他们不会只看政治戏码。

这波“全民致电”在社交平台上的操作也很值得看。动员从推文、直播到简讯，一下子把零散的情绪聚拢成统一行动口号和联系方式。有人把这说成草根参与，有人斥为被动员的集体行动。不管怎么看，这种方式把原本在内部讨论的议题推到公众面前，让一些议院内的细节不得不摊在光天化日下解释。

修法文本里除了比例调整，还有很多细节引发争议：新增款项要怎么分配，是否设过渡期，怎样加强监督，避免挪用。这些条款多次在会场被唇枪舌剑地讨论。推动方试图把条文写得更具体，设定用途范围和追踪机制；反对方则不断要求更严的审核，怕地方把钱当成短期政绩来花。每一条争论，其实都是在算长远的账和短期的政治利益。

媒体在这段时间像放大镜一样，把每一通电话、每一次发言和每一场表态都放大了。被放在镜头前的议员、民众和官员，很多话都被反复播放，这让原本可以私下协商的空间被压缩。对普通市民而言，他们更关心的是具体的服务能不能到位，而不是谁在会场上赢了面子。

投票通过之后，地方开始忙着做“预算演算题”。有的县市把新增款项拆成教育补助、道路维修、老人照护、社区活动中心等项，马上开始调整明年的计划。一些长年等待的工程因此能提速，社区小型需求也有可能拿到资金。财政一旦下放，治理的细节就多了，地方行政的执行力和透明度也会被摆到台面上考验。

在投票当天，立法院外有人站着等消息，拿着写好的项目清单，有期待的脸也有冷眼旁观的人。议事厅里是点票声和敲槌，场外则有人开始讨论如何把这笔钱真正落地，有人打电话给工程行询价，有人晚上加班整理受助名单。下一步的行动，城市的施工队、学校的主任、社福单位的窗口都会把目光放在这笔钱能带来的改变上。

来源：时刻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