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火”两重感数量跌回2007：外资律所“退圈”潮下的中国法律市场观察丨律新观察

摘要：2025年3月，美国威尔逊律师事务所（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宣布将关闭其北京办公室，成为2025年第四家调整在华布局的美资所。

作者丨段佳妮

出品丨律新社研究中心

外资所中国办公室关闭的消息似乎正成为新常态。

2025年3月，美国威尔逊律师事务所（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宣布将关闭其北京办公室，成为2025年第四家调整在华布局的美资所。

近年来，国际大所撤离中国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引发了一波“外所撤离潮”，根据司法部公告数据，在华外资律所数量于2013年攀升至232家的峰值后，便陷入持续下行通道。截至2023年，通过年度检验的外资律所驻华代表机构为179家，与2007年的177家基本持平。自2023年下半年起，短时间内有16家外资律所先后宣布关闭中国办事处。2024年，正值中国律所“扬帆出海”之际，外资律所加快了撤退速度。2024年据不完全统计，有10家外资律所关闭了中国办事处。

律新社研究中心在调研中发现，外资律所接连“退圈”的背后，既有市场经济与监管政策的影响，也有中国本土律所和涉外律师飞速成长的原因。虽然外资律所退离中国市场多是因为市场需求下降，收益下滑，成本居高。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外资律所凭借其专业深耕和跨区域布局“坚守”中国市场，中国本土律所也将迎来国际化的加速和崭新的市场机遇。

在中国法律市场的动态版图中，外资律所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正发生着显著变化。在华外资律所数量于2013年攀升至232家的峰值，至2023年，通过年度检验的外资律所驻华代表机构仅179家。

对2023年通过年度检验的外资律所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这179家外资律所中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律所，共有46家，其次是英国律所，共有24家。大量美资律所和其客户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涌入中国，而这与当时中美关系的“升温”相挂钩。其他外资律所的总部所在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德国、法国以及韩国等。这179家外资律所主要分布在北京（68家）和上海（100家），其他城市如广州、深圳、杭州、大连、烟台和海口也有少量分布。可见，外资律所的布局逻辑体现出明显的经济战略导向。

近两年，外资律所“退圈”事件更是频繁上演。在2024年11月底，威尔默・黑尔律师事务所（Wilmer Cutler Pickering Hale and Dorr LLP），关闭了其成立20年的北京办事处，彻底告别中国市场，亚洲版图也随之“清零”；威嘉律师事务所（Weil, Gotshal & Manges）结束了在内地20年的运营，仅保留香港办公室；德杰律师事务所（Dechert LLP）更是直接关闭北京和香港办公室，全面撤离。

不仅如此，礼德律师事务所（Reed Smith LLP）、博钦律师事务所（Perkins Coie LLP）、安睿顺德伦国际律师事务所（Eversheds Sutherland）、美富律师事务所（Morrison & Foerster LLP）、盛德律师事务所（Sidley Austin LLP）、奥睿律师事务所（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 LLP）、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 LLP）、温斯顿律师事务所（Winston & Strawn LLP）、瑞生国际律师事务所（Latham & Watkins LLP）和普洛斯律师事务所（Proskauer Rose LLP）等多家知名外资律所也在近两年纷纷缩减中国业务。

步入2025年，这股“退圈”潮丝毫未减，美国泛伟律师事务所（Fenwick & West LLP）率先调整在华布局，摩根路易斯律师事务所（Morgan Lewis & Bockius LLP）、美国佳利律师事务所（Cleary Gottlieb Steen & Hamilton LLP）和美国威尔逊律师事务所（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等律所也相继关闭在中国的重要据点，撤离之势愈发汹涌。

虽然外资律所撤离已成趋势，但仍有部分国际律所另辟蹊径，以差异化战略逆风加码中国市场。根据司法部公告显示，2023年深圳迎来13家外国和香港驻内地机构获批运营，鸿鹄律师事务所（Bird & Bird）、西盟斯律师事务所（Simmons & Simmons）等纷纷落子。不过，这些逆势布局的外资律所并非高枕无忧。以深圳为例，本地头部律所如华商律师事务所已成立“一带一路”法律服务中心，在东南亚基建项目竞标中与外资律所正面竞争，“超车”压力如影随形。

律新社研究中心调研发现，外资律所撤离中国市场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一“退圈”潮是市场经济、监管政策以及本地化困境下做出的战略抉择。

1.跨境业务下滑，收缩中国战线

律所本质上是商业实体，其运营状况紧密关联市场大环境。

受限于中国法律规定，外资律所在华无法直接从事诉讼业务，大部分外资律所的业务聚焦于境外资本市场和跨境投资并购类别的业务，并专注于能够带来庞大利润的案件。然而，当下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际贸易活跃度降低，直接冲击外资律所在华核心业务。跨境并购、外商投资、国际仲裁等业务量锐减，致使中国业务回报率难以契合外资律所预期，盈利能力大打折扣。一位在北京的美国律师表示：“并购业务不仅在减缓，基本上已经是停滞不前了。IPO也是如此。”此外，前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管理合伙人邹兆麟提到，中国客户在资本市场和非诉领域的付费能力比欧美客户低，在费用和利润率都比在美国更低的情况下，管理合伙人会认为不利于律所的全球性布局，并考虑离开这个市场。

在此情形下，外资律所开始审视成本结构，当并购业务持续低迷，运营风险攀升，中国办事处逐渐沦为成本中心，削减人手、收缩规模便成无奈之举。以世达国际律师事务所为例，其在大中华区设有北京、上海、香港办公室，受市场趋势影响，毅然结束上海业务，调整在华布局。又如美国威尔逊律师事务所（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近期发布的一份声明称：“我们不断评估并调整律所运营，以确保能够有效满足客户需求，并维持较高的运营效率。受此策略影响，本所决定不再续租北京办公室，并着手结束在北京的运营。”礼德律师事务所（Reed Smith LLP）在2023年到2024年缩减中国业务，并关闭北京办公室。该所宣称这是一次“战略性的资源整合”。

2.合规监管加强，加速离场决策

与此同时，数据安全与监管政策的变化，给外资律所运营增添诸多阻碍。长期以来，数据隐私与传输问题便困扰着外资律所，近年来国内数据监管持续升级，《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相继出台，对其客户关系管理、服务模式提出全新挑战。《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跨境传输设定严苛条件，需满足安全评估、认证、合同等要求，且境外接收方处理信息标准须符合国内规定，这大幅增加外资律所合规成本与运营难度，业务开展处处受限。

2023年，瑞德律师事务所（Dentons）剥离其中国业务，与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完全分离，并以完全独立的实体运作。据彭博报道，Dentons在发给客户的备忘录中称，与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分拆是为了因应与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相关要求。分拆是为了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确保在中国的业务能够持续、稳定、合规地发展。

3.本土律所崛起，本地化遇阻

过往的中国本土律所基本都是中国律师，且没有境外经验，但这种环境已悄然改变。现在，中国本土律所加速国际化进程，纷纷在海外设立办公室，吸纳熟悉香港、美国、澳大利亚等地法律的专业人才。本土律所能力提升的同时，报价相比于外资律所也更具竞争力，能够迅速抢占市场份额。

根据司法部数据，截至2023年11月，中国本土律所已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07家分支机构，较2018年增长47.4%，业务范围拓展至东南亚、中东、拉美等新兴区域。这些分支机构的设立，使得中国本土律所能够更直接地为海外客户提供法律服务，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更便捷的法律支持。同时，中国本土律所的涉外律师队伍不断壮大，2024年的涉外律师人数已达1.2万余人，较2018年增长67.8%。1涉外律师的专业素质也在不断提高，能够在跨境投资、国际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和解决方案。

在国际榜单排名中，中国本土律所也具有亮眼的表现。2023年，共有255家内资所获得钱伯斯等五大国际榜单的奖项，总获奖数达2901个，较2022年增长12.88%。2

反观外资律所，进入中国市场后的本地化进程步履维艰。收费模式、管理文化与业务定位与本土市场脱节，难以适应本地法律环境与客户需求。例如，许多国际大所习惯在全球推行标准化高收费、高起薪及全流程服务模式，然而在中国设立的代表机构受限于市场环境、业务范围及竞争态势，往往呈现出规模小、业务结构单一的精品所特征。《美国律师》负责亚洲法律市场的编辑杰西卡（Jessica Seah）表示，“大多数律所真的没有具体的中国计划，没有明确的扩张或增长愿景，没有目标，没有战略，也不会突然采取行动。”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方达、君合等内资所积极布局海外，加强国际化建设，凭借对本地法律环境的深入理解与成本优势，在高端业务领域崭露头角，占据主导地位。随着中国本土律所专业水平的提升，客户在选择法律服务时倾向于性价比更高的内资律所。尤其是对于纯粹的中国法律问题，客户更倾向于直接选择本土内资律所，而非支付额外费用聘请外资律所。

可见，外资律所面临的市场与监管难题，以及本土律所崛起带来的竞争冲击，让其在中国的发展受到阻碍。中国本土律所在国际化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凭借自身的专业优势、灵活的市场策略和对本土市场的深刻理解，正在逐步缩小与外资律所的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实现超越。

在外资律所撤离潮愈演愈烈的当下，仍有部分选择坚守中国市场。它们凭借对细分领域的深度挖掘、跨地区资源网络以及对中国市场长期潜力的坚定信心，在行业变局中开辟出独特的生存空间。律新社研究中心在调研中看到了不一样的视角和信心。

1.细分领域深耕：以专业壁垒抵御市场波动

达沃律师事务所（Davé Law Group）是深耕知识产权领域的典型代表。尽管面临数据安全监管收紧等挑战，其主任DR. RAJ S DAVÉ指出，对于知识产权驱动型行业的外国投资者而言，中国市场仍充满机遇。

当前中国对创新的重视催生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例如作为达沃核心业务领域的制药行业，不断受益于中国扩大的医疗市场及政策激励。达沃通过专业的专利申请撰写、代理、知识产权咨询及制药法律服务，帮助外国企业把握这些机遇。其在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的实践经验及跨文化专业知识，也能助力外国企业在华合规运营。同时，达沃精简的团队能够提供敏捷、个性化且高性价比的知识产权解决方案，为寻求定制化的中国企业提供支持。

DR. RAJ S DAVÉ表示，尽管部分外资律所因经济和监管挑战退出中国市场，但像达沃这样的专业型律所将通过适应中国不断演变的法律和市场环境而长期发展。

2.跨地区联动：以资源网络提供全面服务

2024年6月，新加坡立杰律师事务所（Rajah & Tann）获得中国司法部批准在深圳设立第二代表处的申请，这是立杰驻上海代表处之后开启的又一新篇章。立杰驻上海代表处主任乔丽娜对律新社表示，立杰在华业务聚焦跨境投资并购与涉外争议解决两大核心板块，受经济和政策影响，立杰在中国的业务领域确实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外资律所在中国市场的发展空间，本质上取决于双向投资流动的活跃度——既包括外资律所的母国企业在华投资的持续动能，也涉及中资企业赴该律所母国及全球其他海外办公室所在国的投资动向。若这两个方向的跨境投资保持畅通，外资律所仍能在中国市场挖掘专业服务的机会。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在东盟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中国和东盟国家不断加强战略对接，在经贸投资等领域硕果累累。凭借在东盟地区的覆盖布局和服务优势，立杰可以协助中国客户更迅速和准确地把握东盟市场的机会，搭建起中国客户与东南亚市场之间的国际合作桥梁。与此同时，凭借数十年在中国大陆地区扎根、服务中国客户的宝贵经验，立杰也能够调动全球范围内的法律服务资源，作为扎实可信的“自家人”，帮助客户处理最具挑战性的国际跨境交易和纠纷。

尽管挑战重重，这些坚守者的存在仍具有意义：它们证明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并非“单一退潮”，具备专业深度、区域联动和适应能力的律所，仍能在差异化竞争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生存赛道。

外资律所“退圈”中国市场，为中国本土律所迎来国际化发展的黄金窗口期。近年来，众多本土律所在国际化道路上高歌猛进，纷纷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深度参与国际法律事务，与国际律所开展多元合作，大力培养精通国际法律规则、具备全球视野的专业法律人才。同时，本土律所仍然面临竞争激烈，资源分配不均的困境。

1.市场格局变动，国际人才回流

外资律所撤离后，其原本占据的市场份额被释放，本土律所有机会填补这些空白，扩大自身的市场份额。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客户需求的多样化，法律服务行业将逐渐走向集中化。大型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机构凭借其资源、品牌和专业优势，将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在2024年中国本土律所的“扎堆出海”期，兰迪新设立了3家海外分所；德恒、海华永泰、天地人、天达共和等5家律所各自新增了2家海外分所；段和段、君合、众成清泰、安理等9家律所则分别新增了1家海外分所。随着本土律所在国际法律服务舞台上崭露头角，不仅有力支撑了中国企业海外业务拓展，满足其日益复杂的法律需求，更为本土律所开辟出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实现业务的跨越式发展。针对中国本土律所的“出海”现状，立杰驻上海代表处主任乔丽娜表示，新加坡、印尼等国家对境外律所存在准入及执业领域限制，叠加近年经济调整对中国本土律所业务的冲击，其海外办公室的实际发展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未来走向尚待观察。

同时，外资律所撤离可能导致一些优秀的法律人才流入市场，本土律所有机会吸引这些人才，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律所通过加大对青年律师的培养力度，提升青年律师专业能力和国际视野，为律所的长远发展储备人才。

2.资源竞争激烈，倒逼专业深耕

然而，外资律所“退圈”所带来的机遇背后也暗藏挑战。

外资律所撤离腾出的市场空间，吸引本土律所竞相角逐，市场竞争愈发白热化。本土律所凭借对中国法律环境的深度理解与精准把握，以及本地化运营成本优势，在市场份额争夺中占据主动。但随着法律服务供给不断增加，律师行业内部竞争呈几何倍数增长。在“二八法则”作用下，行业资源分配不均现象加剧，少数头部律师凭借丰富经验、优质客户资源与卓越专业能力，牢牢掌控大量收益，而大多数律师则需在有限资源中激烈拼抢，生存压力陡增。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激烈竞争也成为本土律所发展的强劲动力，倒逼其持续深耕专业领域，提升服务多样性与灵活性，加强律所品牌影响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法律需求，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升级。

总的看来，外资律所的撤离正加速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结构性升级与生态重构。本土律所应抓住机会，持续提升专业能力和服务质量，才能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长远发展。与此同时，法律从业者也需奋力提升自身综合素质与专业技能，从容应对未来的重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