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此时，东面朝鲜在打仗，西面新疆在剿匪，父亲做了逃兵，有人说枪毙他也不为过。

1

如何给父亲王洛宾定罪。

说他有罪就有罪，说他无罪也可以。

此时，东面朝鲜在打仗，西面新疆在剿匪，父亲做了逃兵，有人说枪毙他也不为过。

新疆军区有个工程处，架桥修路，在南山上烧石灰、烧砖、伐树。

父亲被押回新疆后就直接送到了那里，和一些战犯、杀人犯一起干苦役。

他心灰意冷，北京家里一点消息也没有，妻子是死是活也不知道，他整天为家担心着。

现在毕竟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有一个家，有一个身体虚弱的妻子，还有和他血肉相连的三个儿子。

父亲内心很焦虑，除了干活，什么也不说。

烧石灰的毒气把他的眉毛都烧掉了，眼睛像兔子一样总是红红的。

一开始他常常遭到呵斥，因为他不会干活，这些活都是他从没有干过的。

但人逼到那个份上了，很快也就学会了，因为你必须干，不干等着你的是更可怕的惩罚。

而父亲此时在绝望的心情下，把干活当成惩罚自己的手段，他比谁都拼命。

刚开始背砖，砖码到背上时，他站都站不住，慢慢地，他的脚步稳了，不仅能背了，还总是比别人背得多。

他想用这种非人的劳作来忘掉自己的痛苦。

他的情况很糟，绝望和焦虑情绪笼罩着他，很差的伙食，超负荷的劳役，像三把利箭，随时可以射穿他的身躯。

1952年2月，新疆军区军法处以父亲“长期逾假不归”，免去他的文艺科科长职务，判处劳役两年。

南疆军区政委、独臂将军左齐到乌鲁木齐来开会，听说了父亲的事，就向军区提出把王洛宾带到南疆喀什去。

上级领导说什么都不同意，说王洛宾是个要犯，喀什离边境线又那么近，他随时都有逃跑的可能，你不能带，出了事你要负责。

左齐给新疆军区保卫处写了一个保证书，得到许可，同意将父亲送到南疆军区去监督使用。

父亲被他从工地上接上了去喀什的大卡车。

从乌鲁木齐到喀什的路极难走，都是“搓板路”，车行走起来就在不停地跳动，把人的肠子都要颠断了。

父亲对前途不甚明了，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反正也不能再坏到哪里去了。

车是南疆军区的，车上有很多小战士。

上了车他就一言不发，到了兵站就睡，起来就上车，整整七天，没有说过一句话。

他在考虑从1937年到现在他到底做了什么。

坐在车后面的人被罩在尘土中，大家不时地调换位置，只有父亲一次也没换，别人要和他换他也不肯，就这样一直坐在后面呛人的尘土中。

看着车尾拖着黄黄的一条沙龙，他想得最多的还是他北京的家。

押回新疆后，这是他时时在想的事。

关于家，他一点消息也没有，想得多了，痛苦也就慢慢地淡化了，想也没有用，不如忘了好。

要把不快乐的事情全忘掉，才能让新的快乐进来。

父亲是这样总结的。

这是在那种特殊环境下他的一种无奈的选择，也许正是这种平衡心理的方式使他战胜了所有的苦难，能够活下来。

到了喀什，父亲就被送到了南疆军区文工团，并没有再送他去做苦工。

在他的心里，马步芳是第一位救过他命的人，左齐是第二位救过他命的人。

以他当时的情况，如果不到喀什来，也许他会支持不住。

他自己非常明白这一点。

后来，有人风趣地说过:“曾经有两位将军救过王洛宾，一位是国民党的马步芳，一位是共产党的左齐。”

文化大革命中，左齐也受到了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的冲击，被挂牌子游街批斗，罪行之一是他曾经保护过王洛宾。

1993年春天，父亲听说左齐回到了新疆，特意骑自行车到左齐下榻的军区博格达宾馆看望这位有恩之人，两人见面后，父亲含着热泪对左齐说:“左政委谢谢您，没有您的帮助就没有我王洛宾的今天。这两天我特别忙，正在办理去台湾讲学的手续，请原谅我没有时间陪您。这样，我给您唱支歌吧。”

父亲清了清嗓子，唱了左齐最喜欢的《达坂城的姑娘》，歌罢，父亲给左齐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以艺术家的方式作为告别。

这一情景深深地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到了喀什，虽然还是监督使用，对他却也是比较宽松的，他开始在南疆的喀什、和田一带采风。

南疆是维吾尔族聚居地，父亲到了这里如同鸟飞进了林子，有了与维吾尔族民歌面对面的机会。

过去，他在兰州、青海都是间接地接触到维吾尔族民歌，而到了这里，简直是游进了民歌的海洋。

他除了完成教学工作，把时间都用到了采集民歌上。

和田是沙漠边上的一块绿洲，安静而又古朴。

农田边上种着一排排桑树，田野里的大核桃树像一把巨大的绿伞，小憇的农夫唱着悠长的歌，走到大核桃树下，把衣服脱下来卷一卷枕在头下，望着深蓝的天空，一会就进入了梦乡。

父亲在田野上到处走着，看着一幅幅油画般的景色，看着这些与大地融为一体的纯朴的农民，像是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家园一般。

他的内心变得非常的平静，对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些事有了一种比较坦然的心情。

也许这就是人的命运，是自己所无法左右的。

好在生命还在，歌还在，这才是最重要的。

什么才是真正的新疆民歌，到了南疆，他有了切深的体会。

也许如果不是遭遇这样的突变，他还不会有机会如此真实地感受新疆民歌，他还没有机会一头扎到生活的最基层来。

这天父亲在和田的一个小集市上，听到一个维吾尔族姑娘一边走一边唱着一首非常优美的民歌。

父亲打听到姑娘叫乌尔尼沙， 她唱的歌听上去并不像一首纯粹的维吾尔族民歌，这支歌的旋律带着很浓厚的汉文化的韵味。

这支歌引起了父亲的好奇心，和田是个非常边远的地方，怎么会有这种风格的民歌？

为了探本求源，他跑了几十里路，找到了乌尔尼沙家所住的村庄，询访了姑娘的父亲和祖父，最后，父亲来到了姑娘九十多岁的曾祖母家。

他们说她知道这首歌的来历。

上溯四代人，终于弄明白了这首奇特的歌的来历。

原来这是从清朝年间的喀什道台府传出的一首礼仪歌曲牌，流传久了逐渐地被当地民族化了，却又仍然带有中原汉风。

在乌尔尼沙曾祖母家的庭院里，一场独具特色的歌舞开始了， 这是维吾尔人家庭的传统节目。

四代人一起边歌边舞，乌尔尼沙七十多岁的祖父跪在旁边打鼓伴唱，其他人都翩翩起舞，庭院周围是盛开的玫瑰花，香气袭人，葡萄架上挂满了红葡萄，这简直是世外桃源。

父亲也陶醉在这美好的情景中。

父亲当即用这古老的旋律谱写了一首歌——《沙枣花儿香》，以表达对这位维吾尔老祖母的敬意:

骑着马儿走过昆仑脚下的村庄呃

沙枣花儿散着幽香

清清渠水流过玫瑰盛开的花园呐

园中人们正在歌唱

一位祖母向我招手

叫我坐在她的身旁

一朵深红的玫瑰

插在苍苍的白发上

她的歌声那么清亮

一个俊俏的姑娘正在尽情的煨囊(跳舞)

美丽的头巾随风飘荡

乘着撒塔琴声旋转到我的身旁呃

把那祖母歌儿对我讲

这是祖母自己的歌

唱出美丽的希望呃

这支动人的歌声

插上自由的翅膀呃

沿着天河飞向月亮

这支动人的歌儿使我永远不能忘

永远在我心中激荡

永远记住苍苍白发

记住那玫瑰红妆呃

记住祖母的歌唱

多么美丽的希望

沿着天河飞向月亮呃

骑着马儿走过昆仑脚下的村庄呃

沙枣花儿放幽香

这首歌也许是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被监控使用时编写的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人们对这首歌并不很在意。

时隔50年后这首歌却突然被人们发现。

1994年新疆八钢“天山合唱团”参加西班牙国际合唱节时，以这首歌获得了二等奖。

近年来这首旋律优美的《沙枣花儿香》又在大江南北广泛传唱。

在监督使用时期，父亲由于自己的努力工作，还立过一次甲等功、一次丙等功。

在那个时期，首长经常指派他到苏联驻喀什领事馆参加联欢活动，苏联人很喜欢他，因为他能喝酒，会唱苏联歌而且唱得十分地道。

每当他用俄语为大家唱完《伏尔加船夫曲》和《山楂树》时，会场中就会不时响起“哈拉受、哈拉受(好)”的叫好声与赞美声。

1953年阿克苏农一师胜利大渠建成。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前来参加剪彩活动，工地上文工团员高声演唱着父亲与词作者肖仁合作的歌曲《胜利渠水哗啦啦流》。

傅作义亲自打开了闸门，渠水奔流而下，父亲激动得和青年建设者们一起跳进了大渠里。

这支歌记录了那段难忘的历史，直到今天很多参加过胜利大渠建设的老军垦战士还在唱着这支歌。

1947年代表马步芳去北平为傅司令长官送贺礼，父亲高呼着“反独裁！反内战！反饥饿！”“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参加学生运动，差点被傅长官的部下给收拾了。

现在又在新中国的水利工地上相遇，只是那些如烟往事仿佛都已经很遥远。

2

1952年，组织上派父亲去体验生活，创作一部歌颂昆仑山上解放军骆驼运输大队的作品。

歌名已经定好，叫《英雄的骆驼队》。

那时没有新藏公路，送往阿里边防的物质都是通过骆驼队送上去的。

在进军西藏阿里的前夕，父亲跟着骆驼运输大队去桑株体验生活。

桑株是骆驼大队运输的起始点。

领导还派了几个年轻人与他同行，说是做他的助手，其实是监视他的，怕他从边境跑出去。

他们跟着骆驼队一起走在荒芜的山谷中，天上没有一只鸟，地上没有一根草，只有丁当作响的驼铃声划开沉重的空气。

快天黑时，指导员活跃了起来，对父亲说:“王教员，前边就是‘小上海’了，我们今天就在那里宿营。”

父亲听了非常高兴，这一路上可真是吃了苦的，到了“小上海”，好好休息一下，找个小馆子炒上几个小菜喝上二两。

没过多久，骆驼队走出了山口，面前是一片开阔地。

战士们一组组卸下骆驼背上的物资，准备安营扎寨。父亲很茫然，问指导员不是要到“小上海”才宿营吗？

指导员说:“这里就是小上海呀。你看，那里不是有棵小树吗？”

父亲惊呆了，为战士们的浪漫和他们丰富的想像力。

半山腰有个转运站，叫曲古达克，骆驼队自带草料，到了这里就空下许多骆驼。

父亲第二天要从这里下山转回去，战士们的目的地却还没有到。

第二天他又去送他们走一程，因为海拔越来越高，他没走出一里路便喘不过气来只好返回了。

骆驼队还要走40里路，翻过海拔四千多米的达坂。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就这样长年累月地行走在深山里，完成了一次次任务，新的任务又在等着他们。

这样走，同一条路，一遍遍，永远是这样空寂的大山，永远是这样稀薄的空气，永远把那块只有一棵树的地方叫成“小上海”。

他的心被深深地感动了。

从山上下来回到叶城县城，他连夜开始创作，写出了《英雄的骆驼队》的大合唱:

七千公尺入云霄

不分冬夏雪花飘

狂风挡不住英雄汉

四十里路盘山道

唱着噢吼，牵着骆驼

一步一步上山哟

…...

这个节目1955年在北京全军汇演的时候获得二等奖。

由于父亲的积极改造，努力工作，组织上作出为他恢复军籍的决定。

1954年10月，父亲又重新穿上了军装。

这是他第四次穿军装。

他向组织要求把两个寄养在兰州的孩子接到新疆，他的工资待遇也提高了。

3

我快七岁了，但我还没见到过父亲。

我与四叔一家人一起，日子过得平平淡淡。

他们对我也挺好，我们住在父亲1950年回来买的房子里。

叔叔家有三个儿子，我就跟着他们把我的四叔四婶喊爸爸妈妈。

我听说过我的亲爸爸在新疆，父亲对于我只是一个概念，我并不知道亲生父亲意味着什么。

我也吃过爸爸托人带来的葡萄干，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连想都没想过。

在我幼小的心里，我的世界就是眼前这条小胡同，就是这么大。

一天下午，家里来了个陌生人。

他走进院子的时候，我并没把他当成一个与我有特殊关系的人。

他穿着军装，军装上有肩章， 戴着眼镜，瘦瘦的，腰板挺得直直的。

邻居都出来看他，院子里围满了人。

四叔告诉我，这就是我在新疆工作的父亲。

三个哥哥都叫他二大爷，我也跟着他们叫二大爷。

父亲愣了一下，但没有纠正我，我就一直叫他二大爷。

我有点怕这个严肃的二大爷。

那是1957年年底，父亲到北京出差，他在北京工作了两个多月，时常来看我。

要回新疆时，他说要带我一起走。

我心里很慌，跟他去新疆，也许是件很可怕的事，我不知道我该怎样和他说话，怎样提要求。

他才刚刚出现，也不过就是来看我时会带点好吃的东西，跟着他走令我很担心。

二大爷对我来说完全还是个陌生人，但他说要我跟他一起走， 我叫爸爸妈妈的四叔四婶一副很高兴的样子，我也没什么好反对的。

临走前，他先把我带到涿州老家为母亲扫墓。

在涿州住了几天，看望了几家亲戚。

从涿州回来他就直接把我带到了一个旅馆里，这还是我第一次单独和他在一起，我心里乱得要命，不知我做错了事他会不会打我。

第二天我就跟他上了火车，坐的是卧铺。

同车的是新疆军区文工团的演员，他们从苏联回来，是去慰问演出的。

车上很热闹，他们都对我很好，不停地给我东西吃，我还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么多好东西。

听我一路上都把父亲叫二大爷，就有人抓住我说，再把你爸叫二大爷，就把你扔下火车不带你了。

我这才改过口来叫他爸爸。

我们先到了兰州。

从1951年到1958年，父亲再也没见过外祖父一家人。

两个哥哥几年前经过军区领导特批，被去兰州办事的军区干部带回了新疆。

父亲与外祖父家的人见了面都在哭。

我没哭，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哭得这么伤心。

兰新铁路动工不久，火车只能到尾亚，接下来又坐了两天汽车， 我们满身是土，到乌鲁木齐已经是晚上了。

到了北门的八一剧场，正赶上吃饭，人很多，是演出后在吃夜宵。

文工团的团员都围过来看我，我感觉到我的生活发生了一点变化，围着我的演员都很漂亮，与我在北京小胡同里每天见到的人不一样，我感到很新奇。

两个哥哥都在八一子弟学校上学，星期六才能回来。

文工团的演员都是年轻人，很少有结过婚的，我几乎没有小朋友一起玩，但因此我成了团里最受宠的小孩子。

那些年轻的演员一没事就带着我玩，大伙都叫我“小三”。

我是八一剧场里的常客，每逢剧场有演出的时候，我就在剧场里窜来窜去，不管是包厢里还是后台、化妆间、乐池里都会有我小三的影子。

我想钻到哪里就钻到哪里。

军区评剧团演出评剧《杨乃武与小白菜》，我天天去看，没多久就能唱出剧中的许多段子，可惜好日子没有延续多久。

到了夏天，我就被父亲送到了政治部托儿所。

托儿所是全托，我也像两个哥哥一样只有星期六下午才能回家，到星期天下午就又要回去了。

秋天我就上了八一子弟学校的一年级，也是住校。

快乐的日子总是转瞬即逝。

总是有人要给父亲介绍对象，他都拒绝了。

父亲其实择偶的标准是很高的，同事给他介绍八一剧场的一个阿姨，父亲没同意。

那个阿姨对我很好，时常给我买水果罐头，有一次我把罐头带回家让父亲帮我打开，他知道是那位阿姨给我买的后很生气，骂了我一顿，让我再不要拿别人的东西。

我想，父亲没有再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我们。

这时候父亲总是很忙，我一年中能见到父亲的日子很有限，他经常参加演出和下连队体验生活，一出去就是半年，最少也有几个月。

他在的时候，星期天就把我和两个哥哥都接回来。

我与两个哥哥一周才能见一面，这样的生活，让我们家的人都很独立，互相之间不是非常留恋，谁来了谁走了，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是到了冬天，父亲就是再忙他也会抽空亲手为我们每人织一双毛线袜子。

当时有人好奇的问父亲怎么会毛线活，父亲说是在坐牢的时候学会的，这件事情不能不让我感动。

父亲入狱后，我们再也穿不上他织的毛袜了。

1958年底，新疆话剧团排了一出话剧《步步紧跟毛主席》，是准备1959年到北京去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汇演的剧目。

剧本写出来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审查没有通过。

创作班子被解散，组织上又重新组织了个创作班子，并指派作家陈村与团长季阳来写剧本。

他俩很着急，怕时间来不及了。

这时候陈村提出:“能不能找找王洛宾，他比较擅长搞这个。如果请他参与，这事就好办了。”

新疆话剧团团长季阳听了陈村的建议，觉得有道理，但又有点担心，听说“反右”运动以后，王洛宾又被监控了，以王洛宾不明不白的身份，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务让他参与恐怕上面未必会通过。

但此时，他们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向上级提出了让我父亲参与剧本修改的建议。

建议虽提出了，也没有多少信心。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通气”后，放出话来:“王洛宾可以用。”

季阳和陈村高兴极了，立即就来找父亲。

父亲看了剧本的内容，剧情是:

1955年，新疆于田县维吾尔族翻身农民、七十多岁的库尔班·吐鲁木老人为了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背着干粮、骑着毛驴上北京，要去看望毛主席，被县委派人追回来了。

1958年库尔班当上了劳动模范，终于实现了去北京见毛主席的愿望。

有一张毛主席与老人握手的照片被印成了宣传画。

父亲不想接这个任务，他说自己头上有“帽子”，还属于监控使用，有关伟大领袖的剧目，他参与恐怕不合适。

季阳请他放心，他们握有尚方宝剑，让他尽管放心大胆地工作，不用怕。

父亲觉得按原来的本子继续搞下去，成功的希望不大，建议还是做成音乐话剧比较容易。

献礼剧目，目的就是歌颂领袖、歌颂党、歌颂新社会，搞成音乐剧又喜庆又热闹，又有边疆少数民族特色，容易出效果。

剧目按父亲的设想将原来单调的话剧改成了音乐话剧，全剧都由维吾尔族乐曲贯穿，极有戏剧效果，又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

父亲为音乐剧写了一首主题歌:《萨拉姆，毛主席》(萨拉姆是维吾尔语“衷心祝福”之意)。

剧排出来后，很快就获得了通过，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到北京参加汇演。

演出非常成功，剧组在怀仁堂小礼堂为毛泽东主席和他的战友们演了专场。

毛泽东主席情不自禁地站起来热烈鼓掌。

而父亲却没有资格去北京领略成功的风光，享受荣耀。

主题歌《萨拉姆，毛主席》一下子在全国唱红了，大江南北都响起了新疆维吾尔族乐曲的旋律。

看到演出如此成功，农垦部部长王震更是兴奋不已，将剧组介绍到中央和国家机关演出，光在北京就演了两个多月。

演出结束后，剧组的成员回了新疆，陈村和季阳等人被留在北京，他们被告之，要再将剧本进行修改充实，然后在剧末加上新的内容:选一个像毛泽东主席的演员走上舞台，与库尔班大叔紧紧握手。

这个任务是周恩来总理批示安排的。

毕竟在这以前，领袖的身影还没有在舞台上出现过。

作品改完回到乌鲁木齐已到了1960年4月，陈村回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给我父亲报喜，让他也高兴一下，分享成功的快乐。

作品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喜爱，在北京受到了如此欢迎，无论如何是件荣耀的事，在政治上也算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陈村来到我家，所谓家也就是父亲的办公室。

门上挂了一把大锁，锁上落满了尘土，好像很久没有人打开过了。

邻居的眼神既警惕又不友好，像对待特务一样看着每个来到这把大锁前的人。

当陈村知道父亲又被抓了起来时，他却还是很纳闷，王洛宾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被捕？

现在既不是运动时期，也没什么特别行动，“反右”这么大的运动，他都没有受到大的冲击，现在平平静静的时候，他怎么反倒进了监狱？

他又没做什么特别的事，也没说过什么话，甚至在男女关系上都没有出过问题，怎么会又被抓进去了呢？

他百思不得其解，这真是个谜呀。

1960年4月，我刚下课准备到外面去玩，班主任老师叫我到办公室去。

我高高兴兴地来到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位军官，他对我说，以后周末不用回家了，就待在学校。

他用很严肃的口气对我说:“你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你们做儿子的都要和他划清界线，要积极检举你父亲的罪行。”

我心里的坏人就是电影里的特务，反革命与特务是不是一样我不知道，也不懂反革命是干什么的。

他还说:“这次就不让你见你父亲了，你年纪太小，父子相见恐怕会对你目前的思想有影响，以后再说吧。”

父亲被抓起来的消息一下子就在学校传播开来，父亲又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大哥在1959年就被父亲送回北京上中学，八一子弟学校里就我和二哥，他上五年级，我上二年级。

从那以后，我们在学校里就抬不起头来了，同学们经常骂我们， 而我们也不敢吭声。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