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方面，他试图以此对中国政治的混乱状况有一个符合逻辑的把握；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过去上千年的历史与社会状况进行详细考察的一项空前的研究。

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论》无疑是内藤湖南的一个雄心勃勃的尝试。

一方面，他试图以此对中国政治的混乱状况有一个符合逻辑的把握；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过去上千年的历史与社会状况进行详细考察的一项空前的研究。

作为历史学家，被外界誉为“东方学巨匠”的内藤湖南坚持认为，必须从长期的历史发展背景来对中国的现状作学术探讨。加之，中国政局混乱的情况在辛亥革命结束后的是十年间，似乎毫无收敛的趋势，这更加强了他的“使命”感。

内藤湖南（1866一1934）

在1912年夏秋之际的朝鲜旅行之后，内藤湖南开始构想把自己在“中国往何处去”这一问题上所作的思考写成一本书。从1913年10月开始，他请人做了五次口述笔记，于1914年春以《中国论》为题加以出版。

在书中，内藤湖南不仅提出了中国将会诞生立宪共和政治的预想，而且考察了这种政治形态的历史前提与社会基础，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文化的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早在宋朝就已经进入到了“近世”时代。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理解“近世”的内涵？对此，他将地方社会逐渐与中央政府相隔绝的倾向视为“近世”中国的重要特征。

展开来说，在“近世”，伴随着文化重要性的不断增大，政治的重要性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反而逐渐减少。

这就意味着，数百年来与中央政府互相疏远或者对立的中国人，已经获得了不依赖于地方官僚之手而生活的智慧，这就是“近世”时代政治重要性消失的具体表现。

《中国论》内页

然而，在辛亥革命结束后的数年间，他所期待的“共和政治”根本就没有实现。

现实情况是，中国依然存在众多必须改革或者说实行“近代化”的领域。比如中国长久以来的专制政治和官僚制度，依然在极大程度上阻碍着改革的进程，即便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些障碍也从未得到彻底消除。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究竟能否依靠自己的力量实行改革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改革要花多少时间，改革期间是否会产生更严重的问题呢？

实际上，直到他在1934去世为止，他不断地在自己的著作中追问并讨论这些问题。当然，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首先，对于迟迟不能实行改革的中国，以及“既全面否认本国文化又不断非难日本的众多中国知识分子”，他的态度逐渐变得焦急起来。

其次，他坚定认为，在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及其改革中，日本所能发挥作用的重要性会不断增加。

National Geographic China 1912

在1911— 1914年间，内藤湖南对中国未来共和政治的可能性，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1916年——即袁世凯去世前数月——内藤湖南发表了一篇时评，对他意图复辟帝制的政权做出了明确批判。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要想成为自强的大国，就必须建立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同时效仿日本和德国，走富国强兵的路线”。

除此之外，包括部分日本学者在内的外国评论家们也认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帝制国家，尚未具备共和政治经验，所以理应恢复君主集权专制制度。

实际上，这也是袁世凯“复辟”的理论源泉之一。

“祭天”的袁世凯

对此，内藤湖南将之视为是一种“误解”，并举例说，“在德川幕府末期，也没人能预料日本能在二三十年内由封建政体转向立宪政治”。

在他看来，中国政治混乱的根源，在于中央政权的软弱无能。而试图逆历史潮流去恢复旧制，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正确的做法是，中国必须大幅精简中央政府架构，将更多权力与资源下放至地方，以增强地方治理能力。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内藤湖南指出，明末清初的经世学者们早就强烈批判君主专制是一切弊政的根源，并主张若不推行地方分权、不以民意为根基，政治就难以实现良好治理与长治久安。

所以，中国真正需要的政治模式是，由非世袭的元首领导一个小规模的中央政府，政府真正代表人民，同时大力充实地方政治，使其能直接反映民众意愿。与此同时，在中央层面，一些棘手的政治问题，可以尝试在外国的协助下妥善解决。

总的来说，内藤湖南的主张大致是这样的：

首先，“中国今日第一要务，实为维持共和政治”；其次，“向外国人开放政府机关，此乃维持中国安全以及东亚安全和平之关键”，为了结束中国政治的混乱局面以及确立共和政治，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需要向中国提供“建言”。

内藤湖南访欧时期所用的护照

在发表于1917年夏的一篇时评中，内藤湖南再度发出呼吁，“中国的政治混乱正日趋严重，观察者不应只盯着北京等地的眼前局势，更应看清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在他看来，尽管在辛亥革命结束后，与支持国会的共和派相比，更具优势的似乎是“清朝复辟论者”。然而，后者充其量只是“过时势力”的代表而已，确立共和政治才是中国人民的“潜在势力”所追求的目标。

这就意味着，中国终将从当前的乱局中走出，建立宪政共和制度。因此，他建议日本政府，若想避免因误判而决策失误，就应当基于这一历史趋势来制定对华政策。

内藤湖南还注意到，尽管各地“督军”解散了重开的国会，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已经牢牢掌握了国家统治权。

因此，中国的军阀们也可能像日本维新初期的萨摩、长州等主动废除列藩体制的政治领袖一样，自行结束割据局面。即便这种可能性较小，但中国历来有在军阀幕僚中涌现优秀人才的传统，这一点值得期待。

倘若这一传统得以复兴，那么段祺瑞、黎元洪、张勋等军阀麾下的幕僚们或许能够联合起来，革除军阀体制的积弊，重新确立国会的权威。

北洋军阀（1917—1918）

说到这儿，内藤湖南特别强调，正如日本幕末维新史所昭示的那样，无论中国军阀自身意愿如何，“政治的时代思潮”必将推动中国向共和政治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势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源于民众深层的政治诉求和社会发展需求。

不过话说回来，在进入1918年以后，内藤湖南对恢复中国秩序表现出了较为悲观的态度。

比如他在写于4月的时评文章中指出，不仅军阀割据的局面从未呈现出任何缓和的迹象，那些在政府中任职的知识分子们，甚至“连科举时代策论之学所培养的浅薄教养都远未达到”，这令自己感到非常沮丧。

展开来说，康有为、张之洞等人尽管曾推动改革，但对改革的理解极为有限；而近年留学归来的政治家，“其内外政策皆在黑暗中摸索，步履维艰”。

对此，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历史上每逢乱世，常会出现能够顺应大势、实现“大一统”的杰出政治家，但当下却未见此类人物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表示，“现在中国政治纷乱之责任，过半在于我国（日本）舆论之无定见。此无定见，不只是政府的政策有责任”，对中国政治、经济援助方面表现冷淡的议会，以及新闻杂志所反映的一般公众舆论，也负有一定责任。

电影《茶馆》剧照

在1919年3月的时评中，内藤湖南不再将辛亥革命与明治维新相提并论。他指出，二者存在根本差异：

明治维新实现了日本国家的统一，而辛亥革命反而加剧了社会动荡。

明治维新显著“减轻了农民负担”，而中国农民却“因革命承受更重赋税”。

日本借明治维新使得“国力持续增强”，而辛亥革命则摧毁了清末五十年来的改革成果，使国家“倒退至近乎无政府的自然放任状态”。

辛亥革命后，中央政府财政窘迫，仅能依赖外债和由外国人掌控的盐税收入得以勉强维持；军阀所率军队素质低下，地方政治也“未见分毫改善”。

基于上述现实，内藤湖南得出结论：

中国的政治改革，或所谓“政治复兴”，终究无法依靠中国人自身实现。借助外国力量才是最为便捷、经济之路。这一点，早晚中外各方都应醒悟。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的现状骤然悲观起来的内藤湖南，以前所未有的直截了当之笔触写出了自己的想法。

电影《茶馆》剧照

一战结束后，中国的统一与安定对维持东亚和平至关重要。然而，欧洲各国因国内经济问题棘手，已无力继续施加对华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内藤湖南注意到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不稳定因素——排日运动。

从内藤湖南的立场看，当时军阀仍控制着中国大部分地区，局势本已十分严峻。在此情况下，反日活动家的言论不仅“不负责任”，更是危险的。

他认为，中国已处于“亡国边缘”，而这些反日活动家们，或许将会与东汉末年遭遇党锢之祸者、唐末为朱全忠所杀的所谓“清流”派，以及明末的东林党人一样，在自我毁灭的同时也使国家遭受毁灭的命运。

基于对军阀割据局面的判断，内藤湖南进一步提出了新的见解。

他认为，没有一个军阀真正愿意为统一中国而献身，在此背景下，“结局有利且安全的统一，最终必将通过武力实现，整理军队最简便的方法便是战争。”

内藤湖南承认，战争会带来国家动荡，但也同时指出，“与和平解散军队相比，战争所需费用要少得多”。他以五代的周世宗为例，说明在乱世中积聚实力终能实现统一，

它还推断，“今日北京的两大势力，若一方敢于冒险征服另一方，其势力便能控制半个中国；而一旦控制半壁江山，统一全国亦非难事。”

五四运动主题绘作

在1921年元旦发表的评论中，内藤湖南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已无法寄望于军阀、青年学生以及官僚阶层。

他还认为，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间，日渐衰落的商人阶层是否能够具备收拾政治乱局的能力，同样也值得怀疑。

当然，内藤湖南也认为，“中国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他们虽未在以往的文化发展中发挥显著作用，却仍蕴藏着崭新的潜力”。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以日本为例，说明农民阶层在二十年内便超越士族迅速崛起，“如今政治势力大半为农民所掌握”。

内藤湖南还观察到，清末以来中国农民虽赋税加重，却未屈服，反而逐渐积累财富，增强自卫能力。因此，倘若未来工业得以发展，农民阶层还能为地方提供原料资源，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潜在力量。

再加上在镇压白莲教与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地方农民自卫团体展现出自身实力并积累了信心。因此他主张，中国农民应充分发挥这种“自卫实力”，以防止“赤化运动”导致社会崩溃。

电影《茶馆》中的普通民众

但到了1922年8月，内藤湖南发表了一系列连载文章，以辛辣口吻批判中国的政府、军阀与民众。其语气语调迥异于以往格调高雅的文字，甚至还带有些许怒气。

他讽刺道：“直奉战争虽如儿戏一般，却也能掀翻大总统的宝座”。然而，“战端方启即告停火，双方似已无力再战——可见中国人民竟连持续内乱的力气都已丧失，实为民族衰老之征兆”。

内藤湖南还表示，当时中国各地倡导“联省自治”的人士，并未真正理解实现这一理想的前提是必须废除督军制度。

这是因为，联省自治需要由中央掌握军权，使地方政府完全脱离军事干预。然而，中国并没有具备实践这一理想实力的政治家。

除了军阀之外，他也看不到能推动统一的其他力量。欧美各国因忙于国内事务，对华采取温和政策，这反而助长了军阀的专横。其结果便是，地方军阀势力日益膨胀，而国家复兴的力量却变得日渐衰弱。

在这种局面下，国家统一的前景十分渺茫。因此，内藤湖南表示，像美国提出的“开放中国”“恢复中国权利”等政策，都是基于对中国无力自主治理现状的误解；对于政局日趋混乱的中国而言，“国家整合”已成为脱离现实的空谈。

电影《茶馆》剧照

进入1920年以后，内藤湖南全面主张“外国介入是实现统一的必要手段”。他甚至提出，未来中国的政治、财政等机构可能需要由外国人管理。

原因很简单，虽然中国拥有自宋朝以来发展出的高度文明和先进社会组织，但如今要实现政治改革，必须尽快接受外国援助。

比如在1921年12月，他在《表现》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的国际管理论》一文。

他引经据典，以唐朝“广纳外国人为官”以及晚清任用外国人管理海关“所带来的好处”为依据，断言“老朽的中国早已无法由中国人自己管理”，并警告中国——“国际管理”已经是“自然地成行”：

中国是一个没有国家观念的一盘散沙的社会，国防建设除了白白浪费钱财外毫无意义，在列强的在华利益相互制衡的现实情况下，由外国、特别是日本人管理中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的成行”，是最方便、经济的办法；反之，中国在‘任何时候都难以享受真正和平和人民幸福。

郑孝胥拜访内藤湖南（1934）

在今天看来，这似乎体现了他对“中国自主改革”的彻底失望。他甚至认为，不管中国人要求与否，也不管中国人愿意与否，为了打开中国现在的困局，即便行使一些武力，也必须在中国实现由列强共同进行“国际管理”的目标。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论述用“蛮不讲理”来形容也丝毫不为过，更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无法接受的。

历史经验表明，当日本将精力聚焦于国内建设而非对外扩张，同时以尊重态度对待中国等邻国之时，其自身发展也最为顺利。

因此，日本应以理性、客观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处理对华关系，避免受感性冲动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这不仅有助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日本履行其促进亚洲和谐繁荣的责任，为地区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