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雨刮器在我的破烂丰田货车挡风玻璃上，像个快断气的老头，左右摇摆，发出“咯吱咯吱”的呻吟，但屁用没有。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

香港在下雨。

不是那种淅淅沥沥的文艺毛毛雨，是拿盆往下倒的倾盆大雨。

雨刮器在我的破烂丰田货车挡风玻璃上，像个快断气的老头，左右摇摆，发出“咯吱咯吱”的呻吟，但屁用没有。

车窗外，整个世界都糊成了一片，霓虹灯的颜色被雨水晕开，像一幅喝醉了酒的梵高画的画。

我把最后一箱冷冻牛百叶从车上搬下来，扔在“新发茶餐厅”的后门口。

腰像被谁打了一拳，酸得我龇牙咧嘴。

“阿望，进来喝杯冻柠茶再走啦！这鬼天气！”

茶餐厅老板李伯探出他那个油光锃亮的脑袋，朝我喊。

我摆摆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分不清是汗还是雨。

“不了，李伯，还得赶下一趟。”

我撒了谎。

没有下一趟了。今天是七月一号，历史性的日子，全香港放假，谁还开工？

只有我这种手停口停的烂命，才会想着多跑一趟，赚那三百两百。

可连老天爷都觉得我可笑，用一场大雨把我这点妄想浇得透心凉。

我钻回我的“老婆”，那辆比我岁数都大的货车，点上一根红双喜。

烟雾在狭小的驾驶室里弥漫开，呛得我咳了两声。

车载收音机里，一个女主持正用一种激动到快要哭出来的声音，实时播报着交接仪式。

“……米字旗正在缓缓降下，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啪”的一声关掉了收音机。

时代结不结束，关我屁事。

明天太阳升起来，我还不是得去码头拉货，还得听肥彪那个死胖子吹牛，还得盘算着这个月交完房租，还能剩多少钱带阿敏去看场电影。

阿敏是我的女朋友，在一家小小的服装店里卖衣服，每个月赚的钱，也就够她自己买几件廉价的化妆品。

我们俩，是这个号称“东方之珠”的城市里，最不起眼的两粒尘埃。

手机响了，是那种最老土的诺基亚。

我接起来，是阿敏。

“阿望，你跑完啦？雨好大，你小心点开车。”

“知道了。”我的声音有点闷。

“晚上……还回家吃饭吗？”她问得小心翼翼。

我懂她的意思。

回家，就意味着要面对我妈那张比这天气还阴沉的脸。

尤其是在今天这种日子。

“回。”我说，“我妈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阿敏说：“好，那我下班了去街市买点菜，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豉汁排骨。”

“嗯。”

挂了电话，我把烟头狠狠地摁在烟灰缸里。

心里那股无名火，“噌”地一下就蹿了上来。

回家。

家。

我在旺角有“家”。一个两百呎（约18.5平方米）都不到的唐楼单位，厨房和厕所挤在一起，转身都费劲。

我和我妈，就像两只被困在罐头里的沙丁鱼。

我发动货车，车身剧烈地抖动了一下，像个得了帕金森的老人。

我一脚油门踩下去，汇入那片被雨水模糊的车流。

车轮碾过路面的积水，溅起高高的水花，打在路边那些撑着伞，翘首期盼着什么的行人身上。

他们在期盼什么？

一个新的时代？更好的生活？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的生活就像这辆破车，修修补补，勉强能开，但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在哪个路口彻底熄火。

回到那栋破旧的唐楼下，我刚停好车，就看到了一样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东西。

一辆奔驰。

黑色的，锃亮，车头那个三叉星的标志，在昏暗的路灯下，像个嘲讽的笑脸。

它就停在我的破货车旁边，那种对比，刺眼得让我胃里一阵翻腾。

一个穿着笔挺西装，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男人，撑着一把巨大的黑伞，站在车边。

他看见我下车，径直朝我走了过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

第一反应是，条子？

不对，条子不长这样。

那就是……追债的？

可我没欠高利贷啊。

“请问，是陈望先生吗？”男人开口了，普通话，字正腔圆，带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客气。

我皱着眉，没出声，只是点了点头。

心里已经把所有可能得罪过的人都过了一遍。

男人递过来一张名片，制作精良，烫金的字体。

“我叫林文，是陈志平先生的私人助理。”

陈志平？

这个名字像一把生了锈的钥匙，在我脑子里某个尘封已久的角落里，刮擦了一下。

很陌生。

又有点……该死的熟悉。

我没接那张名片。

“我不认识什么陈志平。”我冷冷地说。

林文脸上依旧挂着那种职业化的微笑，仿佛早就料到我会是这个反应。

“陈先生是您的父亲。”

轰！

我感觉我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雨声，风声，街上嘈杂的人声，在那一瞬间全部消失了。

我只能听见我自己的心跳，擂鼓一样，一下，一下，砸在我的胸腔上。

父亲？

我他妈的哪来的父亲？

我的父亲，在我妈的嘴里，是个“死了的衰人”。

在我模糊的童年记忆里，他只是一个泛黄照片上，模糊不清的背影。

“你搞错了。”我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绕过他就要上楼。

手臂，却被他轻轻地拦住了。

他的力气不大，但我却像被电击了一样，浑身僵硬。

“陈望先生，我们没有搞错。”林文的声音压低了些，“陈先生……他从台湾过来，专程为了见您。他就在车里。”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向那辆黑色的奔驰。

后座的车窗贴着深色的膜，我什么也看不见。

但我能感觉到。

有一双眼睛，正在那片黑暗的背后，注视着我。

我的拳头，在裤子口袋里，捏得死死的。

指甲陷进肉里，传来一阵刺痛。

“让他滚。”

我说。

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冰窖里捞出来的。

说完，我甩开林文的手，头也不回地冲进了楼道。

楼道里那股熟悉的，潮湿的，混杂着各种饭菜和垃圾味道的气息，让我稍微回过神来。

我一口气爬上七楼，用钥匙打开门。

我妈正坐在那张小小的折叠饭桌前，一边摘着菜，一边看着电视。

电视里，正在重播白天的交接仪式。

她的表情很平静，看不出喜怒。

“妈，我回来了。”

她“嗯”了一声，眼皮都没抬一下。

“吃饭。”

桌上摆着两菜一汤。一盘豉汁排骨，一盘炒青菜，还有一碗紫菜蛋花汤。

没有阿敏。她大概是看我妈脸色不好，放下菜就走了。

我坐下来，拿起筷子，却一点胃口都没有。

刚才楼下的那一幕，像电影慢镜头一样，在我脑海里反复播放。

陈志平。

父亲。

台湾。

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像一个荒诞的笑话。

“怎么不吃？”我妈终于看了我一眼，“在外面吃饱了？”

她的声音总是带着一种刻薄的质问，二十多年了，我已经习惯了。

我扒拉了两口饭，然后放下筷子。

“妈。”

“说。”

“楼下……”我深吸一口气，“有个人找我。”

我妈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

“谁？”

“他说……他是我爸的助理。”

“啪嗒。”

一根青菜掉在了地上。

我妈慢慢地，慢慢地抬起头。

她的眼睛里，瞬间涌上了一股我从未见过的，混杂着怨毒、嘲讽和巨大悲伤的情绪。

“他还没死啊？”

她问，声音干涩得像被砂纸打磨过。

“他说……他从台湾来，想见我。”

“见你？”我妈突然笑了起来，笑声尖锐刺耳，“他还有脸回来？他还有脸见你？二十七年了！他当自己是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她猛地站起来，因为动作太猛，带倒了身后的凳子。

“他回来干什么？看我们母子俩是怎么像狗一样活着的吗？看你为了赚那几百块钱，天天累得像条死鱼吗？”

“他当年走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啊？你说你爸死了！你让我当他死了！”

她的声音越来越大，变成了歇斯里地的尖叫。

邻居“砰砰砰”地开始砸墙。

“吵什么吵！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我妈像是没听见，她通红着眼睛瞪着我，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你现在是要去认他了？是不是？看见人家开着好车来，你就心动了？你就忘了我们这二十多年是怎么过的了？”

“我没有！”我吼了回去，胸口那股压抑了一晚上的火，终于找到了出口，“我让他滚了！”

整个房间瞬间安静了下来。

只剩下电视里那个女主持还在用慷慨激昂的声音说着什么“历史新篇章”。

我妈死死地盯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缓缓地瘫坐在地上，捂着脸，发出了压抑的，野兽一样的呜咽。

那一刻，我心如刀绞。

我知道，那个叫陈志平的男人，他带回来的，不只是他自己。

他还带回了二十七年的空缺，二十七年的怨恨，和二十七年的伤疤。

而我，和我妈，就是那块被撕开的，血肉模糊的伤疤。

那一晚，我失眠了。

躺在客厅那张吱吱作响的沙发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因为潮湿而生出的霉斑。

那些霉斑，像一张不断变幻的地图。

我仿佛能看到，一个年轻的男人，在某个同样的雨夜，抛下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头也不回地离开。

他去了哪里？

台湾。

为什么是台湾？

我不知道。我妈从来不说。

她只是用日复一日的沉默和怨恨，在我心里刻下了一个认知：我没有父亲。

第二天，雨停了。

但天色依旧阴沉，像一块脏兮兮的抹布。

我照常出车，麻木地在九龙的各个工业区之间穿梭。

肥彪坐在副驾驶上，嘴巴像机关枪一样说个不停。

“阿望，我跟你说，昨晚那场面，啧啧，英国佬那个旗子降下来的时候，我心里那个爽啊！”

“以后咱们就是中国人了！我看那些鬼佬还敢不敢那么嚣张！”

我没搭理他，只是默默地抽着烟。

“哎，你今天怎么了？跟丢了魂一样。”肥彪终于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

我把烟头弹到窗外。

“没什么，没睡好。”

“也是，昨晚那么历史性的时刻，谁睡得着啊。”肥彪自顾自地找到了理由，“对了，晚上去不去钵兰街喝一杯？庆祝一下！我请！”

“不去，要陪阿敏。”

提到阿敏，我心里才稍微有了一丝暖意。

她是我的锚。

如果没有她，我可能早就被生活的洪水冲走了。

下午，我去阿敏店里找她。

她正在给一个塑料模特换衣服，看见我，眼睛一亮。

“你怎么来了？”

“想你了。”我说。

她笑了，脸颊上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

“少来。是不是又跟你妈吵架了？”

我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她叹了口气，拉着我走到店铺后面的小仓库里。

“又为了什么啊？”

我靠在堆满纸箱的墙上，把昨天晚上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我以为她会跟我一样愤怒，或者至少，会站在我这边，痛骂那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但她听完后，却沉默了。

她只是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所以……他现在很有钱？”她问。

我愣了一下。

“这重要吗？”

“当然重要！”阿敏的声调高了一点，“阿望，你清醒一点！他有钱，他是你爸！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啊！”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好事？阿敏，你知不知道我妈是怎么熬过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从小到大，被人指着鼻子骂‘野种’是什么滋味？”

“我当然知道！”她也急了，“可那是过去的事了！人要往前看啊！他现在回来找你，说明他心里有愧，他想补偿你！”

“补偿？”我冷笑一声，“他拿什么补偿？钱吗？他以为钱能买回这二十七年吗？”

“钱为什么不能？！”阿敏的声音比我还大，“有了钱，你妈就不用挤在那个破房子里！有了钱，你就不用开那辆破车，天天累死累活！有了钱，我们就可以结婚，可以买我们自己的房子，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

我们第一次吵得这么凶。

在那个堆满杂物的，狭小又闷热的仓库里。

最后，我几乎是摔门而出。

我开着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

收音机里，播放着张学友的《她来听我的演唱会》。

“……我唱得她心醉，我唱得她心碎……”

我一拳砸在方向盘上。

为什么？

为什么所有人都觉得，那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他们都只看到了“富豪”，却没有人问我，愿不愿意多一个“父亲”？

傍晚，我把车停在维多利亚港边上。

海面上很平静，对岸港岛的灯光，像打翻了的珠宝盒，璀璨夺目。

很多人在这里拍照，脸上洋溢着笑容。

这一切的热闹和喜悦，都与我无关。

我像一个局外人，冷眼旁观着这个我生活了二十七年的城市，突然觉得无比陌生。

手机又响了。

我以为是阿敏，拿起来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

我按了拒接。

很快，那个号码又打了过来。

我再拒接。

第三次，它又响了。

我烦躁地接起来，吼道：“谁啊！有完没完！”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一个苍老、沙哑，带着浓重口音的男声，小心翼翼地响起。

“是……是阿望吗？”

我的手，抖了一下。

这个声音……

“我是……爸爸。”

“啪。”

我把电话挂了。

然后，我把手机里那块小小的SIM卡抠出来，用尽全身力气，扔进了维多利亚港。

去你妈的爸爸。

我没有爸爸。

接下来的几天，我的生活仿佛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静。

那个叫林文的助理没有再出现。

那辆黑色的奔驰也没有再停在我家楼下。

我妈恢复了往常的沉默，只是脸色比以前更难看了。

阿敏给我打了几次电话，我没接。她来店里找我，我也躲着她。

我知道我在逃避。

我像一只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以为这样就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但现实总会用最粗暴的方式，把你的头从沙子里揪出来。

那天，我正在帮一个客户从中环拉一批红酒去半山。

半山，香港的富人区。

那里的路又窄又陡，我的破货车爬坡的时候，发出了痛苦的嘶吼，我真怕它当场散架。

好不容易到了地方，是一栋气派的独栋别墅。

我把红酒一箱一箱地搬进去，一个菲佣指挥着我放在地下酒窖。

搬完最后一箱，我累得满身是汗，衬衫都湿透了。

菲佣递给我五百块钱，和一杯冰水。

“辛苦了，先生。”

我接过钱，正准备走，一个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让他等一下。”

还是那个苍老、沙哑的声音。

我身体一僵，慢慢地转过身。

一个老人，坐在一张轮椅上，被林文推着，从别墅的客厅里出来。

他很瘦，穿着一身中式的真丝对襟衫，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和老人斑。

头发已经全白了，稀疏地贴在头皮上。

但他那双眼睛，却异常明亮。

不，是锐利。

像鹰的眼睛。

他就那样看着我，目光里有探究，有审视，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复杂的情绪。

这就是陈志平。

我的……父亲。

“你就是阿望。”他开口了，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我没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比照片上看着……要结实。”他又说，嘴角似乎想扯出一个微笑，但失败了。

“找我干什么？”我终于开口，声音干得像要冒烟。

“想……看看你。”他说，“你长得很像我年轻的时候。”

“是吗？”我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充满讽刺的笑容，“可惜我不想像你。”

他的脸色白了一下，眼神也黯淡了下去。

旁边的林文想说什么，被他抬手制止了。

“我知道……你恨我。”他缓缓地说，“你妈妈……她还好吗？”

“她好不好，关你屁事？”我的火气又上来了，“你有什么资格问她？”

“阿望！”他突然叫了我的名字，声音里带着一丝恳求，“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用。二十七年……不是几句话就能抹掉的。”

“你既然知道，还回来干什么？”我步步紧逼，“回来炫耀你的成功吗？回来看看我们这对被你抛弃的母子，过得有多狼狈吗？”

“不是的！”他激动起来，挣扎着想从轮椅上站起来，但被林文按住了。

他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

林文赶紧给他拍着背，又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药瓶，倒出几粒药喂他吃下。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来。

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疲惫和哀伤。

“阿望……当年的事……很复杂。”他喘着气说，“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没有抛弃你们。”

“呵。”我冷笑，“那是什么？出去旅游，忘了回家路了？”

我的刻薄，像一把刀，扎在他身上。

也扎在我自己身上。

他没有再辩解，只是深深地看着我。

然后，他从口袋里，颤颤巍巍地掏出一个信封。

一个很厚的牛皮纸信封。

“这里面……是一张支票。”他说，“密码是你的生日。我知道，这些弥补不了什么……但至少，可以让你和你妈妈，生活得好一点。”

他让林文把信封递给我。

我看着那个信封，就像看着一条毒蛇。

“我不要。”我说。

“阿望……”

“我说我不要！”我几乎是吼出来的，“你以为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了？你以为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我告诉你，陈志平，我陈望就算饿死，就算去街上要饭，也不会要你一分钱！”

说完，我转身就走。

“站住！”

他用尽全身力气喊道。

我停下脚步，但没有回头。

“你是不是觉得……我亏欠了你？”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冰冷而陌生。

“我告诉你，当年我离开香港，是逼不得已！我九死一生才到台湾，从码头扛包开始，一步一步，才有今天！我给你们寄过钱！寄过很多次！是你们没有收到！”

“我找了你们二十多年！你以为很容易吗？你以为我不想回来吗？”

“你现在过的这种生活，是你自己的选择！不是我造成的！你没有资格在我面前摆出这副样子！”

他的话，像一盆冰水，从我的头顶浇下来。

我浑身冰冷。

我慢慢地转过身，看着他那张因为激动而扭曲的脸。

原来是这样。

原来在他眼里，我今天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活该。

我笑了。

发自内心地笑了出来。

“好。”我说，“你说得都对。”

“陈先生，我帮你搬完了货，钱也收了。现在，我可以走了吗？”

我故意用最疏离，最客气的称呼。

他愣住了。

他可能没想到，我会是这个反应。

我没再等他回答，大步走出了那栋豪宅。

外面的阳光很刺眼，照得我眼睛生疼。

我坐进我的破货车，发动引擎。

从后视镜里，我看到他被林文推着，追了出来。

他张着嘴，似乎在喊着什么。

但我听不见了。

我一脚油门，把那栋豪宅，和那个自称是我父亲的男人，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

一个人，在大排档，一瓶一瓶地灌着蓝妹啤酒。

肥彪和几个朋友也来了，他们说着荤段子，划着拳，吵吵嚷嚷。

我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喝酒。

最后，我喝趴下了。

是肥彪把我扛回家的。

我醉得不省人事，但我能感觉到，有人在帮我擦脸，帮我盖被子。

是阿敏。

第二天醒来，头痛欲裂。

阿敏坐在我的沙发床边，眼睛又红又肿。

桌上放着一碗醒酒汤。

“你终于醒了。”她说，声音沙哑。

我坐起来，看着她。

“对不起。”我说。

她摇了摇头，眼泪掉了下来。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阿望，我不该那么说你……我不该只想着钱。”

她扑进我怀里，放声大哭。

“我只是……我只是怕了。我怕我们一辈子都这样。我怕你太辛苦了。”

我抱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我知道她是为了我好。

我们都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底层人，突然看到一根可能救命的稻草，谁能不心动？

错的不是她。

错的是那个叫陈志平的男人。

是他，搅乱了我们原本虽然贫穷，但还算平静的生活。

我和阿敏和好了。

但我和我妈之间，那道看不见的墙，却越来越厚。

她知道了我和陈志平见过面的事。

我不知道是谁告诉她的。也许是肥彪喝多了说漏了嘴，也许是邻居看到了什么。

总之，她知道了。

她没有骂我，也没有哭。

她只是不跟我说话了。

她给我做饭，给我洗衣服，但就是不看我，不跟我说一句话。

那种沉默，比任何争吵都让我窒息。

家里成了冰窖。

我开始越来越晚回家，有时候干脆就在车里睡。

我以为，只要我离得远远的，这一切就会过去。

直到那天，我接到了李伯的电话。

“阿望！你快回来！你妈出事了！”

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我疯了一样地往家赶，一路上闯了好几个红灯。

当我冲进家门的时候，看到我妈躺在地上，脸色惨白，不省人事。

旁边，是几个手足无措的邻居。

“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我喊道。

救护车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

在医院的急诊室外，我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野兽，焦躁地来回踱步。

阿敏赶来了，紧紧地抱着我的胳膊。

“没事的，阿望，没事的……”她不停地安慰我。

但我什么都听不进去。

医生出来了。

“谁是病人家属？”

“我是！我是她儿子！”我冲过去。

医生的表情很严肃。

“病人是突发性脑溢血，情况很危险。需要立刻进行手术。”

“手术……那就做啊！”

“手术风险很高，而且……费用也很高。”医生看着我，递过来一张单子，“这是预估的费用，你们先去把住院手续和手术押金办一下。”

我看着那张单子上的一长串零，感觉天旋地转。

三十万。

押金就要三十万。

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银行卡里所有的积蓄都取了出来，又给肥彪他们所有我认识的人打了电话。

东拼西凑，连两万块都不到。

我站在缴费窗口前，看着那长长的队伍，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叫绝望。

钱。

我这辈子最痛恨，最不屑的东西。

现在，却成了压在我头上的五指山。

阿敏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心全是冷汗。

“阿望……”她看着我，欲言又止。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去找他。

去找那个男人。

那个我发誓，就算饿死也不会求他的男人。

我的尊严，我的骨气，在“脑溢血”这三个字面前，被击得粉碎。

我没有选择。

我拿出那个被我扔在车里角落的，林文的名片。

上面的烫金字体，在医院惨白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我拨通了那个电话。

“林先生吗？我是陈望。”我的声音，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我……想见陈志平。”

半个小时后，林文出现在了医院。

他没有多问一句，直接递给我一张卡。

“陈先生说，密码还是令郎的生日。里面的钱，您先用着。不够的话，随时跟我说。”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卡片，感觉它有千斤重。

“他……为什么不自己来？”我问。

林文叹了口气。

“陈先生他……身体一直不好。那天从您那里回去，就病倒了。医生不让他出门。”

我心里一震。

“他……怎么了？”

“心脏的老毛病了。”林文说，“陈先生在台湾，做过两次搭桥手术了。”

我没再说话。

拿着那张卡，我去缴了费。

当我把那张盖了章的收据交给医生时，我感觉自己像个出卖了灵魂的叛徒。

我妈被推进了手术室。

手术室门口那盏红色的灯，亮了起来。

像一只不祥的眼睛。

我和阿敏在外面等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小时候，我妈背着我，在工厂里做工，汗水滴在我的脸上。

想起她为了给我交学费，去给人家洗碗，一双手泡得又红又肿。

想起她每次在我被人欺负，骂我是“野种”的时候，会像一头母狮子一样冲上去，跟别人拼命。

她很苦。

她这辈子，太苦了。

而我，却因为那点可笑的自尊心，差点害死她。

我算什么儿子？

天亮的时候，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

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脸上带着疲惫。

“手术很成功。”他说，“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我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

阿敏扶住了我。

我哭了。

一个二十七岁的男人，在医院的走廊里，哭得像个孩子。

我妈被转到了加护病房。

隔着厚厚的玻璃，我看着她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脸上戴着氧气罩。

她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安静地躺在那里。

阿敏陪了我一会儿，就去帮我买早饭了。

走廊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一个护士走了过来，递给我一个塑料袋。

“这个，是在你妈妈口袋里发现的。”

我接过来，打开一看。

里面是一些被揉得皱巴巴的信纸，还有一个小小的，已经褪了色的护身符。

我展开那些信纸。

信，是写给我的。

字迹歪歪扭扭，是我妈的字。

“阿望：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可能已经不在了。

你不要难过。

妈这辈子，活得太累了。走了，也好。

我知道，你怪我。怪我瞒着你，怪我对你不好。

但妈是爱你的。

那个男人……他回来了。

我知道你见了他。

你不要恨他。

当年的事，不全怪他。

是我……是我把他的信都藏起来了。把他寄回来的钱，也都退回去了。

我恨他。

我恨他为什么要把我一个人扔下。

我不想让你跟他有任何关系。我怕……我怕你也会跟他一样，不要我了。

妈知道自己很自私。

可是阿望，妈只有你了。

如果……如果妈真的走了，你就去认他吧。

他有钱，他能让你过上好日子。

你不要再像妈一样，苦一辈子了。

……”

信纸上，有几处被泪水浸湿的痕迹。

我的手，抖得拿不住那几张薄薄的纸。

原来是这样。

原来，我妈什么都知道。

原来，那个男人没有说谎。

他真的寄过钱，写过信。

是我妈，用她的怨恨，筑起了一道高墙，隔开了我们二十七年。

我不知道该恨谁。

恨那个抛妻弃子的父亲？

还是恨这个因爱生恨的母亲？

或者，我最该恨的，是那个无能为力，被命运推着走的自己。

我慢慢地打开那个护身符。

里面，不是什么神佛的画像。

而是一张被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小照片。

照片已经泛黄，边缘都磨损了。

上面，是一个年轻的男人，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

男人笑得很灿烂，露出一口白牙。

那个男人，是年轻时的陈志平。

那个婴儿，是我。

照片的背后，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

“吾儿，陈望。望你平安，望你喜乐。”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一滴，一滴，落在照片上，晕开了那早已模糊的字迹。

我妈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

陈志平承担了所有的费用。

他把她转到了最好的私立医院，请了最好的护工。

他没有再来找我。

只是每天，林文都会准时出现，告诉我我妈的最新情况，然后递给我一个保温桶。

里面，是各种昂贵的补品和汤水。

有一次，我没忍住，问林文：“他……为什么不自己来？”

林文看着我，眼神有些复杂。

“陈先生说，他不想给你和你母亲，再增加压力了。”

“他说，等老夫人身体好一些，他会亲自来，跟她道歉。”

我妈恢复得很好。

虽然还需要做很长时间的康复治疗，但至少，她活下来了。

她能开口说话了，虽然还有点口齿不清。

她醒来后，看到我，第一句话是：“信……你看了？”

我点了点头。

她闭上眼睛，两行眼泪，从眼角滑落。

我们母子之间，什么都没说。

但那道冰封了多年的墙，在那一刻，悄悄地融化了。

出院那天，医院门口停着两辆车。

一辆是我的破货车。

另一辆，是那辆黑色的奔驰。

陈志平拄着拐杖，站在车边。

他比上次我见他的时候，又清瘦憔悴了许多。

我妈坐在轮椅上，被阿敏推着。

她看到了陈志平。

她的身体，明显地僵硬了一下。

陈志平慢慢地朝我们走过来。

他的脚步很慢，很沉。

每一步，都像是跨越了二十七年的时光。

他走到我妈面前，停了下来。

两个人，就那样对视着。

一个坐在轮椅上，一个拄着拐杖。

他们的脸上，都刻满了岁月的风霜。

“阿秀……”陈志平先开了口，声音沙哑得厉害，“对不起。”

我妈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

“这些年……苦了你了。”他又说。

我妈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掉。

她想抬手，似乎想打他。

但那只手，在半空中停住了。

最后，她只是无力地垂了下去。

“你……还回来干什么？”她终于说出了话，声音嘶哑，带着哭腔。

“我回来……接你们回家。”陈志平说。

家。

多么讽刺的一个词。

那天，我妈没有跟他走。

她还是选择跟我，回到了那个旺角的，两百呎的“家”。

但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陈志平没有强求。

他只是让林文，把一套公寓的钥匙，交到了我手上。

“这是陈先生给您和老夫人准备的。在港岛，环境很好。他说，什么时候想搬过去，都可以。”

他还给了我一张支票。

这次，我没有拒绝。

因为我妈的康复治疗，需要很多钱。

我的尊严，在现实面前，一文不值。

我没有辞掉我的工作。

我还是每天开着我的破货车，在香港的街头巷耗。

只是，我的心里，不再是空的了。

我开始尝试着，去了解那个叫陈志平的男人。

我从林文那里，知道了他的故事。

他出生在广东一个地主家庭，成分不好。

六十年代末，那场浩劫中，家里遭了难。

他为了活命，偷渡到了香港。

在香港，他认识了我妈，一个同样从内地逃过来的工厂妹。

两个在异乡漂泊的苦命人，相濡以沫，结了婚，生下了我。

他本来以为，生活会这样平静地过下去。

但没想到，他当年的“身份问题”，被人翻了出来。

有人要遣返他回内地。

他知道，回去就是死路一条。

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再次逃亡。

他本来想带着我们母子一起走，但我妈那时候刚生下我，身体很弱，根本经不起颠簸。

他只能一个人，坐着渔船，偷渡去了台湾。

他答应我妈，等他在那边站稳了脚跟，就马上回来接我们。

但他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二十七年。

刚到台湾的时候，他举目无亲，语言不通，在码头上当苦力，在工地里搬砖。

后来，他抓住机会，跟人合伙做起了小小的电子加工生意。

他很拼，没日没夜地干。

因为他心里有个念想：赚钱，回香港，接老婆孩子。

他给我妈写了很多信，寄了很多钱。

但都石沉大海。

后来，两岸关系紧张，彻底断了联系。

他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

他托人，找过各种关系，想打听我们的下落。

但香港那么大，人海茫茫，找两个没有身份的内地人，谈何容易。

他的生意越做越大，成了别人口中的“富豪”。

但他一直没有再婚，也没有别的孩子。

“陈先生说，他这辈子，只有你一个儿子。”林文说。

我听着这些，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我不知道该是什么滋味。

原来，他不是抛弃。

是身不由己。

原来，他不是不爱。

是爱莫能助。

命运，跟我们所有人，开了一个天大的，残酷的玩笑。

九七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我妈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

她开始愿意下楼，在附近的小公园里走一走。

陈志平偶尔会来。

他不再坐那辆扎眼的奔驰，而是让林文开一辆很普通的丰田车。

他会带一些台湾的小吃，或者一些新奇的水果。

他跟我妈，话不多。

两个人，常常就是那样坐着，沉默地看着公园里嬉戏的孩子。

有一次，他把我单独叫到了一边。

“阿望，”他看着我，“你……愿不愿意，跟我去公司看看？”

我愣了一下。

“我什么都不会。”我说的是实话。

“可以学。”他说，“你很聪明，像我。”

我看着他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我开始跟着林文，出入那些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高级写字楼。

我学着看报表，学着开会，学着跟那些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打交道。

一切都像在做梦。

肥彪他们都说，我发达了，是“咸鱼翻生”。

他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带着羡慕，嫉妒，还有一丝疏远。

只有阿敏，还像以前一样。

她会提醒我，领带歪了。

会在我开会累了一天后，给我捏捏肩膀。

她会说：“阿望，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都是我的阿望。”

是她，让我在这个突然变得光怪陆离的世界里，还能找到一丝真实感。

九八年的春节。

我妈终于同意，搬进了港岛那套公寓。

公寓很大，有明亮的落地窗，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港的夜景。

除夕夜，我们一家人，第一次，真真正正地，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年饭。

我妈，我，阿敏。

还有陈志平。

饭桌上，我妈亲手给陈志平盛了一碗汤。

“喝吧。”她说，“这么多年的老火汤，便宜你了。”

陈志平端着那碗汤，手一直在抖。

他喝了一口，眼圈就红了。

“好喝。”他说，“跟当年的味道，一模一样。”

那天晚上，电视里放着春节晚会。

窗外，是璀璨的烟花。

我看着身边这几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突然觉得，那长达二十七年的怨恨和伤痛，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生活，还是要往前看。

后来，我接手了陈志平在香港的生意。

我没有成为他那样的“富豪”。

我只是用他给我的资源，开了一家小小的物流公司。

我还是跟车打交道。

只不过，我不再是那个开着破货车的司机，而是成了几十个司机的老板。

我跟阿敏结了婚。

婚礼很简单，只请了最亲的几个人。

陈志平把他名下的一半财产，都转到了我名下，作为我们的结婚礼物。

我没有要。

我告诉他：“爸，我有手有脚，我能养活我的家。”

那是我第一次，叫他“爸”。

他听完，愣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去，用手背抹着眼睛。

我妈的身体，越来越好。

她和陈志平，像所有寻常的老夫老妻一样，会为了电视看哪个台而斗嘴，会一起去街市买菜，会为了菜价跟小贩讨价还价。

他们失去了二十七年。

他们在用余下的每一天，努力地，把那些空白填满。

有时候，我开着车，行驶在香港的跨海大桥上。

一边是高楼林立的港岛，一边是灯火璀璨的九龙。

我会想起一九九七年，那个下着大雨的，历史性的日子。

那一天，一座城市回家了。

那一天，我的父亲也回家了。

我们都曾被时代洪流裹挟，身不由己。

我们都曾被命运伤害，满身伤痕。

但最终，我们都找到了回家的路。

车里的收音机，正放着一首老歌。

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我跟着轻轻地哼唱起来。

车窗外，阳光正好。

来源：晨来雪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