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0年的夏天，北京的风是热的，卷着街边烤羊肉串的孜然味儿。

1990年的夏天，北京的风是热的，卷着街边烤羊肉串的孜然味儿。

我提着一个半人高的帆布行李箱，里面塞着我妈认为我在日本活下去所必需的一切。

两罐天津产的冬菜，几包榨菜，还有一套崭新的秋衣秋裤。

她说，日本是岛国，湿气重，老了容易得关节炎。

我爸站在站台上，一句话不说，就是递给我一支烟。

那是我第一次，他主动给我烟。

“到了那边，别给中国人丢脸。”他拍拍我的肩膀，手劲儿很大。

我点点头，感觉眼眶有点热。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没敢再回头看他们。

我怕我忍不住。

从北京到东京，飞机像是钻进了一个时间的隧道。

几个小时前，我还在一个自行车比汽车多的城市里，跟哥们儿在路边摊喝扎啤，吹牛。

几个小时后，我降落在一个叫“成田”的地方。

空气里没有孜然味儿，也没有尘土。

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干净又有点清冷的味道。

接我的是铃木教授，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衬衫的领子白得像雪。

他冲我鞠躬，九十度，标准得像教科书。

“您就是王同学吧？一路辛苦了。”

他的中文带着一种奇怪的腔调，每个字都咬得很用力，像是怕它们跑掉。

我赶紧学着他的样子，也鞠了个躬，结果弯得太猛，差点一头栽倒。

他笑了，是一种很克制的笑，嘴角微微咧开，但你看不到牙齿。

“请跟我来。”

从机场到学校宿舍的路上，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像个土包子，死死地把脸贴在车窗上。

窗外的一切，都像是在看一部科幻电影。

高速公路层层叠叠，像巨大的灰色蟒蛇。

汽车干净得能照出人影，安静得像幽灵。

没有一辆车按喇叭。

这怎么可能？在北京，按喇叭是我们司机之间打招呼的方式。

铃木教授似乎看出了我的震惊。

他指着窗外，用那种努力的中文解释：“东京的交通，非常注重‘和谐’。”

和谐。

我咀嚼着这个词。

宿舍是单人间，小得可怜，但五脏俱全。

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还有一个小得只能站一个人的洗手间。

最让我震惊的是马桶。

上面有一排按钮，画着各种我看不懂的图标。

我折腾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按了一个。

一股温水猛地冲了上来。

我“嗷”地一声跳了起来，感觉自己受到了某种高科技的侵犯。

这就是日本给我的第一个下马威。

第二天，我去学校报道。

校园里干净得不像话，连一片落叶都没有。

学生们穿着制服，男生是深色西装，女生是及膝短裙。

每个人都步履匆匆，表情严肃，像是在执行什么秘密任务。

他们很少大声说话，偶尔交谈，也是捂着嘴，窃窃私语。

整个校园，安静得像个巨大的图书馆。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

这种孤独，不是想家，不是语言不通。

而是一种……被整个环境排斥在外的感觉。

我像一个颜色过于鲜艳的像素点，被错误地放进了一幅高级灰的油画里。

我遇到了另一个中国留学生，叫林伟。

他比我早来一年，在食堂里一眼就认出了我。

“新来的？”他端着餐盘，在我对面坐下。

我拼命点头，像是找到了组织。

林伟长得瘦高，戴个眼镜，说话有点玩世不恭的劲儿。

“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觉得这地方跟咱们那儿不是一个星球的？”

“太……干净了。”我想了半天，只憋出这么一句。

林a伟笑了，笑得有点过来人的沧桑。

“干净？这只是表面。等着吧，慢慢你就知道了。”

他告诉我，在日本生存，第一要义是“读空气”。

“读空气？”我没听懂。

“就是察言观色。日本人不习惯把话说白了，你得自己去猜，去感觉。他们说‘考虑一下’，基本就是拒绝了。他们夸你‘日语说得真好’，其实是在提醒你，你还是个外国人。”

我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不累吗？

“累？这就是他们的‘和谐’。”林伟撇撇嘴，“在这里，‘我’这个字，是要尽量缩小的。集体，才是最重要的。”

我似懂非懂。

下午，我去逛了附近的便利店。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7-11。

小小的店面里，货架排得满满当当，从饭团、便当到杂志、袜子，应有尽有。

一个穿着制服的店员，在我进去的时候，大声喊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然后又是九十度的鞠躬。

我吓了一跳，站在门口不敢动。

我只是想买瓶水，用得着这么大阵仗吗？

我拿起一瓶可乐，走到收银台。

店员接过可乐，双手。找钱的时候，也是双手把零钱放在一个小盘子里，再递给我。

整个过程，他脸上的笑容就没变过。

走出便利店，我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店员还在冲我微笑，微微鞠躬。

我突然觉得有点毛骨悚然。

这种极致的礼貌，让我感觉不到任何温度。

它像一层光滑的、坚硬的壳，你永远也碰不到里面的人。

开学第一周，是社团招新。

操场上摆满了桌子，各个社团都在卖力宣传。

剑道社的在挥舞竹剑，呼喝有声。

茶道社的女生穿着和服，跪坐在榻榻米上，动作优雅。

我被一个叫“中日友好交流会”的社团吸引了。

招新的是个叫田中的男生，还有一个叫由纪的女生。

田中看到我，眼睛一亮，立刻用蹩脚的中文跟我打招呼。

“你好，同学，中国人？”

我点点头。

由纪站在旁边，对我羞涩地笑了一下，然后轻轻地鞠了一躬。

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长发披肩，很安静的样子。

我几乎是立刻就决定加入了。

不为别的，就为了由纪那个笑容。

交流会的活动，通常是每周一次，大家一起聊聊天，或者搞点文化活动。

第一次活动，主题是“介绍我的家乡”。

日本学生介绍的东京，是银座的繁华，是浅草寺的古朴。

轮到我了。

我用我蹩oken的日语，加上比划，介绍了我的家C乡北京。

我讲了故宫，讲了长城。

然后，我开始讲我最怀念的，胡同里的生活。

我讲夏天傍晚，大爷们光着膀子下棋，大妈们摇着蒲扇聊天。

我讲推着三轮车卖西瓜的小贩，那吆喝声能传出二里地。

我讲冬天的清晨，第一炉蜂窝煤点燃时，空气里那股熟悉的味道。

我讲得眉飞色舞，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

讲完之后，我发现，现场一片寂静。

日本学生们都用一种……很复杂的眼神看着我。

像是好奇，又像是困惑，甚至还有一点点……同情？

田中清了清嗓子，试图打破尴尬。

“王桑的家乡，听起来……很有活力。”

他用了“活力”这个词。

但我听得出来，他想说的可能是“混乱”和“落后”。

由纪低着头，小声说：“光着膀子……在街上，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

我愣住了。

不好意思？

夏天热得像蒸笼，不光膀子，难道穿着西装打领带？

我试图解释：“因为……因为很热，而且大家都很熟，就像一家人。”

他们似乎更不理解了。

在一个叫山本的同学看来，“家人”和“外人”的界限是绝对不能逾越的。

“在家里可以，但是在公共场合，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能给别人添麻烦。”

“添麻烦”。

这是我来日本后，听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不能大声说话，是怕给别人添麻烦。

垃圾要严格分类，是怕给收垃圾的人添麻烦。

感冒了要戴口罩，是怕给别人添麻烦。

整个社会，就像一台精密调校过的仪器，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心翼翼的零件，生怕因为自己的失误，影响了整台仪器的运转。

而我，显然就是那个尺寸不对、总是发出噪音的零件。

为了生存，也为了交房租，我开始打工。

林伟给我介绍了一家拉面店，在后厨洗碗。

店长是个很严肃的中年男人，姓渡边。

第一天上班，渡边店长就给我立了规矩。

盘子要洗七遍。

第一遍，热水冲掉油污。

第二遍，用专用的洗涤剂。

……

第七遍，用纯净水过清，然后放进消毒柜。

他亲自给我示范了一遍，动作快得像在表演杂技。

我看得目瞪口呆。

在我们家楼下的国营饭馆，大师傅洗碗，就是一个大水池子，一池水从早洗到晚。

我开始怀疑，我以前吃的饭，到底干不干净。

工作很累。

每天晚上十点下班，我的腰都直不起来，手上全是洗涤剂的味道。

但工资很高。

一个小时九百日元。

我算了一下，洗一个小时碗，够我在北京吃三十碗炸酱面了。

钱是唯一的慰藉。

有一天晚上，店里来了个喝醉的客人。

他嫌拉面太咸，对着服务员大吼大叫。

服务员是个小姑娘，吓得脸都白了，一个劲儿地鞠躬道歉。

“实在非常抱歉！实在非常抱歉！”

我当时正在拖地，看到这一幕，火气“噌”地一下就上来了。

这不欺负人吗？

在我们那儿，你敢在饭馆这么横，早被人把碗扣脸上了。

我把拖把一扔，就想上去理论。

一只手拉住了我。

是渡边店长。

他对我摇了摇头，眼神严厉。

然后，他亲自端了一杯水，走到那个客人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客人，非常抱歉，是我们的失误，影响了您的用餐心情。今天的单，我给您免了。”

那个醉汉骂骂咧咧地走了。

店里恢复了安静。

小姑娘服务员还在小声地哭。

我看着渡边店长的背影，怎么也想不通。

凭什么？

明明是那个客人无理取闹，凭什么我们要道歉，还要免单？

下班后，我忍不住问了渡边店长。

他正在擦拭灶台，每一个角落都擦得锃亮。

他听完我的问题，停下了手里的活。

“王君，在日本，客人就是神。”

“可是他错了！”

“客人是不会错的。”他看着我，语气平静但坚定，“就算他错了，我们也要让他觉得他是对的。这就是服务。”

“这不公平！”我几乎是喊出来的。

渡边店长叹了口气。

“没有什么公不公平。开了这家店，就要承担这一切。让客人满意，是我们的责任。如果因为一个客人，影响了店的声誉，那是更大的损失。”

他顿了顿，又说：“你还年轻，可能不理解。‘忍耐’，是我们从小就要学习的东西。”

忍耐。

又是“忍耐”。

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翻来覆覆睡不着。

我想到我爸，一个脾气火爆的工厂钳工，要是他遇到这种事，估计会直接把那个醉汉扔出去。

我们被教育的是，“人活一口气”。

而在这里，他们似乎可以为了某种更大的“和谐”，把这口气咽下去，甚至踩碎。

哪种活法是对的？

我不知道。

我和田中的关系，在一次喝酒后，变得亲近了一些。

日本的大学生很喜欢搞“饮み会”，就是喝酒聚会。

在酒桌上，那些平时一本正经的日本人，会变得……稍微像个人样。

他们会说上司的坏话，会抱怨学业的压力，甚至会讲一些黄段子。

酒精，似乎是他们唯一的情绪宣泄口。

那天，我们都喝多了。

田中勾着我的肩膀，大着舌头说：“王桑，你……你是个很有趣的人。”

“有趣？”

“嗯，很……直接。想什么就说什么。我们日本人，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他打了个酒嗝，眼神有点迷离。

“因为害怕。害怕和别人不一样。害怕被讨厌。从小，我妈妈就告诉我，要做一个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好孩子。”

“所以，你们就都变成了一个样子？”

他沉默了。

过了很久，他才说：“可能吧。就像……就像生产线上的罐头。规格统一，安全，但没有味道。”

说完，他把杯子里最后一点清酒一饮而尽。

“我有时候，很羡慕你。”

那一刻，我看着他通红的脸，突然觉得，那个叫“和谐”的坚硬外壳上，裂开了一道缝。

我和由纪的交往，则一直不温不火。

我们会在交流会后，一起走到车站。

我们会聊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天气，电影，音乐。

她总是那么安静，那么有礼貌。

她笑起来很好看，眼睛会弯成月牙。

但我总觉得，我和她之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约她去看电影。

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啊，让我想一想，我确认一下日程表，再回复你可以吗？”

我学乖了。

我知道，这就是林伟说的，“考虑一下”，等于拒绝。

果然，第二天，她发信息给我，说那天刚好有别的事情，非常抱歉。

后面还跟了一连串表示歉意的表情符号。

我有点失落，但更多的是困惑。

为什么不能直接说“我不想去”？

我把这事告诉了林伟。

林伟正在宿舍里煮泡面，加了根火腿肠，香气四溢。

他头也不抬地说：“兄弟，你还是太嫩了。对日本女孩，你不能用咱们那套‘我喜欢你，你跟我好吧’的直球。你得迂回，得暧昧，得让她猜。”

“怎么个迂回法？”

“比如，你不能直接约她。你要说，‘啊，最近有部电影好像很有意思呢，不知道有没有人想一起去看呢？’然后看她的反应。如果她也说‘是啊，我也很想看’，你才能顺势说‘那下周六怎么样？’。”

我听得头都大了。

“谈个恋爱而已，跟搞地下工作似的。”

“入乡随俗吧。”林伟夹起一筷子面，吹了吹，“在这里，直接，就等于粗鲁。暧昧，才是美德。”

我开始尝试这种“暧昧的美德”。

我不再直接表达我的想法。

我想约由纪，就会先在交流会的群里发，“周末天气真好啊，适合去公园散步。”

如果由纪回复了“是啊”，我才会鼓起勇气私聊她。

大部分时候，她都不会回复。

偶尔，她会和田中他们一起，大家集体出去。

我们一群人，在公园里野餐，在KTV里唱歌。

我和她之间，永远隔着一群人。

我感觉自己像是在玩一个规则极其复杂的游戏，而我连说明书都看不懂。

1990年的冬天，东京下了第一场雪。

那天晚上，我打工结束，一个人走在回宿舍的路上。

雪花很小，无声地飘落，在路灯下闪着光。

街上很安静，只有我的脚步声。

我突然很想家。

我想念北京的雪。

北京的雪，下得大气，下得豪迈。一下就是一整夜，第二天早上起来，整个世界都白了。

我们可以打雪仗，堆雪人，在雪地里撒欢儿。

而东京的雪，下得太秀气，太克制。

落到地上，很快就化了，连一点痕迹都不留。

就像这里的人一样。

我掏出钥匙，打开宿舍的门。

门口放着一个纸袋。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条深蓝色的围巾，针脚细密。

还有一张卡片。

上面是由纪清秀的字迹：

“王桑，天气冷了，请注意身体。这条围巾，是我自己织的，希望你不要嫌弃。”

我站在原地，拿着那条围巾，很久很久。

围巾上，有一股淡淡的、好闻的香味。

我的心，突然就被这股香味，和这几行字，给填满了。

原来，那些看不懂的规则，那些猜不透的暧昧背后，也藏着这样的温暖。

只是，它表达的方式，太安静，太曲折。

你需要很有耐心，才能等到它。

我立刻跑下楼，想去女生宿舍找她。

跑到一半，我又停住了。

我该说什么？

直接说“谢谢你，我很喜欢”？会不会太唐突？

还是应该等到下次交流会，再假装不经意地提起？

我站在雪地里，脑子里乱成一团。

那个在我身体里住了二十年的，来自北京的，直来直去的我，正在和一个学着“读空气”的，笨拙的我，打架。

最后，我选择发了一条信息。

“谢谢你的礼物，围巾很温暖。雪夜，请小心慢走。”

我删删改改了十几遍，才觉得这句话，既表达了感谢，又显得不那么“粗鲁”。

按下发送键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有点可悲。

我好像，也开始变成一个“罐头”了。

期末考试结束后，学校放了寒假。

林伟要去北海道滑雪，问我去不去。

我摸了摸口袋。

打工攒下的钱，交了下学期的学费和房租，已经所剩无几。

我摇了摇头。

“我得继续打工。”

林伟拍拍我肩膀：“行，那你加油。别累着。”

寒假里的拉面店，比平时更忙。

很多公司会在这里办“忘年会”，就是年会。

那些平时西装革履，一脸严肃的上班族，喝了酒之后，就全变了样。

他们勾肩搭背，大声唱歌，哭着骂自己的部长是混蛋。

然后第二天，又会穿上西装，在地铁里遇到部长时，毕恭毕敬地鞠躬，说“早上好”。

我看着他们，觉得日本人活得真分裂。

他们把真实的自己，锁在一个叫“工作”和“社会”的盒子里。

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下，才敢偶尔放出来透透气。

除夕夜，也就是日本的“大晦日”，店里破天荒地提前关门了。

渡边店长给了我一个信封。

“王君，这是你的奖金。这一年，辛苦你了。”

信封很厚。

我捏了捏，感觉心里沉甸甸的。

“店长，谢谢您。”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一次，是发自内心的。

回到宿舍，我给自己煮了一碗泡面，奢侈地加了两个鸡蛋。

电视里，正在播“红白歌会”。

外面很冷，屋里很暖。

我一边吃面，一边看电视，突然觉得，好像这样也不错。

就在这时，我的门被敲响了。

我打开门，看到了由纪。

她穿着厚厚的大衣，脸冻得通红，手里提着一个食盒。

“王桑，新年好。”她小声说，把食盒递给我。

“新年好。”我愣愣地接过，“你怎么来了？”

“我猜你一个人。我妈妈做了年夜饭，我给你带了一些。”

食盒是分层的。

里面有寿司，有天妇罗，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做得像艺术品一样的菜。

最下面一层，是热气腾腾的荞麦面。

“这是‘跨年荞麦面’，吃了可以长寿。”由纪解释道。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

来日本小半年，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家”的味道。

我请她进来坐。

宿舍很小，她一进来，就显得更拥挤了。

我们跪坐在地毯上，吃着那些精致的菜肴。

电视里，歌手们在华丽的舞台上又唱又跳。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但这一次，沉默不再是尴尬。

而是一种……很舒服的安静。

“王桑，你……想家吗？”由

纪突然问。

“想。”我点点头，“特别想我妈包的饺子。”

“饺子？是那种……里面有肉的？”

“对。韭菜猪肉馅儿的，最好吃。”

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明年，如果你还在，我包给你吃。”我说。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

“真的吗？”

“真的。”

她笑了，还是那种很羞涩的笑。

“那……说定了。”

零点的钟声敲响了。

电视里的主持人，和所有嘉宾一起，大声喊着“新年快乐”。

由纪站起身，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王桑，新的一年，也请多多关照。”

我也赶紧站起来，回了一个躬。

“由纪，也请你多多关照。”

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

这种看似繁琐的礼节，也许并不仅仅是疏离和客套。

它也是一种尊重，一种祈愿。

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在新的一年里，也能像这仪式一样，被郑重地对待。

寒假过后，我和由纪的关系，有了一点微妙的进展。

我们开始单独出去。

我们一起去上野公园看樱花。

樱花开得像云，像霞。

风一吹，花瓣就像雪一样落下。

美得让人心碎。

日本人喜欢在樱花树下野餐，喝酒，唱歌。

他们管这叫“花见”。

由纪说，樱花的花期很短，只有一个星期。

所以，要在它最灿烂的时候，尽情地欣赏它。

“有点像人生呢？”她说，声音很轻。

我看着她被樱花映得粉红的侧脸，心里一动。

我买了两个苹果糖，递给她一个。

她接过去，小口小口地吃着，像一只小松鼠。

“由纪，等我回国了，你会想我吗？”我终于还是没忍住，问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

她的动作停住了。

她没有看我，而是看着远处的人群。

过了很久，她说：“王桑，是交换生吧？明年就要回去了。”

她的语气很平淡，听不出什么情绪。

但我的心，却沉了下去。

我明白了。

她在提醒我，我们之间，从一开始就注定好了结局。

像这樱花一样，再灿烂，也只有一季。

从那天起，由纪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我。

她不再单独和我见面。

在交流会上，她也总是和别的同学坐在一起。

我发给她的信息，她回复得越来越慢，也越来越客气。

我很难受，也很不解。

我找到林伟，把事情跟他说了。

林伟正在收拾行李，他要搬去跟一个日本女孩同居了。

他听完，叹了口气。

“兄弟，你还是不懂。”

“我不懂什么？”

“日本人最怕的，就是没有结果的事情。他们不喜欢‘过程’，他们只看重‘结果’。一段从开始就知道会结束的感情，他们宁愿不要开始。”

“就因为我是交换生？”

“对。在他们看来，你只是个过客。跟你投入感情，最后你走了，受伤的是她自己。为了避免这种‘麻烦’的结局，她选择从一开始就保持距离。”

我坐在林伟的床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原来，我自以为的那些“进展”，那些“暧昧”，在她看来，都只是一场注定要散场的烟火。

而她，只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提前计算好了所有的风险。

我觉得很荒谬，也很悲哀。

难道感情，也可以像做数学题一样，提前计算得失吗？

我决定找由纪谈一谈。

我不想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结束。

我把她约到学校的咖啡馆。

她来了，脸色有点苍白，看起来很紧张。

“王桑，找我有什么事吗？”她搅拌着杯子里的咖啡，不敢看我。

“由纪，你为什么躲着我？”我开门见山。

她愣住了，手里的勺子掉进了杯子里，发出一声脆响。

“我……我没有。”她小声说。

“你有。”我看着她的眼睛，“是因为我要回国了吗？”

她沉默了。

长久的沉默。

咖啡馆里放着爵士乐，舒缓，慵懒。

但我的心，却像被架在火上烤。

“是。”终于，她承认了。

“为什么？”我追问，“我们不能……就当普通朋友吗？”

她抬起头，眼睛红了。

“王桑，你是个很好的人。但是……我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因为……因为我会忍不住喜欢你。”

她说完这句话，眼泪就掉了下来。

一颗，一颗，掉进咖啡里，漾开小小的涟漪。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我设想过无数种可能，唯独没有想到这一种。

“我害怕。”她哽咽着说，“我害怕你走了以后，我会很难过。我不想……不想给自己添那样的麻烦。”

“添麻烦”……

又是这个词。

在她们的世界里，连“爱”和“悲伤”，都是一种需要被规避的“麻烦”。

我伸出手，想去握住她的手。

她却像受惊的小鹿一样，猛地缩了回去。

“对不起，王桑。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她站起身，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转身跑出了咖啡馆。

我坐在原地，看着她喝了一半的咖啡，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输了。

我输给了这个国家根深蒂固的“规则”。

输给了他们那种深入骨髓的，对“失控”和“麻烦”的恐惧。

那段时间，我过得很糟糕。

我去拉面店打工，好几次都失手打碎了盘子。

渡边店长没有骂我，只是默默地把碎片扫掉。

下班后，他叫住我。

“王桑，失恋了？”

我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他递给我一罐啤酒。

“喝吧。”

我们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一人一罐啤酒。

“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一样。”渡边店长看着夜空，缓缓地说，“喜欢上一个人，会想很多。想我们的未来，想能不能结婚，想父母会不会同意……想得太多，就不敢开始了。”

“为什么要想那么多？”我不解，“喜欢就在一起，不就行了吗？”

他笑了笑，笑容里有些苦涩。

“因为我们的人生，不是只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属于家庭，属于公司，属于这个社会。每一步，都要走得小心翼翼。”

“你不觉得这样很累吗？”

“累。”他喝了一口啤酒，“但是，习惯了。”

习惯了。

多么可怕的一个词。

夏天又来了。

我在日本的交换生涯，只剩下最后一个月。

交流会搞了一次欢送会，为我，也为其他几个要回国的交换生。

由纪也来了。

她瘦了一些，看起来有些憔悴。

我们全程没有任何交流。

她坐在离我最远的角落，和别的同学小声说着话。

我能感觉到，她的视线，偶尔会落在我身上。

但当我望过去的时候，她又会立刻移开。

我们之间，像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银河。

聚会结束，大家在校门口告别。

田中喝多了，抱着我，说以后一定要去北京找我，吃我说的烤鸭和炸酱面。

我笑着说好。

由纪站在人群的最后面。

我以为，我们就会这样，以一个沉默的背影告别。

但她却向我走了过来。

她走到我面前，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用手帕包起来的东西，递给我。

“王桑，这个……送给你。”

我打开手帕。

里面是一枚小小的御守，就是护身符。

上面绣着“学业成就”。

“祝你……前程似锦。”她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我接过御守，紧紧地攥在手心。

“由纪，”我看着她，“你也要好好的。”

“嗯。”

她对我鞠了一躬，然后转身，快步离去。

没有回头。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

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结局了。

没有拥抱，没有眼泪，甚至没有一句“再见”。

只有一枚御守，和一句“请多关照”。

安静，克制，又充满了日式的，悲伤的仪式感。

离开日本那天，铃木教授和田中来送我。

还是在成田机场。

一年前，我从这里开始。

一年后，我又将从这里离开。

机场还是那个机场，干净，有序，安静。

但我看它的心情，已经完全不同了。

铃oken木教授送给我一套茶具，说希望我回国后，也能感受到“和敬清寂”的茶道精神。

田中送给我一张CD，是他最喜欢的乐队。

他说，音乐没有国界。

我跟他们一一拥抱。

田中这个一米八的汉子，居然哭了。

“王，你可一定要回来啊！”

我笑着捶了他一拳：“哭什么，又不是生离死别。”

过了安检，我回头看他们。

他们还在原地，冲我挥手。

铃木教授依然是克制的微笑。

田中则哭得像个孩子。

两种截然不同的日本人，却在这一刻，让我感到了同样的温暖。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看着窗外。

东京的城市景观，在视野里慢慢变小。

那些密密麻麻的建筑，那些层层叠叠的道路，像一个巨大的、精密的迷宫。

我曾经在这个迷宫里迷失过，冲撞过，愤怒过，也悲伤过。

但现在，当我要离开它的时候，心里却生出了一丝不舍。

我想起了渡边店长那张严肃却善良的脸。

想起了林伟那玩世不恭的笑容。

想起了田中酒后吐露的真言。

也想起了由纪。

想起了她在雪夜送来的那碗荞麦面。

想起了她在樱花树下那句“有点像人生呢”。

想起了她最后送我的那枚御守。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枚御守，攥在手心。

我突然明白了。

文化差异，就像一道墙。

你可以选择站在墙的这边，指责墙那边的荒谬和不可理喻。

你也可以尝试着，在墙上，开一扇窗。

从窗口望过去，你会发现，那边的世界，虽然和你不一样，但也有他们的逻辑，他们的温情，他们的无奈，和他们的美。

我没有能力推倒这堵墙。

但这一年，我为自己开了一扇小小的窗。

我看到了窗外的风景。

这就够了。

飞机穿过云层，阳光洒了进来。

我知道，几个小时后，我将回到那个充满孜然味和人情味的，有点混乱但无比亲切的世界。

我会和哥们儿在路边摊喝扎啤，吹牛。

我会吃我妈包的韭菜猪肉馅儿饺子。

我会变回那个直来直去，喜怒形于色的北京小伙儿。

但是，有些东西，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身体里。

比如，在公共场合，会下意识地压低声音。

比如，收到别人的帮助，会发自内心地说“谢谢”。

比如，在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会习惯性地，想一想别人的立场。

我的身体里，从此住下了两个灵魂。

一个来自1990年的北京。

一个，来自1990年的东京。

它们会争吵，会打架，但最终，也会学着和平共处。

就像我，和那个我曾经无法理解的国度一样。

来源：情浓月为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