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如何演变为吃人的礼教？

摘要：《论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弟”指对父母的孝顺与对兄长的敬爱。意思是若人人践行孝悌，则“犯上作乱”的行为将几乎消失，本义在于在孝弟之后的仁爱，是说孝弟是行仁之本。即孝弟是仁心呈现发露的最初的表现，仁心呈

儒家思想本是很博大、很有境界的学问，但在历史演进中，却被权力曲解成为统治者的工具。

《论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弟”指对父母的孝顺与对兄长的敬爱。意思是若人人践行孝悌，则“犯上作乱”的行为将几乎消失，本义在于在孝弟之后的仁爱，是说孝弟是行仁之本。即孝弟是仁心呈现发露的最初的表现，仁心呈现，必及于物，且一定于最亲近的亲长处表现，故孝弟是行仁之始。

但统治者却将“犯上作乱”源于不“孝”，借“孝悌”之名把“忠孝”等同:孝顺父母，顺从兄长是人的天性，利用这个天性就可以驯化出对君王的忠诚。古人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康有为“立爱从亲始，立敬自长始。”

而孔子口中“忠”也并非是忠君王，而是忠贞或竭力尽能，却被统治者异化“忠君”。《孝经》伪托孔子之名“移孝作忠，移悌为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直接将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绑定，使“忠君”成为孝道的自然延伸。

汉武帝置《孝经》博士，晋元帝亲作《孝经传》，穆帝、孝武帝有总明馆《孝经讲义》，梁武帝撰《孝经义疏》……，在他们眼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怎么会是本呢，显然“忠”才是本，而孝是方法和工具罢了。

为了让忠君思想深入人心，统治者把“孝”作为能成为出仕的考核标准，(真正的目的是驯化出“忠臣”，泯灭其反抗意识，“孝”为表“忠”心里)。未做官的人为了做官，想方设法的“孝”，已经做官的人为了保持官位，无所不用其极的宣传自己如何“孝”，忠孝”一至成为古代官场的护身法宝。如明代的海瑞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刚直激烈，始终如一。却为了一个“孝”(向上表明自己很忠心)休掉过两位妻子，后来还有一妻子一妾自杀，原因是与婆婆不合。

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痛心疾首的批判“忠孝”为吃人的“礼教”。

而真正的“仁”“义”“礼”“民本”原始精髓理念，统治者从不提及。

一，契约性君臣关系

孔孟思想体系以“礼”为纽带，以“仁”为内核，构建起君、臣、民三者间的责任共同体。仁，即有对民的要求，更有对君的契约。如果国君缺少领袖的道德品质，据孟子的看法，百姓有一种道德权利进行革命。这时候如果把国君杀掉，只是杀一个不义之人，不算是“弑君”。在《孟子·公孙丑章句下》第八节，孟子认为，国君如果言行举止不配做一个国君，按孔子“正名”的主张，他在道德上就已不再是国君，而变成了一个“独夫”。在《尽心章句下》第十四节，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卿大夫“食田”须尽“治民”之责，《国语·周语》强调“田在草间，功成而不收，民力罢尽，怨讟并作”时，贵族需减免赋税以维系平衡。

这种契约精神被孔子提炼为“君君臣臣”的伦理原则，即对民有要求，更有对君的束缚“是君使臣以礼”的实质。孔子在《论语·八佾》中强调，君主对臣下的尊重不仅体现为礼仪规范，更需落实为政策善意。鲁哀公问政时，孔子提出“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将礼制延伸至经济民生领域。

二，“臣事君以忠”的边界

子路问事君，孔子答“勿欺也，而犯之”，赋予臣子批判君主的道德义务。这种“忠”绝非盲从，而是以道义为尺度的政治忠诚。

照孟子看来，圣王必有“怜悯之心”，“仁”乃是怜悯之心发展的结果，怜悯之心要靠实行仁爱才能发展，实行仁爱，就是“推己及人”，而这就是“忠恕之道”:即已成为百姓的君王，就要竭尽全力的做好君王该做的事。《尽心章句上》:“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行，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人如果充分发展的本性，不仅可以知天，而且可以与天合一，所以“忠恕”之道是对君王要求，而不是要民“孝忠”。

三，权力制约:

《孟子·尽心下》“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如果诸侯危害到国家，就应该更换他们。这是孟子的民本思想，强调统治者的合法性在于其是否维护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否则可以被取代。

《孟子·滕文公上》“民事不可缓也”，“民事”指民众的事务，如农业生产、生活福祉等。孟子强调处理民众事务不能拖延，必须优先考虑，应以百姓的福祉为急务。

道德实践:

孔子提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赋予士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退出权。孟子更设计出“贵戚之卿”可废立失德君主的具体程序。

孔子修订《春秋》时采用“曲笔”，表面求君亲长上免奔亡弑夺之祸，实则暗讽君王失道、无仁，是上行下效的结果。

1. 董仲舒的“独尊儒术”

秦朝灭亡，百家复苏。文、景重黄老。经过两个朝代的修身养息，国家得到修复。汉武帝时诸侯王不能同中央抗衡，强大的已被铲除，弱小的回心俯首，有大一统的局面，却没有大一统的理论。

董仲舒献上《天人三策》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提出天是至高神祇，君主受命于天（“君权神授”），但若君主失道，天会通过灾害、怪异现象发出警告（“灾异谴告”），若仍不改正则会导致政权崩溃。

董仲舒提出一整套理论，来证明天的意志，天是可以观察，可以解释的。比如说，天欢喜，便有春，天快乐，便有夏;秋是天的忧愁，冬是天的悲哀。天道就是人伦，这叫天人合一。从四时相代到生活中最小的细节，无不体现天的意志。

天道有常，人必须顺天承意，体现为君王要听从天的意志，臣民要听君王的，儿子要听父亲的，女人要听男人的，如此等等，“下事上，如地事天，此之谓大忠”。

从此国家统治的不再是以民为本，而是以天为主，(一切看天的意见，授命于天，统治者之上变成了天，是天之子)。当然“天意”也可以约束君主行为，要求其修德勤政。只是武帝后来不喜欢儒生借天象以示警，说祥瑞也罢了，灾异就谁提就把谁干掉。

从此君王就是天！君王的旨意就是天的旨意，天的旨意谁敢不从？民众的反抗性就被消除了一大半。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被扭曲为单向服从的纲常伦理，彻底背离孔孟对等义务的原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成为儒家“愚忠”的标签。

2. 宋明理学的极端化

朱熹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天理"被视为宇宙万物的根本法则，也是儒家伦理的终极依据（仁、义、礼、智）。朱熹认为人性本善（性即理），但后天私欲会遮蔽天理。通过"格物致知"穷究天理，以"克己复礼"克制私欲，最终达到"心与理一"的境界。朱熹主张以天理规范家庭（孝悌）、国家（忠义）等伦理关系，维护"三纲五常"的礼教体系。本是面对上中下所有人的礼教体系，被统治考一篡改就变成了压制底层人的一个牢笼。

而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将天理内化为心性本体)，但最终也被纳入维护统治的框架中，表面上逻辑严密的明规则，暗地里却被统治者形成了丛林法则似的潜规则，怎么说呢？统治者可以把这一套规则用在民众身上但是自己却不在游戏规则内。也就是阴阳两套规则并行，最后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道德”标准是有话语权的说了算，比如一个集团里谁的品德怎么样，并不是由这个人的品质本身决定的而是由领导说了算，所以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往体制里挤，不都为了争得那一份话语权，这是“生杀”大权呀！

3. 皇权对经典的篡改

明太祖朱元璋因孟子“民贵君轻”威胁皇权，将孟子逐出孔庙并删改《孟子》文本。事实上不仅朱元璋，历代统治者只要是对于统治不利的书籍、话语都会被绞，每个朝代都会有文字狱。更厉害的是自汉朝以后官吏选拔制度，做官要考试，要考儒学，儒学成为官学。最开初考的范围也比较广泛，但到了明清两朝，《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标准，朱熹的注解取代孔孟原意，使儒学彻底沦为统治术。人民的思想也不再自由，全国思想上下统一，愚忠愚孝横行大地。

4. 法家与儒家的合流

历代王朝“外儒内法”，表面上尊儒，实则融合法家权术。商鞅“弱民”政策（《商君书》）与韩非子的“八奸”控制术，与儒家民本思想背道而驰，却成为统治的手段。

汉朝 :明面说“独尊儒术，施行仁政” 。暗里酷吏张汤以《春秋决狱》之名行严刑峻法维护皇权，打击豪强。

唐朝 :明面说“礼法合一，德主刑辅” 。暗里武则天用《大云经》神化统治，同时大兴告密之风瓦解门阀，巩固个人权威。

明朝 :明面上说“重农恤民，节俭爱民” 。暗地里朱元璋以空印案、郭桓案清洗官僚，株连数万人消除腐败威胁，集中财政控制权。

清朝: 明面上说“满汉一体，天下为公” 。暗地里雍正以《大义觉迷录》批驳异己，强化思想控制，消弭反清言论，构建统治合法性。

几千年传承下来上层人思想越来越强，越来越开放多元，而底层人民的思想被死死的按在“忠孝”被上洗了一遍又一遍。

吴虞说:“孝敬忠顺之事，皆利于尊贵长上，而不利于卑贱，虽奖之以名誉，诱之以禄位，而对于尊贵长上，终不免有极不平等之感。”

鲁迅说这是吃人的社会，一点不假。一面让你放下手中的武器，一面又霍霍在磨着刀。

把需学变成吃人的礼教是统治者最愿意的。因为这样成本是最低的。

如果我们要想从礼教牢笼里面出来，那么我们必须正视儒学，从哪里进去的，就从哪里出来。

儒家学说博大精深。赵普称“《论语》二十篇，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可见其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