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戴卫红老师如何讲述这部跨越国界的儒学教科书→

摘要：5月18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戴卫红研究员做了题为“出土文献所见三至九世纪《论语》在东亚的传播”的学术讲座，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副教授、贵州大学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中心兼任研究员罗启龙担任

5月18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戴卫红研究员做了题为“出土文献所见三至九世纪《论语》在东亚的传播”的学术讲座，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副教授、贵州大学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中心兼任研究员罗启龙担任本次讲座学术主持人。本次讲座以出土的三至九世纪《论语》文献为核心，结合历史学与文献学方法，揭示了《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在东亚文明交流中的纽带作用。

讲座伊始，戴卫红研究员交代了《论语》的成书以及在中华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并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为基础，梳理了三至九世纪《论语》注、疏及研究的学术脉络，揭示了汉魏以“注”“训”为主的字词考释，到南朝皇侃《义疏》玄学化的义理阐发，再到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音义互证的学术演进。戴卫红特别指出，不同时期的注疏方法深刻体现了儒学与时代思潮的互动，例如南朝“约简得其英华”的义理提炼与北朝“深芜穷其枝叶”的考据传统，形成鲜明的学术分野，共同构建了《论语》研究的多元维度。第三部分通过梳理敦煌、吐鲁番出土的《论语》郑玄注残卷等实物，尤其是吐鲁番出土《论语》白文本的字词特点，揭示了南北朝时期南北学术的隐性互动以及前秦北凉、高昌时期《论语》从东往西的传播路径。

讲座第四部分，戴卫红研究员通过韩国出土的三枚《论语》觚以及日本出土的《论语》竹简，系统解析了《论语》在东亚的传播实践与意义。戴卫红研究员还进一步指出，出土文献不仅填补传世文本空白，更揭示《论语》作为东亚文明交流的标准化实践，如新罗“读书三品制”以《论语》为必修科目，凸显儒学对东亚官僚选拔制度的深远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