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跨入这个行业的不少特效师都有过酷炫的电影梦，虽然很多时候，他们接到的项目可能是——给塌房明星出演的剧集换脸，把片场误入的错误道具和主角脸上的黑眼圈涂抹掉，以及重复无数次的爆炸、斗法、发气波。
特效师的工作，是从一根一根抠头发丝开始的。至少，一位刚出职校的男孩就是这样的。
导演想要“头发随风飘扬”的效果，因此发丝边缘要精细。一段5秒的电影镜头，有100多帧画面，他需要把每一帧画面中的每根发丝抠出来，再放进另一个图层。
于是，他被夹在两个27寸屏幕间，守着一块数位板，手上时快时慢，抠啊抠。
这种最基础的特效工作，也要几个人抠上一两个礼拜，有时是头发丝，有时也可能是马尾巴毛。
跨入这个行业的不少特效师都有过酷炫的电影梦，虽然很多时候，他们接到的项目可能是——给塌房明星出演的剧集换脸，把片场误入的错误道具和主角脸上的黑眼圈涂抹掉，以及重复无数次的爆炸、斗法、发气波。
上一次让这群人被看到，还是因为《哪吒之魔童闹海》，其最新票房仍在冲击全球第4，据传《哪吒3》也有望在5年后上映，但电影的大爆没有让参与其中的特效师们分到一分钱的奖金。作为外包的乙方、丙方，他们唯一欣慰的可能是，终于能如期结账了——在影视寒冬，拖欠尾款是家常便饭。伟大或扑街的电影，那只是电脑里的一串项目代号，大部分特效师拿着数千元的定薪，却要接受无止尽的加班熬夜与单休。
“但每个特效师都毫不犹豫地答应加班。”一位视效公司的制片人说。原因很简单，从业者根本没有选择权。
这几年，税务风波叠加疫情冲击，镜头报价不断压低，就连过去交给中国视效公司的好莱坞订单，如今也逐渐转向印度等国。一位参与了两部《哪吒》的特效师感叹，如今的劳动处境比以往更甚，一些公司转而采用项目制合同，没有五险一金，用完即弃。
这样的故事，我在采访中听了太多。特效是一个由无数熬夜加班、脱发和单休拼凑起来的行业，但过去几个月里，“用爱发电”“合力托举”之类的话已经说得足够多了。
在我采访的一众特效师中，孟括是想得最远的一个。作为一名典型的“理想工人”，他怀着梦想进入行业，却一度在生存的边缘苟延残喘，入行三年后，他决定离开。一个加班后疲惫的深夜里，孟括向我讲述了自己从满怀激情到心碎麻木的心路历程。我们聊到特效工作的种种困境，工作扼杀的不止健康，还有想象力、专业主义，以及理想——本质上，这也是许多行业都会发生的问题。
对话的最后，我们想戳破的是关于工作和创作之上的那层叙事：创作从来就要痛苦的吗？为什么我们总是在歌颂苦难？在一个遍布草台班子的时代，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又要如何自处？
以下是孟括的讲述。
“学特效，就能月入过万”
为了儿时梦想，我曾贷款去学做特效。
我本科就读于成都一所985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编程。大四没找到满意工作，在老师推荐下报名了北京一家影视培训机构。
来之前，老师带我参观了一家视效公司，他们刚完成电影《悟空传》，我当时看着荧幕上那些纷繁复杂的镜头，瞳孔都放大了，我说这就是我想要学的。因为我知道我交了钱，我就能学到这些东西。
培训机构提供一种“助学贷”：3万块的学费，利息3000块，分24期还；培训期8个月，每月还72块，工作后每月还2700块。我没告诉家里我办了贷款，他们不太支持我的选择。我想破釜沉舟，逼自己一把，不混出个人样来，没脸交代。
机构里有不少学生都办了这个助学贷。他们有少部分是像我一样，为梦想而来的，也有一些人，是听信培训机构的宣传画饼，“学特效，就能月入过万”。
入行后我发现，根本不可能过万。拿两三千工资的大有人在。我已经属于班上“相对幸运的”——课堂表现较积极，提前完成了作业和个人作品，毕业前一家中型体量的视效公司给了我offer——初级特效师。那是2019年，他们开出的工资是4300元，税后到手3900元。也是挺好笑的，我之前在成都找的程序员工作，月薪3400元，这一番折腾后，就多了500块。
但生存的本能让我接受了这份工作。在北京郊区，通过中介二道贩子，我租了一间“隔断中的隔断”，一共5平米，只能放下一张床、一个电脑桌。
我稍微规划了一下：工资3900，除去还贷款，剩下1200元刚好够支付我的房租，公司包一顿午饭，我可以把吃剩下的打包留着晚上吃，再找朋友借点钱维持日常。等我转正了，经验丰富后，我的情况或许会好转。
2005年，拥有中国最大电影特效团队的Base FX于北京成立，图为其创始团队（受访者提供）
但没想到的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刚刚开始。
进入这家公司后，我才意识到他们为什么要招我这样的新人：在这之前，公司遇上了范冰冰的阴阳合同事件，一些项目的款项迟迟不能结算，这导致公司资金周转不灵；新人便宜，又能做一些基础的效果，对于公司来说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
没过多久，肖战“227事件”爆发，当时我们公司承接了肖战主演的《斗罗大陆》特效制作，项目不得不暂停，公司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
我只收到头两个月的工资，但继续在给公司干活。赶上过年，公司只给每个员工发了一箱啤酒，据说是老板朋友送的。我拎着一箱啤酒，回到出租房里，没有存款，买不起回家的车票，干脆在北京过年。然而疫情开始了，我被彻底困在这间出租房里。
老板也挺焦头烂额的，接连两次项目重创，加上疫情没法开工。有人在公司群里向老板催工资，下一秒，老板就把讨薪的同事踢出群聊，开启全员禁言模式。第二天，那位同事被开除了。被踢走的人随即拉了个小群，有24个人。我才了解到，原来不止我自己，有人都半年没收到工资了。
我只能选择主动辞职。在出租屋里待了两个月，没有工资，还要交房租、还贷款，整个人都崩溃了。我试图向家里要钱，但当时家里出了些状况，我爸也是负债，我刚一开口，就被我姐劈头盖脸骂了一顿：你都工作了，还向家里面要钱？
在那期间，我投了100多家企业招聘，每天都在做测试题，等消息。好在当时有个朋友找到我，说有几个外包的特效镜头，一条400多块钱，干不干？我说，干，几百块钱我都干。事实上，那些镜头按照市场价，一般得三四千块一条。
就这样，我待在出租屋里，没日没夜地做镜头。那时候没啥钱，外卖只能点一碗稀饭、两个包子顶一天。靠接外包项目，我终于有了几千块钱，总算是缓过来一阵儿。
三四月份拿到通行证后，我和同事去劳动仲裁递交材料。现场人山人海，队伍从大厅排到马路上，拐了好几道弯。工作人员说，人太多，可能得排到明年，还不确定什么时候能拿到钱。
后来经过朋友介绍，我幸运地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工资涨到7500元，处境才有所好转。但影视寒冬才刚刚开始，资本和政策也不再青睐影视行业，转向游戏等其他行业。
如今回看，特效培训班里64个人，还扎根在这行的不超过10个。当年一些人培训都没有坚持完就离开了，也有些人一直没找到工作，还有转行去卖减肥药的——但他们都得继续还贷款。
其实大家的前期投入远不止这3万的学费。跑特效软件需要的高配电脑，大约1.5万元；还有很多人是大专学历，他们交钱、考试，就能办一个如鲁迅美术学院这样的本科学历。这一套下来，6万块投进去了，很多人的人生就此被绑定住了。
我记得很早以前就有人联合抵制这家培训机构，但没有用。因为你是自愿的，不能因为没找到工作就说人家是骗子，他们会反驳，“这是个人能力问题”，也有一些成功的人，找到了工作——比如他们会拿我举例，人家能，你为什么不能？
在特效行业工作了快三年，我才终于把所有贷款都还完，兜里是一分钱也不剩。
激情的陷阱
小时候我经常看各种好莱坞大片，记得《加勒比海盗》里有一个镜头：月光透过破损的船帆洒下，笼罩在低头干活的海盗身上，他们的皮肤迅速褪去，肌肉消失，露出森然白骨与空洞眼眶，关节咯咯作响，光影间不断切换之下，他们变成一群骷髅。那一幕给我很大的震撼，至今我都清晰记得这个画面细节，我想有一天也做这样的特效。
对于特效的热爱，一度让我合理化了很多劳动中的问题。
影视特效的加班非常严重。我一入职，就连上了半个月的班，每天在公司工作到凌晨一两点，有时索性直接睡在公司的沙发上凑合一晚。但我当时一腔热爱，处于如饥似渴的求知状态，一定要做出好看的效果在大银幕上，所以加班也不觉得有什么。
一年下来，我胖了20斤，身体也出现各种毛病，尤其是腰，常常感到累、酸、痛，甚至有时候都直不起来，几乎所有久坐的毛病我都有。还有不少同事会出现心理问题。但很多慢性病，很难被认证为是加班导致的工伤。
类似《哪吒2》这样赚了百亿票房的电影，最终那些参与制作的视效公司和特效师们，却没有一分钱的奖金分成——接项目时，合同确定的报酬是多少，那就是他们最终能拿到的数额，不会因为影片后续票房的成功而有任何提成。说白了，这些都是资本的游戏。
特效行业的商业模式是从好莱坞引入的，最初起源于《星球大战》的制作。为了实现电影中的特效场景，导演特意成立了一个子公司，专门负责制作母公司的特效镜头。这种商业模式自那时起延续至今，但谁也没想到它对这个行业的毒害是如此地深远。
实际上，一个镜头的特效制作，需要经过无数次的修改、调整和迭代，时间和人力成本都很难提前估算，很多成本都在无形当中，白白浪费掉了。这对特效公司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负责《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特效公司Rhythm & Hues，在拿到奥斯卡最佳特效奖的那一刻，宣布倒闭了。
《Life after Pi》中曾记录美国好莱坞特效师集体表达诉求
其实行业里大家都看得到这个模式的漏洞，不是没有人想过改变，而是改变不了。
为了缩减成本，许多视效公司采用这样的运作模式：在北京设立总部，招募高端人才，主要负责快速搭建出一套用于制作特效的模板；同时在二三线城市设立分部，雇用工资较低的特效师，让他们按照总部的模板执行制作，相当于流水线上的“工具人”。
特效行业门槛虽低，不以学历区分，但想要精进技术，需要较强的学习和综合能力。然而，即便是顶尖的特效师，也难以获得匹配的报酬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因此，近年来不少行业大佬转行游戏行业或留在国外。
“垃圾玩意儿”
层层外包之下，很多人是没有姓名的。一部电影，参与到特效制作的人，远不止卡司表上写的这些，实际人员通常要多出两三倍。
在影视圈里，外包人员通常被默认是没有署名权的。如果你想要上名字，那么得到的回复可能是，“我们可以商量一下，这个钱不会给你太多”。也就是说，想要署名权，往往需要让渡一部分劳动报酬。
在影视制作的链条上，由于外包的处境，特效也往往处于劣势而被动的一方。
我们常需要“为前期擦屁股”。比如，前期没有实拍某些关键内容，导致后期加特效时变得异常麻烦。明明片场十分钟能协调到位的事情，后期或许要花上十几天来磨到同等效果。
还有些制片或者导演，对于特效怎么落地压根没有概念，提的一些需求也不够专业，反而让镜头变得不好了，比如“要镜头前面有一道黑光闪过”。光怎么可能是黑的？这完全是违反物理学常识，压根就实现不了，但是也没有办法，只能按照他们的需求改。我发不出来声音，没有话语权。
一个效果镜头做出来，不是一个人给反馈，而是一堆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你得把这些意见综合起来，最后做出一个“四不像”的东西。有时候我们经常改来改去，结果发现，人家其实要的是第一版。
我们特效师经历过太多这样的时刻。改动没有报酬，也没有哪怕一句安慰的话。我只能在特效小组里说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别人回一句，“我就知道，傻X制片”等等骂人的话，这就是我能得到的全部情绪价值。
所有的激情，对镜头的、艺术的追求都被磨掉了，我只是一个打工的，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行行行，好好好，改改改。有时我甚至会跟同事说，不用较真儿了，做一下差不多得了，指不定人家又会提出什么样奇怪的要求呢！
久而久之，我都有点分不清到底什么是“专业上的好坏”了。那些所谓的专业知识，到了工作场景，被太多人审判和修改，判断的标准变得模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以前自己制作的项目上线了，我会专门跑去视频网站开会员，迅速划到影片结尾的后期人员名单，翻到自己的名字，截图发给我爸妈，也发朋友圈，说我很荣幸等等。实际上，背后的那些辛酸苦楚只有自己知道，我只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
后来我不去看这些卡司表了，也不再在意作品是不是上线了。因为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掀不起任何波澜，也泛不起任何水花。
有时看到网友骂“五毛特效”，我也渐渐变得麻木，曾经的心气儿已不再，我会很直接地说：这个镜头才给多少钱，我能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纪录片《光影与魔法》剧照
参与过什么项目，做出来什么镜头，我都藏着掖着，不让身边朋友知道。我只是向生活低下了高傲的头颅，没办法才做的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主动向别人说：“看，这个垃圾玩意儿是我做的！”不可能的。即使偶尔做出几个自己满意的镜头，我也不会特意提起，寻求什么认可，我早就对这些没什么感觉了。
我的家人也只会简单地说一句：“你工作做得不错。”但他们没法理解其中的好，也体会不到苦。这就好比对一道菜，如果对方不是厨子，那ta的评价也就止步于“这菜烧得不赖”，不会关心你是如何精心处理食材的，也不会提及调味的讲究，更留意不到食材是不是国外空运来的等等。深度的共情和理解，或许只有行业内的人能给予吧。
我曾参与制作过《云南虫谷》中的一个特效镜头，场景是一大堆虫子往一个人嘴里爬，视觉冲击力非常强烈。这种效果挺难做的，比较有挑战性，那也是我做过的各种镜头中比较满意的一条。然而在审核时，却因为画面过于血腥和令人不适而被迫删除了。就这样，我付出的努力和成果完全没有机会展示出来。
所谓的“为中国电影做一些贡献”，我刚工作那会儿可能还有一点这样的念头，但随着在这个行业待久了，那些激情早就被消磨掉了。
我有一位培训机构同学，他能力很强，完美通过了北京某著名影视公司的测试任务后，HR告诉他可以来面谈薪酬。结果他去了那家公司之后，HR却说是自己“搞错了”。
是的，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来自于这种荒谬的乌龙。我朋友直接破防了，他说自己已经竭尽所能去做好能做到的一切，但是这个行业没有给他机会。，没有一个留下来的理由，他真的已经没有一点点对这行的留恋了。
中国没有好特效？
我以前比较中二，自我介绍时会说，我是一个二手特效师，做一些二手的特效。
“二手”是一个双关的词语。一是表达这个特效活儿是外包的；另一层意思是，这特效已经重复无数遍了，大部分时候，我只是把别人做过的东西改改再发出来，我不是在创新，我只是一个搬运工。
创新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从零开始构建全新的视野。像漫威的《奇异博士》中，一拳将灵魂击飞到宇宙之外，宇宙之外是什么样子，没人知道。导演提出这个概念后，大家通过想象构建了一个未知的世界。再比如《阿凡达》的水世界，从外星星球的生态环境、居民形态、生物交流方式到文字载体、水的动态乃至星球的重力等，有了基本的创意设想后，团队添砖加瓦去实现它。这样的过程中，特效师不再是辅助的工具人，而是和其他部门共同创造新的叙事方式。
所以一切的特效创新，首先需要看导演的水平行不行。比如饺子导演，他希望看到锁链套着每一个小怪，从岩浆里面冒出来，这也是个创新。但是国内这样的导演太少了，而且我们一年也没几部围绕特效展开的片子。
2019年2月15日，四川成都，参与电影《流浪地球》特效制作的技术人员
这个行业不支持创新。一部电影，从剧本到分镜脚本，所有的东西都定死了，我们特效师很少能做些真正与镜头故事结合、充满意义的新鲜效果。因为预算少，时间短，任务重，没有研发的空间。优质的镜头效果往往需要团队花费数月甚至一整年精心打磨，但公司为了追求利润，只会让制作团队加班赶工完成任务。
很多人说中国特效落后国外几十年，其实不然。我们的技术水平并不差，在AI时代，各种技术壁垒几乎已被打破，我们靠堆量也能堆上去。比如《流浪地球》中行星发动机，就是靠大量人力一点一点搭建模型完成的。如今的问题不在于无法实现某个效果，而在于缺乏天才的大脑去想象这些未知的东西。
我们特效师所经历的培训体系和工作系统，更多是在教你如何在技术上提升，却没有启发你去思考外太空可以是什么样。行业不培养、不鼓励也不重视一个特效师的想象力，在艺术方面我们几乎为零。
虽然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有离开这个行业的念头，但最终离开的原因是迷茫。我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和坚持，我看不到希望，觉得自己无法做出更好的镜头、更精彩的作品了。
公司里有位资历比我深的特效师，但在我看来，他在行业待了七八年，却只是用一年的经验和技术重复了八年。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未来的自己，而我不想变成那样。
被压抑的，被遮蔽的
其实我现在还是会有想“做一个伟大的镜头”的想法，我并没有对影视特效完全死心。
之前我一个特效师朋友，参与了电影《深海》的制作。里面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构思，以及高难度的镜头。朋友几个月没好好休息过，就在那儿磨一个镜头，也不挣钱，人瘦得憔悴得跟个干尸一样，但他那种创作的激情，还是能够感染到我。他在做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不是用金钱去衡量，是一项艺术创作。当它出现在大银幕的时候，当观众为这个镜头去呐喊时，他会在影史上留下他的笔墨。
但我不会羡慕他，我希望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下去做这样的事情。
创作需要什么？要有一个天马行空的脑袋、对艺术的追求、一双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的眼睛——如果一直埋着头，在一个6平米的出租屋里，是没有办法看到的。我的出租屋连太阳都看不到，每天太阳出来了去工作，晚上踏着月色回家，要如何变得有想象力呢？
我想强调这件事——我们并不一定要头悬梁、锥刺股，才能做出一个卓越的作品。为什么必须要承受苦难才能迎接美好呢？如果说这是我们中国人从小被教育的一种价值观，那我觉得这说明教育体系出了问题。
纪录片《Life after Pi》剧照
现在关于导演饺子的宣传是：他经历了许多苦难和不被看见的日子，在家待了好几年，熬夜拼命奋斗，最终才做出了《哪吒》。但如果他没成功呢，是不是就会有人说他没出息，在家啃老，到这么大还是光棍？
事实上，成功总是属于少数人，这个行业有太多默默无闻的人，他们还没等到成功就被熬垮了，或者黯然离开了。况且《哪吒》的成功也绝不是饺子一个人的努力，而是无数人背后共同付出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大家总是在歌颂苦难？苦难不应该被歌颂，而应该被看见和反思。一些媒体似乎特别热衷于报道这类故事，这让我觉得很扭曲，甚至有些反人性。
现在有许多年轻人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现自己的个性，但是他们发不出来。在现有的社会规训下，他们难以真正表达自我，所以只能以一些另类的方式试图引起关注，比如以前的杀马特，现在的二次元、cosplay、奇装异服，甚至舌钉、唇钉、文身等。
同样的，我们特效从业者也有自己的个性想表达，希望通过创作在工作中展现出来。然而，特效工作往往面临太多的评判，创作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个性表达难以实现，这让人感到十分压抑。
从影视特效行业出来后，我爱上了游山玩水和极限运动，因为它能释放我一部分无处安放的荷尔蒙。我既然没有办法在网络上去发出我的声音，那么就寄情于山水之间，去干一些比较疯狂的事情。我只是把“自我”收在刀鞘里面，在要亮刀的时候再把它亮出来。
前段时间，我一天一夜没睡觉，徒步横穿武功山。夜里7点多出发，走到山顶已是凌晨1点，想着离日出还有五六个小时，我索性不等了，继续走。月光照在山脊之上，我一路爬上爬下。武功山曾是红军的驻扎地，他们走二万五千里长征，我想我也在走自己的长征。
来源：远山和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