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东、何可、李彦清 | 问题与路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

摘要：摘要：当前世界范围内通行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植根于工业时代的大众传播范式，源于欧洲的经济与社会背景，并于20世纪中叶在美国逐步成形。随着数字时代走向纵深，国际传播实践活动的发生形式愈加丰富多元，现有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同时面临六大突出张力：其一，

问题与路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

作者：方兴东何可李彦清

摘要：当前世界范围内通行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植根于工业时代的大众传播范式，源于欧洲的经济与社会背景，并于20世纪中叶在美国逐步成形。随着数字时代走向纵深，国际传播实践活动的发生形式愈加丰富多元，现有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同时面临六大突出张力：其一，理论体系与现有国际传播实践日渐脱节；其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路径的价值冲突；其三，自上而下的国际传播与自下而上的跨文化传播分离；其四，“东—西”“南—北”实践与理论失衡；其五，交叉性、复合性与跨学科性不足；其六，国际传播与人类文明进程之间的落差与鸿沟。这些张力使得既有体系难以有效回应新的传播格局，在理念、视野与方法层面建构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契机。在此背景下，新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应以回应六大张力为出发点，将其转化为理论创新的内生力。具体而言，应在实践经验中形成问题意识，在学科交叉中摆脱路径依赖，在文明关系中拓展理论想象，从而推动构建一个开放包容、动态生成、具备全球回应能力的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关键词：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全球共通；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现实意义与历史契机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亦明确提出“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并就“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作出关键部署[2]。随着数字时代的纵深发展，国际传播的实践格局与理论创新正经历深刻变革。然而，现有国际传播知识体系本身的理论创新及其知识组织方式与整体结构存在相对滞后的问题，导致在应对全球传播新态势时仍显局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被动。从历史演化的视角看，有学者认为世界知识体系经历了“原始分化”“古代合一”“近代分化”“现代统一”四个主要阶段[3]，呈现出从碎片到系统、从地方到全球的趋势。伴随地理大发现与殖民扩张，西方知识体系往往以带有“普世”诉求的话语形态向外扩散；与之相对，非西方知识体系则在国际学术场域中长期处于边缘，或被纳入西方理论框架中加以改写。尽管现代性条件下的知识生产日益多元，但西方知识体系在全球格局中依然居于主导地位，非西方世界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时，常常面临理论资源受限、话语空间被不断压缩的困境。如何突破西方知识霸权，实现理论自主与话语自立，已成为当下中国学术界亟须回应的根本问题。依循陈光兴所言，知识生产本身就是帝国主义运作的关键场域，真正的“去帝国”必须首先在知识维度展开[4]。因此，“自主知识体系”的提出，不仅是摆脱知识依附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全球认知多样性与公平性的必要之举。所谓“自主知识体系”，是立足于本国社会实践与认知逻辑而发展的知识系统，强调内生性与主体性[5]。它既要能够准确解释本国经验，又应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理论创新力与普遍解释力，从而推动知识生产的持续演进[6]。根据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可划分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层次[7]。这一结构在经济、政治与文化领域均有体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提出，正与中国从世界边缘走向舞台中央的进程密切相关[8]。中国既拥有文明连续性的独特优势，又在近代以来围绕现实关切不断孕育学术创新[9]。然而，“西方化”与“殖民化”的长期影响，使非西方知识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自主创新空间屡遭压缩，中国知识体系的独立发展也因此受到制约。同时，中国长期面临国际话语权与综合国力不匹配的局面，在西方主导的知识体系面前缺乏足够的自主表达与理性对话能力。由此可见，建构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更是其核心要义，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根本上立足于对国际传播思想史与知识社会学的深刻把握。秉持“以中国为方法”的立场，从中国国际传播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出发，将中国的经验、传统与实践活动作为理解、分析与解决问题的重要视角与方法论，探索能够解释当代中国国际传播关键现象的原创性理论。其核心目标在于为国际传播研究提供独立的概念资源与话语空间，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赖，增强中国乃至更广泛非西方世界的学术自主性与国际话语权。因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兼顾历史纵深与国际比较：置于自身历史脉络之中，方能彰显“中国性”；纳入全球知识版图之内，方能体现“世界性”[10]。换言之，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既不拒斥历史经验，也不排斥西方理论，而是在比较中确立定位，在互动中拓展边界。其目的并非对抗或取代西方范式，而是通过将本土理论置于全球语境中加以对话与检验，积极参与全球知识体系的重构，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确立独立而开放的学术立场，并以中国经验为国际传播理论的发展贡献新的思想资源。

在这一过程中，“共通”理论所蕴含的协商性、开放性与生成性，为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富有实践意义的分析框架与方法论支撑。基于此，本研究将围绕几个核心问题展开探讨：当下我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面临哪些突出挑战？在新技术环境下，构建新型知识体系又有哪些机遇与制约？同时，还需回答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衔接，以及如何在官方与民间传播主体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文章将以“共通”视角为分析主线，重点揭示现有知识体系中积累的主要张力及其转化可能，以期为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的更新与创新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可行的实践路径。

二、共通视角下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的现状与张力

当下，跨国数字平台、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跨域网络公众的介入，拓展了国际传播的参与和表达空间，推动国际传播格局由单一国家主导逐渐走向多元主体并存。然而，掌握核心技术的政府与大型互联网企业，又通过制度规制与技术手段不断集中权力，使得传播权力的演变在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之间反复拉扯[11]。在这一过程中，文明间的历史叙事、政治理念与社会共识的差异愈加突出，各类矛盾与分歧持续涌现，从而使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共通”正是在这种现实语境中被提出的。它并非一个孤立的命题，而是一种贯穿理论创新、方法整合与价值定位的整体视角。其运作依托四重机制：其一，基础联结，通过开放架构实现主体间的互通[12]；其二，事实共享，以真实、可验证的信息塑造信任；其三，价值共振，在文明互鉴中寻求最低限度的认同；其四，情感共鸣，在交往实践中激发理解与共情[13]。这四重机制共同勾勒出一个开放而有韧性的框架：在认识论上，它强调协商取向，意义通过多主体互动而构建；在本体论上，它立足关系性存在观，主体与意义在交往中不断界定与重塑；在方法论上，它反对脱离经验的抽象推演，主张从实践出发提炼问题。随着智能传播日益融入日常生活，“宏大叙事”的权威正逐渐让位于“日常可见性”[14]，在此背景下，以“共通”作为当下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分析框架，将形成一种区别于旧有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的新知识体系(如表1所示)，这将为国际传播研究开辟全新的视角。

有学者提醒，“共通”秩序或许只是一种对复杂现实的技术性想象，甚至带有安慰性的成分[15]。然而，正是在这种紧张条件下，“共通”才显现其意义。它并不否认冲突或“反共通”的存在，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为协商与理解提供可能的空间。当前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深植于欧美学术传统，在制度化层面已相对成熟，但在回应多元经验时显得日益僵化，尤其在知识塑造与价值表达上存在明显局限。本研究以“共通”为切口，立足更广阔的人类历史视野，回应当下知识体系中的若干矛盾，并探讨其转化的可能路径，以期推动形成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成果与国际传播知识体系。

(一)张力之一：国际传播实践与现有理论体系日渐脱节

从“共通”的协商取向来看，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虽是当前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中最突出的矛盾，但并非不可跨越，而是在持续互动中需要寻找调和之道。国际传播实践中不断涌现的现实问题，本应成为推动理论创新、支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动力。在哲学传统中，康德早已区分“学院概念”与“世界概念”，并强调实践理性是理论理性的根本支撑[16]。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践转向”再次提醒学界，理论建构必须扎根于现实问题场域[17]。对中国国际传播而言，70余年的发展历程同样表明，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始终是事业得以持续推进的关键[18]。然而，当代国际传播实践的迅速演变，使既有理论难以回应现实，不仅时效滞后，更在结构与方法上暴露局限。从“共通”视角看，问题的根源在于理论与实践缺乏有效对话与持续协商机制。同时，我国高等教育体系长期存在的成果导向评价模式，以及对跨学科、跨语境知识生产的忽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理论的自主发展[19]。

这种脱节在20世纪的动荡局势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博弈，不仅改变了国际格局，也深刻塑造了国际传播理论的发展与运用逻辑。美国政府、基金会与学术机构主导的一系列效果研究，固然推动了传播学科的制度化建设，却也使国际传播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沦为国家战略的附庸，承担着意识形态宣传与社会引导的功能，难以在非西方语境中实现真正的解释。例如，“二级传播”中的“中介模型”，在美国主要被用来缓解大众传播的冲击、维护舆论平衡；而在其他国家，则往往被赋予强化传播影响力、推动社会现代化以及塑造公众行为的功能。同一理论在不同语境中的差异化使用，恰恰揭示出国际传播研究长期处于“实践政治化”与“理论工具化”交织的状态。与此同时，现有国际传播知识体系大体仍建立在“现代性”“帝国主义”“全球化”等西方社会科学的传统框架之上，其核心概念与理论逻辑深植于外源性的学术语境，缺乏立足本土实践的理论创新土壤。这不仅使非西方国家在知识建构中难以摆脱对既有范式的依赖，也使其无法充分解释自身的传播经验与制度逻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理论自主性的形成与发展。

在此背景下，“共通”的意义并不在于追求抽象一致的理想化概念，而在于直面现实中的断裂，探索理论与实践互动的新路径。其核心在于从“可通约的实践”出发，借助事实共享与价值共振机制重建交往中的基础信任，帮助多元主体在不同语境之间寻求最低限度的共识，从而为理论与实践的再度对接提供条件。在这一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不再只是不可跨越的障碍，而是促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契机。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支撑下，“共通”有望推动中国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从“可通约的实践”逐步孕育出“可通约的理论”，形成既能解释现实、又能积极参与建构的自主学术成果。

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格局，使国际传播理论长期徘徊于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其演进始终与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紧密相连。这种对立一方面揭示了“反共通”的潜在风险，另一方面也为“共通”的实现提供了契机。事实上，国际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路径上高度依存，二者都属于20世纪初国际秩序重组背景下兴起的“后发学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伍德罗·威尔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者反对赤裸的强权政治，主张通过制度重建与国际合作实现和平，并推动国际联盟等机制的建立[20]。在强调协作与制度化的国际氛围中，理想主义逐渐成形。然而，随着二战后纽约取代伦敦成为全球经济中心，美国确立了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广泛吸纳并强化现实主义立场。以汉斯·摩根索和肯尼思·华尔兹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则将“冲突”视为国际政治的常态，强调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行为体，其根本目标在于增强实力，以确保安全、维护主权并彰显国家利益[21-22]。

国际传播学科的建制，恰逢崇尚零和博弈的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导路径。在这一背景下，传播被普遍视为服务国家战略的舆论工具，承担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竞争的功能。冷战结束后，国际合作组织虽然推动了以制度合作为导向的多边主义，并一度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共识，但理想主义路径的制度化仍依赖于大国主动让渡部分自身利益。尽管“共通”的价值共振能够为国家间提供构建共同利益的交流基础，但在现实情境中，大国不仅鲜少因理想主义作出实质性让步，反而经常以牺牲小国利益换取战略收益，从而使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冲突愈发尖锐。近年来美国频繁挥舞关税“大棒”，正是国际关系背离二战后自由贸易理想秩序，滑向现实主义对抗逻辑的典型例证。当下，区域冲突与地缘争端层出不穷，进一步推动各国在维护国家利益的逻辑下依赖现实主义范式。这一逻辑也深刻嵌入国际传播研究的结构之中，使当代国际传播秩序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反共通”倾向。可以预见，未来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现实主义传播动机，将继续与强调合作的理想主义形成对峙，这不仅是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也将成为张力的主要来源。

尽管国际传播研究的底层逻辑仍深植于现实主义，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都可能滋生“反共通”倾向。前者强调国家利益，易滑向信息控制与竞争；后者虽倡导共享，却因普遍主义取向而遮蔽文化差异与结构不平等。这种矛盾贯穿国际传播理论的发展，并深刻影响当代知识体系的价值取向。现实主义的逻辑依然重要，但在高度互联的全球格局中，“不可避免的协作”已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环节。在此背景下，以“共通”为核心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并非在两条路径间择边，而是通过搭建跨越国界与意识形态差异的交流平台，使多元主体在理解基础上聚焦共同关切，缓解分歧带来的不确定性与零和博弈。由此，国际传播秩序才可能逐步超越以国家竞争为导向的单一路径，走向兼顾合作与差异包容的全球协作理想。

(三)张力之三：自上而下国际传播与自下而上跨文化传播分离

由于传播主体的差异，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这两个理论范畴在学理上虽然关系密切，但在实践界定上逐渐分化，并在知识生产中不断引出新的矛盾。从“共通”的角度来看，这种差异本可成为多元协商的契机，但在冷战格局和现实主义逻辑的主导下，却更多演变为“反共通”。各国在扩展国家实力的驱动下，普遍强调以国家和媒体为核心的自上而下传播模式，学界的研究重点也随之转移。尽管这一研究路径在规范建构、成果产出和国家利益增进等方面有所推进，但过度依赖大众传播时代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研究重心集中在综合国力竞争和影响力扩展，传播媒介被简化为报刊、广播、电视等宏观系统，跨文化层面的个体互动被宏大叙事掩盖，人类长期积累的交往传统也被忽视。可以说，早期的国际传播研究缺乏“共通”的事实共享和情感共鸣机制，不仅削弱了理论的解释力，也为当下知识体系中矛盾的不断积累埋下了伏笔。

美国等国际传播研究的先发国家，还通过设立外事学院等制度化安排，通过系统培养来提升外交与援外人员的语言与文化能力，使原本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跨文化传播逐渐转化为“美式全球化”语境中的政策工具，成为服务特定战略目标的补充机制[23]。这一转向虽然拓展了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边界，但也使具有社会化与生活化特征的跨文化传播逐渐被宏大的国际传播框架所压缩，导致“实践关注不断升温，而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的知识建构断裂[24]。跨文化传播在国际传播知识谱系中的边缘化，不仅重塑了学科的理论格局，也深刻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的研究路径。当下，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对跨主体、跨媒介的传播实践回应仍显不足，尚未真正实现向跨文化传播的实质性转型，从而使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25]。

相较于建制化、宏观化的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更关注集体记忆与个体经验等中观与微观层面的跨国交往。这类交流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便已存在，具有更深厚的历史根基和更为持久的影响力。随着数字化与智能化浪潮的兴起，文化的传播边界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主权框架，国际传播实践也逐渐从国家主导的单向输出，转向涵盖跨国社交平台、全球用户与智能公共物品的协同网络，呈现出更微观、多元与具象的跨文化传播特征。传播的意义在于承认不同文化主体的多样性与差异性[26]，并通过互动建构主体间关系，在持续的交往中逐步趋向“共通”。在这一背景下，传统国际传播理论已难以有效解释跨主体性、文化异质性和交往复杂性的新型实践形态。宏观的国际传播要想应对这种复杂局面，离不开跨文化传播在细节处的“精细活”[27]。从“共通”的情感共鸣机制出发，跨文化传播不仅是文明间的信息交换，更是个体在语言与情感层面深入他者文化生活的过程。它通过持续协商来应对不确定性与差异，并借助情感共鸣塑造互动性的传播结构[28]。正是这种跨语境的情绪联结与自下而上的解放力，使制度化的国际传播与生活化的跨文化传播逐渐形成协同，为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贴近实践的微观窗口。

(四)张力之四：“东—西”“南—北”国际传播实践与理论失衡

从“共通”的视角看，全球知识体系与传播实践中的权力不对称，本身就是典型的“反共通”逻辑。自近代以来，大量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输入中国，使本土国际传播知识体系带上鲜明的欧美印记。这在特定阶段虽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也使“知识无国界”的理想在实践中沦为西方学术共同体设定的“出厂模式”。不少非西方学者在解释本土经验时仍难以跳脱西方框架，往往将文化差异视为难以跨越的分歧。即便是中国经验，许多研究也常以西方概念为起点，将之重新附着于西方逻辑之中，在“自主”的名义下反而形成对西方话语的再度依赖。这种逻辑表面追求普遍性，实则压缩了跨文化协商空间，削弱了知识自主性，并固化了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的紧张关系。

事实上，国际传播作为研究跨国界人类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知识体系，本应在不同文明中根据自身历史与现实条件形成独立形态，这是多元文明的共同特征，而非西方的专属。然而，当下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却长期处于西方本位。例如，在国际传播学会(ICA)旗下五本权威期刊中，美国高校作者占比高达74.4%，其余作者多来自中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发表比例仅在1%至9%之间，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贡献率甚至不足1%[29]。“全球南方”的理论成果多半仍沦为西方知识体系的附庸或旁证。直到近年来，这种由西方命题覆盖非西方视野的格局才有所松动。从“共通”视角看，这种失衡不仅体现在理论与话语生产的不平等，更源于跨国信息流动缺乏平等可达性的现实条件。知识的创新与交流必须依托全球互联网络、开放通信协议与跨平台协作机制，它们既为各国提供最基本的互联保障，也直接决定其参与全球对话的能力。对于“全球南方”而言，突破数字鸿沟、争取均衡传播权利，正是“共通”框架下修复不平等、实现事实共享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南方国家正尝试通过技术、金融与传播平台的替代性探索，努力摆脱长期受西方学术共同体主导的“中心—边缘”格局，并推动跨区域、跨文明的理解与协商在更平等的结构中孕育新的共存逻辑。

正如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所言，中国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团结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例如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独立自主的“南方阵线”正在中国的帮助下逐渐建立和完善[30]。此外，中国还在技术和制度层面推动多项举措以促进“全球南方”的政治团结：DeepSeek大模型通过开源机制削弱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单一主导；“一带一路”倡议与“数字丝绸之路”为南方国家提供了互联互通的平台；在多国共同推动下，金砖扩容、本币结算和新开发银行等机制逐渐完善，减少了对美元体系的依赖，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传播资源的分配。这些探索虽体现了“共通”机制的切入，但仍不足以改变整体格局。学科体系的偏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和知识话语的等级化依旧存在，南北之间的失衡在加剧，“全球南方”内部的分化趋势也愈发明显。从“共通”的视角看，唯有依托更稳固的基础联结并强化事实共享，跨区域、跨文明的沟通才可能走出“反共通”的困境。随着全球格局的演变，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西方对东方的依赖将愈发凸显，这种相互需要也为“共通”的形成提供了新的现实契机。

在“共通”的视角下，国际传播与相关学科长期缺乏深入的融合与对话，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层面的失衡，这也导致现有体系在整体性和系统性上明显不足。许多研究议题宛如海面上的浮冰，虽层出不穷，却掩盖了其下本应深厚的理论冰山；与此同时，实践需求的扩展又持续对研究施压，使国际传播始终徘徊在“尚未完全建构的学科领域”阶段[31]。在技术快速迭代、社会高度复杂的背景下，单一学科框架已难以回应跨领域问题，缺乏持久的学科对话与协作，不仅削弱研究对现实的解释力，也制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

跨学科的知识交融正是破解困境的重要途径。它既有助于打破学科藩篱，也为理解复杂社会问题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法。当代学术实践早已表明，大多数学科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外部资源，通过多元化的知识交换不断拓展自身边界[32]。对于国际传播而言，这不仅能够推动理论与方法的互鉴，提升研究的解释力与实践价值，更能促成一个开放而协同的知识网络，为自主知识体系奠定坚实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共通”既是一种理解国际传播的新范式，也是一种促进学科整合的方法论路径。它强调的不只是知识的互补，更在于通过协商重建共同的问题域与概念框架。今天，国际传播研究早已超越单纯的话语与符号分析，还涉及传播基础设施[33]、制度安排以及人的行为实践，从而构成了一个层次丰富的研究对象[34]。这意味着研究者必须调动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技术史乃至人类学等多样化的知识体系。可以说，“共通”犹如一座桥梁，使不同学科能够在差异中实现整合，让国际传播在话语、技术、制度、行为等多重层面展开对话，并由此走出学科自限，开拓出更广阔、更具开放性的理论图景。

在众多相关学科中，国际传播与国际政治既各自独立，又在部分领域高度重叠。前者常被视为后者的延伸，后者则依赖传播手段实现战略目标。早在20世纪中叶，卡尔·多伊奇就尝试把传播学与国际关系结合起来，强调传播系统在国家决策与国际一体化中的作用，但真正实现深度交融的理论探索仍属有限[35]。埃米尔·迪尔凯姆早就提醒，当一门学科正在形成时，如果忽视其他学科的经验将是危险的[36]。这一警示在今天尤显切中要害，因为国际传播正在进入一个与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区域国别研究深度交织的新阶段。以算法、算力与数据为核心的智能传播体系，正在重塑传播要素与流程，改变运行逻辑与内容生态[37]。与此同时，“一国一策”的传播实践又使区域国别调研与在地化分析成为不可或缺的支撑。从“共通”的视角看，跨学科的结合不仅是化解割裂的必要途径，更是一种协商之道。它强调在差异中寻找学科间的相处方式，把研究的落点放在真正的现实问题上，而不是困守于自我循环的学科边界。唯有如此，理论才能重新与实践衔接，在回应现实关切中不断发育，并推动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

(六)张力之六：国际传播与人类文明进程之间的落差与鸿沟

费尔南·布罗代尔曾说，撰写《文明史纲》的初衷在于“回应当今提出的种种问题”[38]。这同样适用于国际传播研究。遗憾的是，当下不少研究仍局限于对传播模式与效果的局部描述，与文明演进的深层逻辑之间存在明显间隙。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交织之下，既有理论难以把握跨文明互动的复杂进程，其局限愈加显现。人类社会因自然禀赋与历史文化根脉的差异而呈现多元形态，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之树也因此枝叶纷披。国际传播既是学科的“十字路口”，更是文明互鉴的长时段过程。在“共通”的视角下，它需要被置于全球历史、国际政治、跨文化交流、外交与科技等多重知识体系的交会处加以重新理解。要实现这种重新理解，首先需要回到文明演进的深层逻辑，把传播作为文明延续与互动的关键枢纽加以考察。雷吉斯·德布雷曾强调，媒介与文明同步诞生、相互依存，文明通过媒介得以延续与传播[39]。媒介不仅连接人类与非人类、有生命与无生命的存在，也使文明在流动中不断生成与演化[40]。传播史正以整合性的文明史视角超越传统的历史分支，成为理解社会演变的重要理论范式[41]。这些论述揭示的不仅是传播在文明生成中的基底作用，更提示我们：一部人类文明史，本质上也是一部人类“共通”的历史。现有研究往往割裂了国际传播与文明进程的关系，致使知识体系缺乏历史纵深和复杂性观照，进一步放大了理论解释力的不足。从国际传播实践史来看，跨区域文化交流早在民族国家确立前就已存在。古希腊通过战争和文化互动联通欧洲与地中海，西汉开辟的丝绸之路则贯通中亚、西亚直至欧洲。这些经验表明，传播本就具备跨文明的“共通”基因。然而，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国际传播”本质上是一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概念舶来品”。若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作为国际传播史的起点，排除民族国家体系确立之前的跨区域文化互动，不仅遮蔽了跨文化传播的历史实践，也固化了当前世界知识体系中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叙事，导致国际传播的历史沦为资本主义扩张与霸权秩序的附庸。

在此背景下，根植于跨文明传播实践的“共通”理念，不仅为重建文明体间的理解与共处提供了契机，也为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历史根基和现实依托。国际传播始终嵌入文明的长时段演进，并在其中塑造与被塑造。从“共通”的视角看，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必须将其视为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技术、制度与价值层面不断探寻发展路径。若缺乏对文明共生的回应，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与文明进程之间的矛盾将难以缓解，削弱其自我更新和应对全球议题的能力。因而，吸纳跨文明的历史经验与比较视野，才能使其在复杂格局中更具包容性与解释力。最终，凸显传播史观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地位，不仅有助于超越政治功能主义和技术决定论的局限，更能以“共通”为支点，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坚实的历史支撑与开阔的文明视野。

三、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可能生成路径

在国际传播格局迅速演变的当下，中国正处于全球知识生产与理论再分配的关键节点，在传播权力的调整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跨文化交流中的不确定性、媒介技术的加速更迭，以及价值传播与文明互鉴的长期诉求，使国际传播同时面临理论建构与现实回应的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共通”视角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切入点。它既不回避分歧，也不消解张力，而是将张力转化为理论创新与方法拓展的动力来源，使自主知识体系能够在回应现实挑战的过程中不断延展与更新。

(一)在实践经验中形成问题意识

从“共通”的视角来看，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立足于真实的实践，让理论在经验中生长。从中国经验中提炼中国理论，应当成为核心路径。《黑神话：悟空》的全球“破圈”、“TikTok难民”涌入小红书、“甲亢哥”中国行在中外社交平台引发热议，以及潮玩品牌Labubu风靡海外等发生在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表明中国正在不断释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传播样态，吸引不同文明主体通过多元路径展开跨文化交流。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正在重塑知识的建构方式与价值取向，使科技与国际传播结合得愈发紧密。中国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数智试验场，在平台治理、数据主权和文化出海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完成了从“搭车”模仿到“开车”主导再到“造车”创新的转变。这些经验不仅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坚实素材，也为“共通”格局的塑造提供了实践支撑，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可靠的现实基础。

但是，国际传播研究长期受制于“东西方”二元叙事，受限于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格局。要突破这一局限，必须在实践中培育问题意识，使之成为超越狭隘二元对立、避免落入单一主义窠臼的路径。实践不仅是理论建构的前提，也是知识体系确立的根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应当强调知行合一，在把握现实机遇的同时深度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同时，需要避免以预设结论为前提的研究取向，坚持实事求是，通过系统性的国内外案例研究，使自主知识体系既能“向内看”，也能“向外看”，并在此过程中确立一种互鉴的思路。例如，“周边传播”理论正是针对“近而不亲、亲而不近”的现实困境提出的重要本土概念，体现了理论对实践张力的回应。由此可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回到传播学的“元问题”，即关注国际传播作为体系化信息传播活动的实践逻辑[42]。这不仅要求学者突破对传播结构与话语策略的静态描述，更需深入多样化的田野，在与一线实践者的互动中提炼经验，并将其转化为跨语境可理解、可协商的概念，使之成为全球学术与政策议程中的“共通”资源。

(二)在学科交叉中摆脱路径依赖

“共通”要求研究者在跨学科的理论对话中提出新的概念与框架，而非依赖既有路径进行拼接。以往依循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范式的国际传播研究，常常以“共通”为名，却在实践中滑向“反共通”的普遍主义陷阱。非西方国家往往被定位为“西方理论与地方经验的供应者”，这种预设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霸权，是二元对立和零和思维在知识生产层面的体现。它不仅在事实上延续了西方知识体系的主导地位，未能真正促进文明间的互联互通，反而在制度移植与价值同质化的过程中加剧了文化抵触。由此可见，如果缺乏平等协商，“共通”便会在制度层面异化为单向度的要求，而非互动生成的过程。随着数字技术引发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区域间的时空壁垒进一步被打破，数字基础设施为多元知识体系之间实现“共通”创造了条件。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要推动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必须突破西方中心的“边陲思维”，摆脱“改良”与“适用”的路径依赖，从“边际贡献”的补充迈向“根本贡献”的提出[43]。在本土实践中，这意味着在批判性吸收的同时推进原创，使核心概念、学术范畴与理论框架真正扎根于经验并回应现实，从而在国际学术与政策议程中形成能够对话、引领乃至塑造的中国学理。

传播学的发展，其建设性意义在于把它视作跨学科对话的场域[44]。跨学科并非工具性的简单拼贴，而是通过协同解释与范式共建，逐步形成具有跨文化可理解性的概念体系。这正是“共通”在学科层面的价值所在，即为不同学科搭建协商平台，减少知识碎片化，推动理论整合。中国的数字传播实践虽然为提出原创命题、回应全球议题奠定了基础，但要将这些实践和技术优势沉淀为稳定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学科由分化走向融合的当下，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更需以“共通”为引领，以开放姿态吸纳国际关系等邻近领域的理论资源，并以“跳出‘国际传播’看‘国际传播’”的视角，在理念、方法与问题意识上实现跨域贯通。只有通过这样的跨学科协商与整合，才能将融合的势能转化为理论创新的动能，从根本上摆脱对西方主导路径的依赖，使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真正朝着去中心化、本土化与全球对话的多重目标稳步迈进。

(三)在文明关系中拓展理论想象

文明间的互动不应沦为征服与同化的零和博弈，而应在对话与相遇中求同存异。在追寻“共通”的过程中，各文明既保持独立性，又以开放姿态接纳他者的优势，通过互补互鉴推动人类文明的繁荣与发展。以“共通”为视角建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有助于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开辟一个超越文明优劣比较的多文明对话空间，使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得以检验本土知识的解释力，并拓展理论想象。传播不仅是现实关系的映射，更深深嵌入文明系统与历史结构之中。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构建本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而“共通”的意义正在于将这些经验凝练为能够进入全球对话的理论资源。例如，费孝通基于对中国乡土社会的观察提出的“差序格局”，便是根植本土经验、同时在全球学术场域引发共鸣的原创成果。由此可见，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要立足自身历史语境与文明传统，在“重回历史现场、立足全球实践、面向共同价值”的过程中寻求理论突破[45]，提升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在理论构建中的地位。作为后现代与去殖民化语境中的重要范畴，地方性知识往往承载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逻辑[46-47]。这种难以被外部完全把握的经验厚度，不仅为理论创新提供资源，也使跨文化“共通”更具现实感与说服力。当前，我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创新日益强调传播与文明演进的关联，这一趋势推动了地方性知识与“共通”理念的结合。一系列立足中华文化的探索为理论本土化提供了路径。例如，“共通”植根于中国传统关于“通”的哲学理解，其渊源可上溯《周易》《说文解字》等典籍，体现了技术与文化的交融[48]；“周边传播”理论则吸纳阴阳辩证与“天下五服”的秩序观，将地缘经验转化为理论话语[49]。数智化转型不仅意味着生产力提升，也拓展了文明互动的边界。在这一格局下，国际传播的矛盾与冲突已超越政治与技术而上升到文明的对话。正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言，观察历史发展的关键在于“站在怎样的高度”[50]。在全球文化格局重塑的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研究既要深掘自身文明经验中的核心概念与范畴，又要与人类文明保持持续对话，使本土原创理论在文化根性、历史延续与全球关联中展现力量，并在“共通”的框架下激发跨文明的共情与共鸣，从而为文明对话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支撑。

四、结语

“共通”并非国际传播的终极目标，更不是衡量优劣的价值标尺，而是一种分析与解释传播现象的理论取向。它强调的不是“求同”，而是“求通”—在多元主体的长期互动中，如何在差异与张力之中找到彼此可通达的意义通道。由此，“共通”关注的不仅是技术如何塑造交流的可能性，更在于这些技术如何被不同文明经验吸纳、转译，并在制度化过程中获得相对稳定的形态。这一视角揭示了国际传播中技术演进、制度安排与文明传统之间的深层联动，使我们能够在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结构中识别那些跨越文化边界、具有持续生命力的知识与经验，也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分析基础。

在这一意义上，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正视一个根本事实：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皆源于全球学术共同体长期互动、共建与共享的成果。“自主”并非与世界知识体系隔绝，而是在深入参与中提升解释力、话语力与共通能力，使之在全球舞台上拥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与嵌入性。知识体系作为人类最重要的公共物品之一，本身即是在回应现实挑战中不断迭代与演进的过程，国际传播理论亦然。唯有持续地检验、修正与创新，方能在既有框架之上实现真正的突破与超越。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应契合数字时代的精神，在摆脱依附性知识困境的基础上，实现知识、价值与范式的实质性跃迁，不仅要超越传统狭隘的理论范式，更要回应数字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在本土经验与全球议题的交汇处，塑造一个开放、动态、生成式的知识体系，使自主建构在参与与对话中获得世界意义，并在共生互鉴中拓展理论生命力与文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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