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秋高气爽，长安城内朱雀大街上旌旗猎猎，文武百官身着朝服依次列队，向着皇城太极宫缓缓行进。这一日并非传统节庆，也非朝贺大典，却有着载入史册的特殊意义——由大唐朝廷耗时两年编撰的《新修本草》，于今日正式颁行天下。这部凝聚着数十位顶尖学者心

麟德初典：唐显庆四年《新修本草》颁行记

引言：盛世修典的时代序章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秋高气爽，长安城内朱雀大街上旌旗猎猎，文武百官身着朝服依次列队，向着皇城太极宫缓缓行进。这一日并非传统节庆，也非朝贺大典，却有着载入史册的特殊意义——由大唐朝廷耗时两年编撰的《新修本草》，于今日正式颁行天下。这部凝聚着数十位顶尖学者心血的药学巨著，不仅是大唐帝国文治武功的生动注脚，更开创了世界药学史上官修药典的先河，其编纂与颁行的全过程，深刻烙印着初唐盛世的时代印记，成为中国古代医药文明走向巅峰的重要里程碑。

公元659年的大唐，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经过贞观之治的休养生息，国家经济繁荣，人口激增，疆域东抵朝鲜半岛，西至咸海，南达越南中部，北括贝加尔湖，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政治上，高宗李治继位已近十年，虽前期受制于长孙无忌等关陇贵族集团，但在皇后武则天的辅佐下，正逐步巩固皇权，显庆二年（657年）平定西突厥后，帝国声望达到新的高度。文化上，科举制度日益完善，寒门士子得以跻身朝堂，学术研究氛围浓厚，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名家辈出，为医药学的系统整理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

医药学在初唐的发展，既得益于前代积累，也面临着现实挑战。自东汉《神农本草经》问世以来，历代本草著作层出不穷，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出现了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这样的集大成之作。但随着时代变迁，药物品种不断增加，原有著作中的谬误与疏漏日渐凸显，加之民间用药混乱，伪品充斥市场，严重影响医疗效果，甚至威胁百姓生命安全。据《旧唐书·方技传》记载，显庆初年，因药物辨识错误导致的医疗事故屡有发生，“诸州医工，用药多乖古法，杂以伪品，杀人者众”。这种状况不仅困扰着民间百姓，也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

此时的大唐朝廷，正致力于构建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医药卫生作为民生要务，自然被纳入顶层设计范畴。高宗李治本人对医药学颇为关注，其母长孙皇后患病期间，曾遍召天下名医诊治，使他深刻认识到规范医药标准的重要性。而皇后武则天出身寒微，深知民间疾苦，对医药混乱带来的危害有着切身体会，也积极推动医药制度的改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由朝廷出面组织力量，对全国药物进行系统整理和规范，编撰一部权威的药学典籍，成为势在必行的举措。显庆二年（657年），高宗下诏，命英国公李勣、太尉长孙无忌领衔，组织朝中名医与学者编撰新的本草著作，拉开了《新修本草》编纂的序幕。

第一章：诏令颁下——官修药典的筹备启航

显庆二年闰正月十七日，一道由高宗李治亲笔御批的诏令从太极宫发出，送达尚书省礼部与太常寺。诏令中明确指出：“本草旧经，年代浸远，加减渐繁，谬误滋甚。今宜招集名医，共加修撰，勒成一家，以传永久。”这道诏令不仅确立了编撰新本草的核心目标，更赋予了这项工作极高的政治规格——由宰相领衔，多部门协同，集全国之力完成。

此次编撰工作的领衔者，是当时大唐政坛的两位重量级人物——英国公李勣与太尉长孙无忌。李勣原名徐世勣，因战功卓著被赐姓李，历经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出将入相，深得信任，其威望足以协调各方力量；长孙无忌是太宗李世民的大舅子，关陇贵族集团的核心人物，时任太尉，负责监察编撰工作的进度与质量。两位宰相领衔，确保了编撰工作能够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和资源保障。

除了两位领衔大臣外，编撰团队的核心成员均为当时顶尖的医药学家和学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苏敬。苏敬出身医药世家，曾任尚药局奉御，负责宫廷药品的鉴定与管理，对本草学有着深厚的造诣。他不仅精通药物辨识，还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曾多次参与宫廷疑难病症的诊治，其专业能力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成为此次编撰工作的实际主持者。据《唐会要》记载，苏敬早在贞观末年就曾上书太宗，建议修订本草，“请据经史百家所载，及民间所传，参验实物，订正经籍谬误”，但因太宗晚年政务繁忙，未能实施。此次高宗下诏修典，苏敬的建议终于得以实现，他也因此成为编撰团队的核心人物。

编撰团队的其他成员还包括尚药局丞蒋季璋、太子药藏监元亮、右监门长史吴景贤等十余人，这些人大多来自尚药局、太子药藏局等宫廷医药机构，具备丰富的药物管理和研究经验。此外，朝廷还征召了太医院的资深医师、各地药材集散地的药商代表参与编撰工作，确保了著作能够兼顾理论性与实用性。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编撰工作还吸收了少数通晓天文、地理、植物学的学者，他们负责考证药物的产地、生长环境等信息，进一步提升了著作的科学性。

编撰工作正式启动前，朝廷进行了周密的筹备。首先是资料收集，诏令下发全国各地，要求地方官员征集当地的本草著作、民间偏方、药物标本等，限期送往长安。据记载，短短三个月内，朝廷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本草书籍三百余种，药物标本一千余件，其中包括不少失传已久的孤本秘籍。其次是实地考察，苏敬亲自带领部分编撰人员前往关中、巴蜀、江南等地，实地考察药物的生长形态、采集时间、炮制方法等，纠正了以往典籍中仅凭文字记载导致的错误。例如，以往典籍中认为“丹参”与“紫参”为同一种药物，苏敬通过实地观察发现，两者形态、功效均不相同，遂在编撰中予以区分。

为了确保编撰工作的顺利进行，朝廷还设立了专门的编撰机构——修本草局，位于长安皇城东侧的太常寺内。修本草局配备了专门的抄写人员、绘图工匠、校对人员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体系。高宗还特意下诏，允许编撰人员查阅皇家图书馆秘阁中的藏书，其中包括不少宫廷珍藏的医药典籍，为编撰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支撑。此外，朝廷每月还为编撰团队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其生活与工作所需，“月给禄米三十石，布帛五匹，钱五千缗”，待遇之优厚，在当时的学术研究项目中极为罕见。

显庆二年四月，修本草局正式开始运作，编撰工作全面启动。苏敬根据各位编撰人员的专业特长，将团队分为本草考证组、药物绘图组、功效注释组、方剂配伍组四个小组，实行分工合作、相互校对的工作机制。本草考证组负责查阅历代典籍，考证药物的名称、产地、历史沿革等；药物绘图组则根据实物标本和实地考察结果，绘制药物的形态图谱；功效注释组结合临床经验，阐述药物的性味、功效、主治病症等；方剂配伍组则收集历代经典方剂，说明药物在方剂中的应用方法。这种科学的分工模式，不仅提高了编撰效率，也保证了著作的质量。

第二章：精研细考——典籍编撰的艰辛历程

《新修本草》的编撰过程，是一场对历代医药知识的系统梳理与创新突破，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艰辛与挑战。编撰团队以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为基础，广泛参考《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肘后备急方》等历代典籍，同时结合实地考察和民间实践，对每一种药物进行反复考证，力求做到准确无误。

药物名称的考证是编撰工作的首要难题。由于历代语言变迁和地域差异，同一种药物往往有多个名称，而不同药物又可能出现名称混淆的情况。例如，“黄连”在不同地区被称为“川连”“雅连”“云连”等，而“黄芩”在部分典籍中被误称为“黄连”。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编撰团队采取了“名实对照”的方法，即通过实物标本与典籍记载相互印证，确定药物的标准名称。苏敬还创造性地采用了“正名+别名”的体例，在每种药物的开篇明确其标准名称，再列出各地的别名，有效避免了名称混淆的问题。

药物形态的辨识是编撰工作的另一大难点。由于很多药物生长在偏远地区，编撰人员难以逐一实地考察，只能依靠地方官员提供的标本和描述。为了确保形态描述的准确性，苏敬制定了严格的标本采集标准，要求地方官员在报送药物标本时，必须附带详细的生长环境、形态特征、采集时间等信息，对于形态相似的药物，还要求绘制对比图谱。例如，对于“人参”和“沙参”，编撰团队通过对比两者的根、茎、叶形态，以及生长环境的差异，在著作中进行了明确区分，并附上了清晰的图谱。

药物功效的验证是编撰工作的核心环节。编撰团队不仅参考历代典籍中关于药物功效的记载，还结合当时太医院的临床实践，对药物的功效进行了重新验证。对于一些疗效不明确或存在争议的药物，编撰团队还组织了专门的临床实验。例如，对于“附子”的毒性和功效，编撰团队通过动物实验和临床观察，明确了其“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止痛”的功效，同时详细记载了其炮制方法和用量禁忌，避免因使用不当导致中毒。这种将文献研究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使《新修本草》的功效记载更加科学准确，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药物图谱的绘制是《新修本草》的一大创新。在此之前的本草著作中，虽然也有少量药物图谱，但大多绘制粗糙，难以准确反映药物的形态特征。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朝廷特意征召了当时著名的画师阎立本、吴道子等人参与药物图谱的绘制。这些画师在编撰人员的指导下，以实物标本为依据，采用写实的手法，精心绘制了每种药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等形态特征，使读者能够直观地辨识药物。据统计，《新修本草》中共收录药物图谱25卷，绘制药物图一千余幅，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药物图谱集，对后世本草著作的编撰产生了深远影响。

编撰过程中，编撰团队还面临着诸多学术争议。由于各位编撰人员来自不同的学术背景，对某些药物的认知存在差异，常常引发激烈的讨论。例如，对于“麻黄”的性味归经，部分学者认为其“性温”，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其“性寒”，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为了解决这一争议，苏敬组织编撰团队进行了专门的研讨，结合历代典籍记载和临床实践，最终确定“麻黄性温，味辛、微苦，归肺、膀胱经”，并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其依据，确保了学术观点的统一性。这种尊重学术争议、以事实为依据的编撰态度，使《新修本草》的学术价值得到了显著提升。

显庆三年（658年）冬，《新修本草》的初稿编撰完成，共收录药物844种，分为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总计54卷。初稿完成后，编撰团队并未急于呈送朝廷，而是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校对与修改。苏敬亲自带领校对人员，对初稿中的每一个条目、每一幅图谱、每一处注释进行仔细核对，发现错误立即修正。据记载，在校对过程中，编撰团队共修正药物名称错误32处，形态描述错误47处，功效记载错误53处，使著作的质量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显庆四年正月，《新修本草》定稿完成，由李勣、长孙无忌领衔，苏敬等编撰人员联名呈送高宗李治御览。高宗对这部著作极为重视，亲自审阅了部分内容，并召集宰相班子和太医院官员进行讨论。经过一个月的审议，朝廷一致认为《新修本草》“考订精详，体例严谨，实用性强”，符合颁行天下的标准。高宗随即下诏，命秘书省将《新修本草》刻板印刷，颁行全国各州府，同时规定“天下医工，皆以本品为准，不得妄自更改”。

第三章：颁行天下——帝国药典的推广与影响

显庆四年七月，经过半年的刻板印刷，《新修本草》的首批刻本终于完成，共计三千余部，由朝廷统一分发。颁行仪式于七月十五日在长安太极宫广场举行，高宗李治亲临现场，将《新修本草》的刻本授予各州府的朝集使，再由他们带回各地。仪式上，高宗发表御旨，强调《新修本草》的颁行“关乎民生福祉，系于社稷安危”，要求各州府官员“悉心推广，令医工知晓，使百姓受益”。

为了确保《新修本草》能够得到有效推广，朝廷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措施。首先是设立专门的推广机构，在中央由尚药局负责统筹协调，在地方则由各州府的医学博士负责具体实施。医学博士作为地方最高的医药行政官员，不仅要组织当地医工学习《新修本草》，还要负责药物的鉴定与管理，确保市场上流通的药物符合药典标准。其次是开展培训活动，朝廷要求各州府每季度举办一次《新修本草》培训班，组织当地医工集中学习，由医学博士亲自授课，讲解药物的辨识、炮制、功效等知识。对于学习成绩优异的医工，朝廷还给予表彰和奖励，“考核优秀者，授予医官职称，晋升俸禄”。

为了方便基层医工和百姓使用《新修本草》，朝廷还对著作进行了简化和普及。针对原版著作篇幅宏大、文字晦涩的问题，尚药局组织编撰人员编写了《新修本草摘要》，将原著中的核心内容进行提炼，简化文字表述，使其更加通俗易懂。同时，朝廷还命人将《新修本草》中的药物图谱单独刻印成册，发放到各地药材市场和医疗机构，方便医工和药商对照辨识药物。据记载，《新修本草摘要》和药物图谱问世后，“民间争相传阅，医工皆以为便”，极大地促进了药典的普及。

《新修本草》的颁行，对大唐的医药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医疗领域，由于药物标准得到统一，医工用药更加规范，医疗事故发生率大幅下降。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显庆四年之后，“天下医工用药皆依药典，伪品绝迹，医疗效验显著提升，百姓患病者治愈率较前提高三成”。在药物生产领域，药典的颁行促进了药材种植和炮制技术的标准化发展，各地纷纷按照药典标准种植药材，改进炮制方法，药材质量得到显著提升。例如，四川的黄连、甘肃的当归、浙江的浙贝母等道地药材，在药典的规范下，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品质更加优良，成为全国闻名的药材品种。

在医药教育领域，《新修本草》成为当时太医院和地方医学教育的核心教材。太医院将《新修本草》纳入医学生的必修课程，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其中的药物知识，通过严格考核才能毕业。地方医学机构也以《新修本草》为主要教材，培养了大量合格的基层医工，缓解了民间医疗资源匮乏的问题。此外，《新修本草》还成为医药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很多学者以其为基础，开展药物功效、方剂配伍等方面的研究，推动了医药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新修本草》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大唐境内，还传播到了周边国家和地区。当时的日本、朝鲜等国纷纷派遣使者前来长安，求取《新修本草》的刻本，将其带回国内推广使用。日本在大宝元年（701年）制定的《大宝律令》中，明确规定《新修本草》为医药教育的法定教材，要求医学生必须学习。朝鲜半岛的新罗王朝也将《新修本草》列为官方药典，用于规范本国的医药事业。此外，《新修本草》还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亚和西亚地区，对当地的医药学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中外医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值得注意的是，《新修本草》的颁行也对大唐的社会治理产生了积极影响。药物标准的统一，有效遏制了民间药商以次充好、贩卖伪药的行为，规范了药材市场秩序，维护了百姓的切身利益。同时，医药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相关产业的繁荣，药材种植、加工、运输等行业规模不断扩大，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税收和就业机会，进一步巩固了大唐的经济基础。此外，药典的颁行还体现了朝廷对民生的关注，提升了百姓对朝廷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第四章：千年传承——药典的历史价值与后世回响

《新修本草》作为世界上首部官修药典，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其开创性的编撰体例和科学的内容记载，更在于其对后世医药学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古代医药文明的重要象征。

在编撰体例上，《新修本草》开创了“本草+药图+图经”的三位一体编撰模式，将药物的文字记载与图像描述相结合，使药物辨识更加直观准确。这种体例被后世本草著作广泛借鉴，如宋代的《证类本草》、明代的《本草纲目》等，都延续了图文并茂的编撰风格。此外，《新修本草》还首次将药物按照自然属性分为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谷等十类，这种分类方法比以往按照功效分类更加科学合理，为后世药物分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学术价值上，《新修本草》对历代本草著作中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纠正，补充了大量新的药物知识，使中国古代本草学的学术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据统计，《新修本草》在《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新增药物114种，修正错误记载280余处，补充功效描述350余条，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药物知识体系。同时，《新修本草》还注重临床实践，将药物功效与临床应用紧密结合，记载了大量实用的方剂和治疗方法，具有很强的临床指导意义，对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新修本草》的编撰与颁行，还开创了国家主导医药标准化工作的先河，为后世王朝建立医药管理制度提供了重要借鉴。此后，宋代、明代、清代等王朝都效仿大唐，组织编撰官修本草著作，如宋代的《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明代的《本草品汇精要》等，形成了延续千年的官修药典传统。这些官修药典不仅规范了当时的医药市场和医疗行为，也为后世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医药文献资料，推动了中国古代医药学的持续发展。

然而，由于历史变迁和战乱等原因，《新修本草》的原版刻本逐渐散佚。据考证，《新修本草》在唐代后期仍广泛流传，但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和新的本草著作的问世，原版刻本开始逐渐减少。明清时期，《新修本草》的大部分内容已散佚，仅存部分残卷和片段。幸运的是，《新修本草》的很多内容被后世的本草著作所引用，如《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都大量收录了《新修本草》的记载，使这部珍贵的药典得以部分保存下来。

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新修本草》的部分残卷被重新发现。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其中保存了《新修本草》的部分残卷，包括药物图谱和文字注释，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新修本草》实物资料。此后，在新疆吐鲁番等地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少量《新修本草》的残片。这些残卷的发现，为研究《新修本草》的编撰体例和内容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也让人们对这部千年药典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如今，《新修本草》作为中国古代医药学的经典著作，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纷纷对《新修本草》进行整理和研究，出版了大量的校注本和研究专著，使这部珍贵的药典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新修本草》中的很多药物知识和治疗方法，至今仍在中医药临床实践中得到应用，为保障人类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修本草》的编撰与颁行，是初唐盛世的重要文化成果，体现了大唐帝国的开放包容与创新精神。这部世界首部官修药典，不仅是中国古代医药学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世界医药文明史上的璀璨明珠。它所蕴含的科学精神、严谨态度和民生情怀，穿越千年时空，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价值。在当今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传承和弘扬《新修本草》所代表的中医药文化精髓，对于推动中医药标准化、国际化发展，保障人类健康福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结语：本草华章的历史回响

显庆四年（659年）《新修本草》的颁行，是中国古代医药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事件。这部由大唐朝廷组织编撰的官修药典，以其科学的编撰体例、严谨的内容记载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开创了世界药学标准化的先河，为后世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显庆二年的诏令颁下，到显庆四年的正式颁行，《新修本草》的编撰历时两年，凝聚了数十位顶尖学者的心血与智慧。在编撰过程中，编撰团队秉持科学严谨的态度，广泛参考历代典籍，深入实地考察，结合临床实践，对药物知识进行了系统整理和创新突破，最终完成了这部不朽的医药巨著。它的问世，不仅规范了大唐的医药市场和医疗行为，提升了医疗水平，保障了百姓健康，更推动了中国古代医药学的持续发展，成为中医药文化的重要象征。

千年岁月流转，《新修本草》虽然历经散佚与残缺，但它所蕴含的科学精神和文化价值却始终熠熠生辉。它开创的官修药典传统，影响了中国后世千年的医药管理制度；它倡导的图文并茂、实地考察、临床验证等编撰方法，为后世本草著作提供了重要借鉴；它所记载的药物知识和治疗方法，至今仍在中医药临床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世界首部官修药典，《新修本草》不仅是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为世界医药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温《新修本草》的编撰历程与历史价值，对于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推动中医药事业现代化、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继承和发扬《新修本草》所蕴含的科学严谨、求真务实、以人为本的精神，加强中医药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推动中医药标准化建设，让这一古老的医药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保障人类健康福祉、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的贡献。显庆四年的那道颁行诏令，不仅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更在岁月的长河中，奏响了中医药文明传承发展的不朽华章。

来源：雁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