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3年的某天，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自家后院挖土，无意中刨出了一件其貌不扬的生锈青铜器。

1963年的某天，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自家后院挖土，无意中刨出了一件其貌不扬的生锈青铜器。

这物件在他看来，不过是块造型有点儿怪的废铜烂铁，随便找个废品站就给处理了。

谁能想到，这块“废铜”里头，藏着三千年的秘密，差一点儿就被回炉重铸，灰飞烟灭。

两年过去，宝鸡市博物馆的佟太放同志在废品站角落里偶然瞥见它。

那一眼，职业素养告诉他，这东西不简单！

几经周折，这宝贝终于被请进了博物馆。

当专家们小心翼翼地剥去器物上厚厚的锈迹和泥土时，内壁上闪耀的122个金文，让在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经过解读，这件后来被定名为“何尊”的西周早期礼器，记录了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周成王营建新都洛邑。

不过，最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是铭文中那句穿越时空的宣言：“余其宅兹中国”。

这“中国”二字，足足三千多年前，就这么赫然出现在一件实物上。

它就像是远古的号角，吹响了一段关于咱们国家名字，波澜壮阔的史诗。

第一幕：从“天下之中”到“华夏之邦”

“余其宅兹中国”，这话意思直白：我呀，就要定居在这“天下的中心之国”。

在周朝人的世界观里，天子建都，那地儿必须是宇宙的轴心、政治的肚脐眼儿。

镐京也好，新建的洛邑也罢，都得是“天下之中”。

这样一来，四方的诸侯国就得像众星拱月似的，乖乖地围着天子的权力转。

所以，最早的“中国”，压根儿不是咱们现在说的那个国家，而是一个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都顶顶精确的坐标点——天子住的京城。

可一个词儿，要是没点儿生命力，它也活不长久。

随着周朝的地盘越来越大，各路文化不断融合，“中国”这俩字的含义也像涟漪一样，开始向外扩散，不断丰富起来。

地域的边界拉宽了：它不再单指一个城池了，而是把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中原大地，都给囊括了进去。

这片地界，是华夏文明的老巢，跟周围那些“四方蛮夷”一比，那可真是天地之别。

住“中”的，是“国”里人；住“外”的，就是“夷狄”了。

“中国”开始有了区域地理的概念。

身份的认同出来了：夏、商、周这三代的老百姓，时间一长，慢慢地都融到一块儿了，形成了一个叫“诸夏”或者“华夏”的共同体。

他们说差不多的语言，遵差不多的规矩，认差不多的文化。

“中国”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这种族群认同的代表，成了“华夏民族”的代名词。

文化的旗帜立起来了：到了东周那会儿，“华夷之辨”成了大伙儿讨论的焦点。

这可不是瞧不起谁，而是说，咱们华夏文明，有自己先进的礼仪制度、文化典章。

这“中国”，不光是个地名、族群称呼了，它上升成了一种文化标志——它代表的，就是整个华夏文明。

在秦朝统一天下之前，“中国”这俩字，重头戏在“中”，而不是“国”。

“中”是核心，是灯塔，是文明的重心。

而“国”，那时候更多指的是一个个分封的诸侯小邦。

直到那位横扫六合的秦始皇出现，才给这俩字，注入了全新的灵魂。

第二幕：从“大一统王朝”到“民族自信”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干了一件大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

从这以后，“国”的概念彻底变了样儿，它不再是松散的联盟了，而是一个有统一法律、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的超级大帝国。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这俩字的意思，也跟着蹭蹭地往上涨。

它开始跟统一的中原王朝紧紧捆绑在一起。

无论是汉朝那样的强盛，还是唐朝那样的开放，在跟周边政权和外国打交道的时候，无论是皇帝还是老百姓，都习惯了自称“中国”。

这种称呼里头，透着一股子从骨子里冒出来的骄傲。

古人认为“天子居中，统治天下”，“中国”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中心，更是文化和规矩的输出方，是四海八荒都来朝拜的“天朝上国”。

那时候的丝绸之路，商人们跟中亚和欧洲人介绍自己的来历，都会挺着胸脯说“我们来自中国”；玄奘法师去西天取经，在异国的典籍里，也留下了“中国”的记录。

“中国”这个称呼，它穿越了朝代的兴衰更替，经历了无数的战争与和平，成了一种超越具体朝代，稳定传承下来的文化和政治认同。

不管坐江山的是姓刘的、姓李的还是姓赵的，只要这片土地上的文明火种没灭，大一统的局面还在，它就是“中国”。

第三幕：从“国号之争”到“人民的选择”

时间来到近代，当古老的帝国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面前显得那么步履蹒跚的时候，“中国”这个名字，也迎来了现代化的洗礼。

在清朝末年跟西方列强签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上，清政府的正式落款是“中华大清国”。

这说明啊，即便掌权的是满族皇帝，他们也已经把自己这个王朝看作是“中华”历史传承的一部分了。

不过，真正让“中国”成为现代国家法定简称的，还得是孙中山先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就被定为官方简称。

从那以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开始以现代国民的身份，自豪地称自己为“中国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

1949年，当新中国就要成立的时候，一个看起来简单，实则意义深远的问题摆在了那些开国元勋们的面前：咱们这个新国家，到底叫个啥名字好呢？

刚开始，毛泽东同志是琢磨着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可是在筹备会议上，张治中将军他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们觉得，“共和”（Republic）这个词儿，它老祖宗是拉丁文“respublica”，本来的意思就是“人民的公共事务”，里头已经把“民主”这个核心精神给包进去了。

同时，清华大学的张奚若教授也补充说，国号里头既然都带了“人民”这俩字，那不就明摆着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嘛，“民主”的意思自然就清楚了，犯不着再多写一遍。

毛主席听取了大家的真知灼见，最终拍板定下了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而，一场关于“简称”的讨论又掀起了波澜。

有人提议，为了表达对辛亥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敬意，干脆把“中华民国”作为新中国的简称。

这个提议，立刻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美洲的老侨领司徒美堂先生在会上发言，语气铿锵：“我敬重孙中山先生，也参加过辛亥革命，但要说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那是一点儿好感都没有！”

他的话，代表了千千万万在旧时代受尽苦难的人民的心声。

最终，在1949年9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们做出了一个载入史册的决定：废止“中华民国”的简称，正式启用咱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中国”。

从三千多年前青铜器上刻下的一句铭文，它仅仅是一个都城的称谓；再到后来，它代表着文明的发源地和民族的共同体；直到它成为一个大一统王朝的代名词，最终变成今天这个伟大共和国庄严的简称。

“中国”这两个字，它的演变过程，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华文明史。

古时候的“中国”，指的是“中央之国”，它强调的是一种地理位置、文化核心和政治向心力。

而今天的“中国”，它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强调的是人民当家作主。

这个名字，承载着祖先的辉煌与民族的磨难，更寄托着十四亿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期盼。

当我们自豪地称呼自己是“中国人”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告诉别人我们的国籍，更是在回应三千年前那件青铜器上，所刻下的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誓言。

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名字，也是我们血脉和灵魂的归属。

来源：对影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