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电影里，大佬点根雪茄，从兜里摸出一块亮闪闪的玩意儿往桌上一扔，“赏你的！”底下人立马点头哈腰。那玩意儿，是“大洋”，袁大头。有人说，那时候一块大洋，能请一桌子人吃顿涮羊肉。

老电影里，大佬点根雪茄，从兜里摸出一块亮闪闪的玩意儿往桌上一扔，“赏你的！”底下人立马点头哈腰。那玩意儿，是“大洋”，袁大头。有人说，那时候一块大洋，能请一桌子人吃顿涮羊肉。

老百姓兜里没几块叮当响的袁大头，心里就不踏实。纸票子，军阀今天印一种，明天换一种。早上能买头牛，晚上只能换根葱。只有银元，攥在手里沉甸甸的。

时间是1912年到1920年。

北京城，一个拉洋车的老张，跑一天，能挣个一毛两毛。他攒够一块大洋，揣着去粮店，往柜台上一拍。掌柜的笑脸相迎，拿个大布袋，一铲子一铲子地往里撮米。上秤一称，六十斤。这袋米，老张一家老小五口人，能吃一个月。晚上回家，老婆孩子看着那袋子白花花的大米。

上海，一个纺织厂的女工小翠，一天站十二个钟头，一个月工资十几块大洋。她省下一块，去布店里扯布。一块大洋，扯了十尺洋布，够给家里俩孩子一人做一身新衣裳，还能剩下点零头。这一块大洋，也能买一百斤盐。小翠拿着布，心里盘算着孩子穿上新衣服的样子。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一个月工资三百块大洋。他请客去东来顺，点上羊肉片子，配上芝麻酱、韭菜花。几个人吃完，结账，一块大洋都用不完。剩下的钱，还能去看电影。那时候的电影票，一张一毛钱。一块大洋，能买十张票。

胡适是北大教授，一个月四百块大洋起步，稿费加演讲费，能拿到六百块。一块大洋，他拿去喝杯咖啡，或者给朋友买本书。他不会像那个拉车的老张，把一块大洋翻来覆去地看，看上面袁世凯那个胖脸。

一个巡警，半个月的工资是一块大洋。一个黄包车夫，十天的血汗钱是一块大洋。一个纺织女工，一个星期的嚼裹是一块大洋。

一块大洋，能买8斤猪肉，或者30斤面粉。下馆子，两毛钱是一碗盖浇饭，五毛钱是一个小炒。一块大洋，在馆子里能点四个菜一个汤。

到了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军阀混战，东西越来越贵。

拉车的老张，拿着一块大洋去粮店。原来能买六十斤米，现在只能买四十四斤。到了抗战前夕，一块大洋扔过去，掌柜的给他十六斤米。

女工小翠去扯布，原来能给俩孩子做新衣裳，现在扯的布，只够给老大做条裤衩。猪肉，以前一块大洋买八斤，现在只能买四五斤带骨头的。

鲁迅在日记里写，买个烧饼，几分钱；坐个车，一两毛。他挣得多，花销也大，养着一大家子人。他得不停地写稿、教书。

一块大洋的价值在缩水，但它还是硬通货。纸票子更不值钱。国民政府搞“法币”，刚出来时，一块大洋换一块法币。

几年后，日本人打进来了。国民政府的印钞机哗啦啦地印。今天发了工资，抱着钱跑去买米。要是多犹豫一个钟头，那钱可能就只够买半袋米了。

上海滩，一个人扛着一麻袋的法币，去买一根油条。卖油条的摆摆手。那人没办法，从兜里摸出一块袁大头。卖油条的把油条递过去，找给他一堆法币。

老百姓家里但凡有点积蓄，全换成袁大头、小黄鱼。挖个坑埋在床底下，或者砌在墙里头。在乡下，地主收租，不要法币，就要大洋。

史料记载，“袁大头”从1914年开始造，总共造了超过七亿五千万枚。

几十年后。京城。

潘家园的旧货市场，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蹲在一个摊子前。摊主是个老头，面前铺着块布，上面摆着几枚锈迹斑斑的“袁大头”。 “老板，这个怎么说？”小伙子指着一枚品相还算不错的。 老头眯着眼，伸出三个指头。 “三百？” 老头摇摇头。 “三千？” 老头还是摇头，嘿嘿一笑，吐出两个字：“三万。” 小伙子吓了一跳。老头拿起那枚银元，在手里掂了掂，说：“小伙子，这可不是普通的袁大头，这是民国三年的签字版，稀罕货。你别看它就是一块钱，当年，它可能是一个大学教授一个月的饭钱，也可能是一个穷人一辈子的念想。它上面，有那个时代的人留下来的手印，有他们的体温。”

小伙子没说话。他看着那枚银元，看着上面袁世凯那张模糊的脸。阳光照在银元上，反射出一种冷冰冰、又很温暖的光。

【参考文献】
1.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2. 2. 《鲁迅日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3. 徐继庄. 《民国时期的“袁大头”》. 《纵横》杂志. 2005年第4期.

来源：重生之二狗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