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创新对于经济增长（一国GDP的增长）的影响很大，这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过于遥远；但是创新对于就业的冲击却离我们很近，毕竟世界上大部分人都需要工作养家糊口。那么创新是如何影响大众的就业呢？

自动化本身不是就业的敌人。

作者 | 菲利普·阿吉翁

整理 | 夏万明

编辑 | 管东生

2025年10月13日，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研究贡献。

创新对于经济增长（一国GDP的增长）的影响很大，这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过于遥远；但是创新对于就业的冲击却离我们很近，毕竟世界上大部分人都需要工作养家糊口。那么创新是如何影响大众的就业呢？

在诺奖得主阿吉翁看来，自动化对于就业有着正面的促进作用，并且随着时间的延续，创造的就业也会越来越多：而且自动化的积极作用还体现在商品价格的下降，它所带来的生产率的进步会被员工、消费者和企业等各方面共享。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全书呈现了近百年以来创新对于世界经济火箭式发展的作用，对创新是如何作用于日常生活做了深刻的论述。

在经济增长的逻辑里，“人海战术”并不能带来经济高质量的发展，这或许也是我们所面临“内卷”“难以找到好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唯有了解创新的逻辑，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才能帮助我们走出这一轮困境。下面我们将节选本书的一个章节（有删减），看看创新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诺奖得主是如何看待创新对于就业的影响。

我们该惧怕技术革命吗？

对技术革命，我们应该担忧还是期盼?一方面我们或许感到害怕，因为技术革命会加快工作的自动化，用机器取代人力来完成任务。另一方面我们则会持欢迎态度，因为它们会催生一系列次级创新，影响经济中的所有部门，促进增长。

随着技术的创新，工厂似乎会使用更多的机器人来代替人类工作，因此我们很显然地得出一个结论“创新会减少就业”。在工业革命早期，19世纪的英国工人内德·卢德和1930年的凯恩斯也曾担心过技术的创新会带来大规模失业?但是现实情况是在过去几百年内，我们创造了更多的就业。

但是人工智能的革命又将这个疑问摆在眼前：像人一样的人工智能创新，它是创造就业还是摧毁就业？如果创新会对就业产生影响，它是立刻起作用还是在遥远的未来呢？

创新的应用为何存在时间的滞后？

罗伯特·索洛在1987年谈道,“你可以看到计算机时代已无处不在，只有生产率统计数据例外”。他率先提出了如今人们所说的“索洛悖论”:在微处理器发明18年之后，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依旧疲软。又过了几年，与信息技术有关的增长浪潮才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起势，并延续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

为理解信息技术扩散中的这一迟滞现象，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技术革命的某些特征。技术革命源于能产生某种“通用技术”的根本性创新，这种技术将改变整个经济的面貌。通用技术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它们会催生大量的次级创新浪潮，分别对应上述通用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特定部门的应用；第二，这些技术会逐渐得到改进，使用户成本随时间下降；第三，这些技术将无处不在，扩散到经济生活中的所有部门。

新兴的人工智能创新或许就是一种新的通用技术。通用技术并非“即插即用”属性，将它应用于经济中的不同部门必须依靠次级工艺创新。每个次级创新都是让通用技术适应特定部门的需要。例如，生产装配线就是电力革命应用于汽车制造业的一种次级创新，在线购物则是信息技术革命应用于商业服务业的一种次级创新。此类次级创新改进了企业生产工艺，提高了它们的生产率，因而成为长期增长的源泉。

每个部门都需要专门的次级创新，完成这些次级创新的发明在不同部门所需的时间各不相同。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对整个经济而言，新通用技术对旧通用技术的取代只能逐渐推进。

我们可以预见的是人工智能对于经济作用需要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它需要逐步地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只有这样才能带动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

创新的发展替代了部分工人吗？

既然创新在经济的发展中有一定的时间滞后，那么他对我们“饭碗”又是怎样起作用呢？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人们对机器会摧毁人类工作岗位的担心由来已久。早在1589年，当威廉·李(William Lee)发明织袜机以后，劳工阶级对其后果就异常害怕，致使李四处碰壁并遭到威胁。李于是把发明敬献给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希望获得专利，但女王以如下宣言表示拒绝：“至于你的发明可能给我可怜的臣民带来的影响，肯定会剥夺其工作岗位，使之沦为乞丐，毁掉他们。”

随时间推移，竭力保护特定行业免受技术进步侵害的职业行会逐渐丧失了影响力。1769年的一部法律规定要保护机器免受破坏，但随着织布机的普及，破坏行动事实上有所加剧，在1811—1812年的卢德暴动中达到高潮。这一暴动是由内德·卢德领导的手工纺织业者对抗用机器生产棉毛纺品的制造商。1812年，议会通过法律，把破坏机器定为死罪。

官方对技术进步的这一态度转变因何而来?

最主要是来自从制造品出口中获利的资本所有者，他们大力宣扬技术进步给生产、出口和就业带来的正面效应。这些“资本家”在英国议会中获得了越来越的代表，而议会的势力又逐渐超越了王权。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关注技术性失业，这一术语是由凯恩斯引入的。他在1930年写道：“我们正在感染一种新的疾病，某些读者或许还不知晓这种疾病之名，但今后数年将频繁听到，那就是技术性失业。”约20年后，列昂惕夫于1952年指出：“劳动将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更多的工人将被机器取代，我认为这些新产业不可能聘用所有希望得到工作的人。”

什么样的工作最容易被替代？

那么什么样的工作最为脆弱?

在19世纪，由于资本对技能劳动力的取代，手工业者面临被机器替代的最大风险。这一模式在20世纪有所改变，实物资本与教育构成了互补性的投入，于是非技能工人成为自动化的受害者，之后的信息技术革命强化了这一趋势。

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大量有关“技能偏向性技术变革”的研究文献，其含义是，技术进步增加了对技能劳动力相对于非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导致低技能劳动力的失业增加，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拉大。我们利用法国的数据重复这一分析，发现了类似量级的效应，似乎还更为严重：通勤区每增加1个机器人，会导致11个工作岗位损失。此外，机器人普及看起来对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的就业威胁更大。

但是这样的测算也存在一些问题，国际机器人联盟对机器人的定义其实非常狭窄，主要对应汽车制造业采用的机器人。机器人可能会出现在生活的各方面，它对于就业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呢？

当我们将机器人的测算变为更符合实际情况时。我们的测算结果显示，自动化对就业其实有正面促进作用，而且随时间加强。一家工厂的自动化程度在当前提升1个百分点，会使2年后的就业提高0.25%,使10年后的就业提高0.4%。应该看到，自动化带来的积极效应不止于就业方面。我们还发现，自动化会导致销售额增加，消费价格下降。因此，它促进的生产率收益被员工、消费者和企业等各方分享。

那么,如何解释自动化水平与就业在企业层面的这种正向关系?

我们很快能想到的一种解释是，自动化水平较高的企业有更高的生产率，使它们的产品能比竞争对手给消费者带来更大价值，从而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反过来，市场份额的提升促使积极推进自动化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雇用更多的员工。

如果从个体企业提升到产业层面，乃至整个经济层面，结果又会怎样?自动化程度较高的产业的就业会增加，还是减少?

在这里，我们再度发现自动化与就业之间存在正向关联：自动化程度最高的产业，恰恰是就业增加伴随着更多的就业。所以，试图减缓国内企业开展自动化的任何措施，例如对机器人征税，最终结果可能都不利于生产。

自动化本身不是就业的敌人。自动化使生产过程变得现代化，让企业更具竞争力，从而赢得新市场，雇用更多员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率效应。由蒸汽机和电力推动的前两次工业革命同样出现过这种生产率效应，也同样可以由此解释为什么当时都没有造成某些人预言的大规模失业。

前文提到过更为悲观的发现，即自动化对通勤区的就业产生了负面效应。我们该如何调和上述乐观结论与悲观发现?

一种思路是，之前已经提到，对通勤区的自动化或机器人利用水平做测算存在困难。第二种可能的思路是，推进自动化不力的企业会减少员工规模，把生产外包，或者关门破产。这反映了自动化对就业的挤出效应。对新工业设备大量投资的企业与投资不足的企业相比，在今后10年歇业的概率会大大下降。

因此，工作岗位减少并不是由推进制造过程自动化的企业造成的，而应该归咎于那些错失自动化的关键节点而被迫缩减生产规模乃至退出市场的企业。也可以认为，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是通过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导致工作岗位的减少。但是自动化与人工智能可能随着时间的发展，也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

作者简介：

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兰西学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计量经济学会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曾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内生增长理论”的领军人物，“熊彼特增长范式”的创建者之一。他曾获得欧洲经济学会授予45岁以下欧洲优秀经济学家的Yrjo Jahnsson奖。

赛利娜·安托南（Céline Antonin），法国经济形势观察所（OFCE）高级研究员，法兰西学院创新实验室副研究员。

西蒙·比内尔（Simon Bunel），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和法兰西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法兰西学院创新实验室副研究员。

来源：财经思享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