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都知道中国穷怕了，但很多人没意识到这种“苦哈哈”的惯性思维，已经成了眼下经济转型的最大阻力。
我们都知道中国穷怕了，但很多人没意识到这种“苦哈哈”的惯性思维，已经成了眼下经济转型的最大阻力。
翟东升教授最近的观点可以说是句句带火、句句有火，他掀桌子似的直言：“中国人要学会玩！玩也创造财富！”
很多人一开始觉得这话荒唐，听完逻辑才恍然大悟，这不仅不是放纵，而是战略。
因为说到底今天的中国不缺产能，缺的是敢花钱的底气、愿掏腰包的信心。
咱们中国人向来勤劳节俭，这是传统美德，但也成了消费上的“刹车片”。
而在翟东升看来这个时代的财富，已经不是只靠劳动换取了，而是靠市场活跃度创造的。
用他的话说你玩得精彩，就是在创造新型财富，而核心支点就一个消费。
不是简单的“多买点东西”这么肤浅，而是让消费变成一种社会机制，让年轻人敢花钱，商家敢投资，政府敢扩支。
翟东升提出了“未来起点收入”的概念，意思是给年轻人直接发钱，以刺激消费。
这不是胡说，而是有精密的经济模型支持。
如果政府每发出1万亿给年轻人，可能会带动5000亿的财政税收回流。
这形成了一个“消费-投资-税收”的飞轮，一旦转起来，财政赤字甚至不会明显扩大，反而可能增加经济粘性。
这种大胆的发钱思路，其核心不是“撒钱”，而是用财政杠杆撬动“民间信心”。
这一点翟东升说话极狠：“很多人对国债的恐惧，还停留在1971年金本位时期的思维。”
现在是信用货币的年代，恐惧债务这事本质上是对现代金融体系的误解。
别看我们天天说政府背债，其实2020年中国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才66%，就算算上地方融资平台，也不过80%不到。
看看美国134%，意大利142%，日本254%，那是我们遥不可及的“债富阶层”。
而且这些国家从没因为发国债而破产，只要债务是用本币定价、由央行掌握发行权，这债务其实就是钱，就是国家信用下注的筹码。
所以在翟东升眼里，问题不是“发不发得起国债”，而是“你拿国债的钱到底做了什么”。
美国把钱拿去救华尔街，中国应当把钱投入年轻人手里，让他们撑起市场，托起科创，写出未来。
有一派担心年轻人一拿到未来起点收入，会嫌工资低、干脏活累活的人更少，制造业怎么办？
翟东升在这里又透底了一个观念颠覆：“人是目的，产业是手段。”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而不是让他们永远待在产线上拧螺丝。
鼓励体力劳动工资上涨，才能倒逼企业投入自动化和研发，产生高附加值岗位。
制造业结构性升级+东亚产业再分工，这就是中国下一步的“全球化新姿态”。
有人问翟东升的思路是不是在重走美国“印钞搞繁荣”的老路？
他说得明明白白，“我们从不盲目学美国，但美国几十年全球领先，也不是全靠瞎折腾。该学的要学，对的要承认。”
美国的问题在于大量印出来的钱补贴给了资本阶层，压根没流入普通家庭口袋，才引发严重贫富分化。
我们要干的是把国债的钱直接打进年轻人账户，而不是托着股市、楼市发疯乱涨。
再配合移民脱籍税、遗产税等机制，就能控制富豪套利、人口结构失衡等负面后果。
政策只补助年轻人，中年人怎么想？尤其是权利集中的中老年男性群体，会不会反对？
翟东升一点不回避，说得极其直白：“给年轻人发钱，不是赏赐，是这个民族对自己未来的投资。”
而给中老年群体，哪怕象征性支持一下最年长的1%，也不是没可能。
这套设计是东亚“集体主义+代际责任”文化逻辑下的集成解，我们都是一体的，把资源优先投进下一代，就是最大程度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共识。
当然这种结构调整不会没代价，但不是不能控。
发钱逐步推进，不会一步到位引发通胀；数字货币打底，实名数据库锁定滥用与跨境套利。
子女人数挂钩补贴额度+超生家长税，防止劣质繁殖；高智能设备+少子化结合，减少对低端进口劳工依赖。
这些配套手段不是想不到，而是有没有勇气干、有没有智慧设计的问题。
这一切我们不是第一次讨论，也不是空口说白话。
过去十几年我们年轻人高学历、低工资、无资产，还有巨大的婚育焦虑、教育负担，已经被榨得差不多了。
什么叫高层次均衡？
就是不再靠牺牲自己人，去稳住和世界的“虚假均势”。
翟东升喊出那句石破天惊的话：“2013年以前，是我们用老百姓的苦撑起世界的盈。”
现在我们得反过来，不是靠大量低福利逼老百姓干活，而是靠扩大本国市场、激活内需消费、从技术红利中分蛋糕，撑起中国下一轮全球竞争力。
真正能做大本土市场、让中国主导世界市场规则的，不是盲目的出口，而是“年轻人愿意花钱，且敢花钱”。
这是制造业的护城河，是财政收入的回流，是产业升级的动力，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
该花花、敢玩玩、年轻人不再“苦哈哈”的那一天，才是中国崛起真正稳固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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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张晓健康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