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可团聚没到半年，7月梅雨季刚过，特务突然架起他们塞进卡车，一路往湖南开，停在益阳乡下一座破农舍前。土坯墙被雨水泡得发潮，房梁上漏下的水珠在地上积成小坑，送来的米袋子倒出来，沙子比米粒还硌牙。

十二年暗无天日的囚禁，铁链锁得住身体，却为何锁不住一颗将军的心？杨虎城的最后时光，究竟是怎样的炼狱与坚守？

1936年西安事变刚了，他就被半劝半逼地送出了国，说是考察军事，其实是丢开烫手山芋。

1937年“七七事变”炮声炸响，他揣着电报往回赶，报纸上“请缨抗日”的字还没干，船到香港就被戴笠的人“接”住——委员长要在南昌见他，共商大计。

12月的梅岭别墅，看着像招待贵宾，铁栅栏早把窗户封死，送来的米饭掺着沙子，看守进门就翻箱倒柜。

他摸着墙上旧弹痕——那是自己带兵演习时留的，心里烧得慌：外头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自己却成了笼中鸟。

身体被锁着，耳朵总往北边听，听枪声，听炮响，听的全是民族的生死。

1938年正月，谢葆真抱着四岁的杨拯中，揣着几件旧棉衣，从西安辗转到南昌。梅岭别墅的铁栅栏外，她看着杨虎城瘦得脱了形的脸，眼泪砸在石阶上。

可团聚没到半年，7月梅雨季刚过，特务突然架起他们塞进卡车，一路往湖南开，停在益阳乡下一座破农舍前。土坯墙被雨水泡得发潮，房梁上漏下的水珠在地上积成小坑，送来的米袋子倒出来，沙子比米粒还硌牙。

谢葆真夜里抱着儿子缩在墙角，听着外面的风声，总以为是追兵来了。

10月秋风起时，又被押着往贵州走，最后扔进息烽的玄天洞——洞口挂着“修仙圣地”的破匾，里头却比冰窖还冷，洞壁渗着水，长满绿茸茸的苔藓，踩一脚能滑个跟头。

杨虎城找特务要炭火，只给个小炭盆，烧半宿就灭，夜里冻得牙齿打颤。洞口三道岗哨架着机枪，铁丝网缠得密不透风，往哪看都是黑黢黢的山壁，连只鸟都飞不出去。

他摸着洞壁上的苔藓，手指被冻得通红，心里却烧着另一团火——外头的炮声，好像更近了。

玄天洞的潮湿气裹着霉味钻进骨头缝时，杨虎城总往洞口望——1939年春天，日军飞机的轰鸣声突然从云层里砸下来，他扒着铁丝网，手指抠得铁条生疼。那几天他不怎么说话，只在洞壁上反复划“杀”字，划得苔藓剥落，露出青黑色的岩石。

戴笠来检查那天，他猛地站起来，铁链拖在地上哐啷响。“要么放我打日本，”他指着洞口的飞机声，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要么现在杀了我！”戴笠盯着他通红的眼睛，嘴角扯了扯，转身走了，留下特务往炭盆里扔了块湿木头，浓烟呛得人睁不开眼。

杨虎城蹲下去咳嗽，手指摸到炭盆边的灰烬，突然抓起一把抹在墙上——那“杀”字被烟灰盖了，又慢慢渗出来，像血。洞外的风卷着雨丝打在铁丝网上，他盯着那摇晃的影子，喉咙里又堵上了什么，却再没发出声音。

玄天洞的霉味浸了三年，谢葆真的眼神越来越空。1941年开春后，她常缩在墙角自言自语，有时对着洞壁笑，说西安城的石榴花开了，有时又突然哭起来，捶打着杨虎城的胳膊喊“放我们出去”。有天半夜她突然坐起来抱着杨拯中哭，说听见西安的城墙在塌，可洞外只有山风刮过铁丝网的呜呜声。

杨虎城攥着特务的胳膊求，给点药吧，她是被关疯的。特务踹开他的手，骂了句“装疯卖傻博同情”，转身把药箱锁进了岗亭。那年冬天特别冷，谢葆真在洞里生下杨拯贵，婴儿落地时哭声细得像猫叫，没几天就发起烧，杨虎城把唯一的薄棉被裹在她身上，自己裹着草席蹲在炭盆边，守了三天三夜。

他的背也越来越驼，咳嗽时总带着血丝，可每天清晨都要把杨拯中拉到洞壁前，用烧焦的木炭头在石头上写字。“国”“家”“杀”，三个字写了又擦，擦了又写。杨拯中跟着念，声音不大，却能穿透洞里的潮气——“国…家…”，杨虎城就盯着儿子的嘴，直到那声音把谢葆真从墙角的呆坐中拉回来，眼神里闪过一丝活气。

有次特务送饭，听见读书声，一脚踢翻了木碗，米饭混着沙子撒在苔藓上。杨拯中吓得缩到杨虎城身后，他却捡起半块没沾沙的米，塞进儿子嘴里，自己蹲下去，把沾了土的米粒一粒粒往嘴里扒。洞外的天又阴了，可那读书声，还在炭盆的微光里飘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顺着风灌进玄天洞，杨虎城攥着儿子杨拯中递来的报纸，手抖得捏不住那张薄薄的纸片，他突然笑出声，笑着笑着眼泪就砸在报纸上“抗战胜利”四个字上。

那天晚上，他把省下的半块玉米饼掰成四份，谢葆真抱着杨拯贵，一家人围着炭盆“举杯”——其实是用破碗盛着冷水，他说“快了，咱们很快就能出去了”。

可等来的不是释放令，是特务换防时新加的岗哨，蒋介石的名字在报纸上越来越频繁，却再没提过“杨虎城”三个字，他开始整日对着洞壁发呆，头发白得像玄天洞顶的霜，背也更驼了，可每次特务送饭，他还是会坐直身子，盯着对方的眼睛，一声不吭。

1946年7月，卡车在重庆歌乐山停下，白墙红瓦的院子看着比玄天洞亮堂，门口哨兵却换成了美式装备，枪上的刺刀在太阳下晃眼。杨虎城被带进一间带窗的屋子，玻璃没糊纸，能看见外面的树，可刚走到窗边，哨兵就敲枪托，说“退后三尺”。他试着在院子里走，没走三步就被喝止，界线在那棵老槐树下，树影移到哪，他就只能跟到哪。

1949年2月，又被押着往贵阳开，最后停在黔灵山麒麟洞——洞口石碑刻着“张学良先生住过”，石屋比玄天洞小，四周山头上架着碉堡，机枪口对着院子，铁丝网拉得比息烽时还密。特务说“活动范围就这两里地”，他绕着洞转三圈就到头，墙根的草都被踩秃了。咳嗽时总带血丝，腰也直不起来，可每天清晨还是要站在铁丝网前，望着东边的山，一站就是半个钟头。1949年夏天，远处传来枪声，他摸着墙上的裂纹，突然笑了——这一次，好像真的快了。

1949年夏天一过，南京的电报就飞到了重庆。特务突然来麒麟洞，说“委员长要接你们去台湾”，杨虎城盯着对方躲闪的眼睛，没说话，只让杨拯中把书包背上——里头还装着没读完的课本。卡车开到重庆歌乐山，停在戴公祠门口，天已经黑透了。

刚进前厅，背后突然挨了一刀，他猛地回头，看见特务举着沾血的刀，嘴里还骂着“委员长的命令”。杨拯中扑过来护他，背上又中一刀，书包掉在地上，课本散出来，被血浸了半页。谢葆真抱着杨拯贵躲在柱子后，特务拽着她的头发拖过来，她咬着对方的胳膊不放，最后被按在地上，一刀刺进胸口。秘书宋绮云一家也被堵在偏房，枪声混着孩子的哭声，没一会儿就静了。

杨虎城倒在地上，看着女儿杨拯贵小小的身子蜷在母亲怀里，眼睛慢慢闭上。特务往他们脸上泼硝酸，皮肉滋滋响，最后被拖到花园，挖了个坑埋了，上面盖着石板，连块墓碑都没有。

后来有人说，那夜戴公祠的风特别大，吹得树叶哗哗响，像读书声。硝酸能烧烂脸，可那句“要么放我打日本”，早刻进了骨头里——十二年间铁链锁得住身子，锁得住那颗往战场飞的心吗？将星落了，可那点光，还在中国人的心里亮着。

来源：分享人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