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岁在庚戌。初春的长安，寒意尚未完全褪去，太极宫内外却已弥漫着庄重而喜庆的气息。这一年，是唐高宗李治登基后的首个完整年度，“永徽”年号的寓意——“永固鸿基，徽音流芳”，在新年的朝贺声中愈发清晰。正月，李治下诏完成两项关乎帝国根基的重大典

唐永徽初册：650年的储位定鼎与天下安澜

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岁在庚戌。初春的长安，寒意尚未完全褪去，太极宫内外却已弥漫着庄重而喜庆的气息。这一年，是唐高宗李治登基后的首个完整年度，“永徽”年号的寓意——“永固鸿基，徽音流芳”，在新年的朝贺声中愈发清晰。正月，李治下诏完成两项关乎帝国根基的重大典礼：册立太子妃王氏为皇后，册封皇长子李忠为皇太子，随即颁布大赦令，惠及天下万民。这一系列举措，既是对贞观以来政治传统的延续，也是新君巩固皇权、稳定时局的战略布局，为“永徽之治”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一、皇后册立：关陇联姻与政治秩序的构建

永徽元年正月初六，长安太极殿举行了盛大的皇后册立典礼。身着袆衣、头戴花钗的王氏，在文武百官的见证下，接受李治授予的皇后玺绶，正式成为大唐帝国的女主人。这场典礼并非单纯的后宫仪式，而是牵动朝廷权力格局的政治事件，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现实考量。

王氏的出身，是她得以登上后位的核心资本。她出身于北朝以来的名门望族——太原王氏。王氏一族自魏晋南北朝起便是顶级门阀，在西魏、北周、隋、唐四代均有高官辈出，其祖父王思政是西魏名将，官至大将军、荆州刺史，为关陇集团的形成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父亲王仁祐在贞观年间曾任罗山令，虽官职不高，却凭借家族声望与关陇集团的亲缘关系，跻身权力圈层。更重要的是，王氏与顾命大臣长孙无忌有着密切的利益联结——长孙无忌作为关陇集团的领袖，其妹是太宗文德皇后，而王氏的叔母正是长孙无忌的妻子，这种双重联姻关系，让王氏成为关陇集团在后宫的核心代表。

李治与王氏的婚姻，早在贞观十七年（643年）李治被立为太子时便已定下。当时，太宗李世民为了稳固太子的地位，精心挑选了与关陇集团深度绑定的王氏为太子妃，意在通过这场婚姻，拉拢关陇集团核心力量，为李治的皇位传承铺路。太宗曾对长孙无忌坦言：“王氏淑慎有仪，门第清贵，与太子匹配，可固储位，安社稷。”可见，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是皇权与门阀势力相互扶持的象征。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治即位后，册立王氏为皇后的呼声便已高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纷纷上书，称“太子妃王氏，夙娴礼教，德容兼备，宜正位中宫，以承宗庙，以母仪天下”。对李治而言，册立王氏为后，既是对太宗遗愿的遵从，也是对辅政大臣的安抚。即位之初，李治虽已贵为天子，但根基未稳，朝政大权仍掌握在长孙无忌等关陇集团成员手中。通过册立王氏，李治向关陇集团释放了友好信号，巩固了与这一核心政治势力的同盟关系，为自己争取了稳定的执政环境。

皇后册立典礼的流程，严格遵循《大唐开元礼》的规制，彰显了皇权的威严与礼制的庄重。典礼前，太常寺早已备好册宝、卤簿、乐舞，鸿胪寺负责接待前来观礼的宗室、百官及外国使节；典礼当日，李治身着衮冕，在太极殿升座，文武百官按品级排列于殿内外，外国使节、宗室亲王立于西侧。王氏在宫人的簇拥下，从东宫出发，经永安门进入太极殿，行三跪九叩之礼。中书令宣读册文，文曰：“惟永徽元年，岁次庚戌，正月癸亥朔初六日戊辰，皇帝若曰：夫乾坤合德，万物以生；夫妇齐礼，人伦以正。咨尔太子妃王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柔顺表质，温恭成性。朕丕承鸿绪，正位宸极，宪章古制，择建贤配。今遣使持节、太尉、赵国公无忌，副使、司空、梁国公玄龄（注：房玄龄已于贞观二十二年去世，此处为典礼流程中的名义副使，实际由侍中于志宁担任），持节册尔为皇后。往钦哉！其恭膺天命，淑慎厥身，敬遵礼典，聿修内治，以辅朕之不逮，永绥四海，母仪万方。”册文宣读完毕后，长孙无忌将皇后玺绶授予王氏，王氏再次叩首谢恩，典礼在庄严的乐舞声中结束。

册立王氏为后，不仅确立了后宫的秩序，更对朝政产生了深远影响。王氏成为皇后后，其父王仁祐被追赠为司空、魏国公，其兄王守一被提拔为驸马都尉、平舒公，王氏一族迅速成为朝廷中的显赫势力。关陇集团通过皇后的外戚身份，进一步巩固了在朝政中的主导地位，形成了“外有长孙无忌、褚遂良辅政，内有王氏皇后坐镇后宫”的权力格局。这种格局在永徽初年起到了稳定政局的作用，但也为后来皇权与相权的冲突、后宫干政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二、太子册封：皇长子的储位合法性与政治平衡

永徽元年正月十七日，在皇后册立典礼结束十余天后，李治再次在太极殿举行大典，册封皇长子李忠为皇太子。如果说册立王氏为后是对关陇集团的安抚，那么册封李忠为太子，则是李治平衡各方势力、巩固自身皇权的又一关键举措。

李忠的出身，与皇后王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忠生于贞观十七年（643年），其母刘氏是李治的后宫才人，出身低微，并无显赫的家族背景。按照古代“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李忠作为庶长子，本无资格继承储位。但在永徽初年的政治语境下，他的册立却有着复杂的现实考量。

首先，李治即位时年仅二十二岁，虽已育有皇子，但皇室子嗣尚显单薄。李忠作为皇长子，其出生本身就为皇室血脉的延续带来了希望，也让天下百姓看到了帝国传承的稳定性。在古代社会，储位的空缺往往会引发宗室内部的权力纷争，而册立皇长子为太子，是避免储位之争、稳定政局的最有效方式。李治即位之初，太宗的其他皇子如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等仍拥有一定的势力，对皇位虎视眈眈。册立李忠为太子，明确了皇位的传承顺序，堵住了其他宗室成员觊觎储位的可能，为帝国的稳定消除了隐患。

其次，李忠的册立，是李治与关陇集团相互妥协的结果。皇后王氏虽出身名门，但与李治结婚多年，一直未能生育子嗣。对长孙无忌等关陇集团成员而言，若王氏长期无后，未来储位可能会落到其他妃嫔所生之子手中，而这些皇子的母族未必与关陇集团同心。因此，他们希望册立一位出身低微、没有强大母族背景的皇子为太子，这样既能保证储位的稳定性，又便于关陇集团日后对太子进行掌控。李忠的母亲刘氏出身寒微，没有任何政治势力背景，恰好符合关陇集团的要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大臣纷纷上书，力荐李忠为太子，称“忠为皇长子，仁孝聪敏，宜立为储君，以固国本”。

对李治而言，册立李忠为太子，既是对辅政大臣意见的尊重，也是一种政治策略。李治深知，自己即位之初，还需要依靠长孙无忌等关陇集团成员的支持，因此不得不对他们的意见有所妥协。同时，李忠出身低微，其储位的合法性完全依赖于李治的册封，这意味着李忠日后必然会对李治绝对忠诚，不会形成威胁皇权的势力。此外，册立李忠为太子，也能暂时安抚后宫其他妃嫔及其背后的势力，避免因储位问题引发后宫争斗，保证后宫的稳定。

太子册封典礼的规格，仅次于皇后册立典礼，同样彰显了储位的重要性。典礼当日，太极殿内外张灯结彩，卤簿仪仗比皇后册立时更为盛大。李忠时年七岁，在太常寺官员的引导下，身着太子冕服，从东宫少阳院出发，前往太极殿。李治升座后，中书令宣读册文，文曰：“惟永徽元年，岁次庚戌，正月癸亥朔十七日己卯，皇帝若曰：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莫不立储贰，以固邦本，所以承宗庙之祀，继社稷之重，安民正国，其义大焉。咨尔皇长子忠，毓德冲和，禀性仁厚，夙成岐嶷，慧敏有闻。朕君临四海，抚育万邦，思固鸿基，式遵古制。今遣使持节、太尉、赵国公无忌，副使、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少师、燕国公志宁，持节册尔为皇太子。尔其敬慎厥身，勤于学问，亲贤远佞，体国安民，庶几克绍鸿业，无忝厥命。”册文宣读完毕后，长孙无忌将太子玺绶授予李忠，李忠在宫人的搀扶下叩首谢恩，百官高呼“万岁”，典礼达到高潮。

册立李忠为太子后，李治随即下诏，任命于志宁为太子少师，张行成为太子少傅，高季辅为太子少保，组成了强大的东宫辅臣团队。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均为贞观老臣，品德高尚，学识渊博，李治希望通过他们的教导，将李忠培养成合格的皇位继承人。同时，李治还下令，太子东宫的官属配置与朝廷中枢机构相对应，设有太子詹事、太子左庶子、太子右庶子等官职，负责处理东宫事务，辅佐太子处理政务。这些举措，既体现了李治对太子培养的重视，也进一步完善了储位制度，为帝国的权力传承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大赦天下：新朝施恩与民心凝聚

永徽元年正月，在完成皇后与太子的册立典礼后，李治随即颁布大赦令，诏曰：“朕以菲薄，承继鸿业，君临四海，抚育兆民。今皇后、太子礼毕，宗社安固，宜布德泽，惠及天下。自永徽元年正月二十日昧爽以前，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皆赦除之。流人未达前所者，皆放还。逋租宿赋，皆免之。鳏寡孤独、贫不能自存者，所在官司量加赈济。”这道大赦令，是新君即位后标志性的仁政举措，其目的在于凝聚民心、稳定社会，彰显“永徽之治”的仁政底色。

大赦天下的传统，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通常在帝王即位、册封皇后或太子、改元、祭祀天地等重大庆典时举行。其本质是帝王通过赦免罪犯、减免赋税、赈济贫民等方式，向天下展示皇恩浩荡，缓和社会矛盾，巩固统治基础。李治在永徽元年的大赦，有着更为特殊的时代背景。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驾崩，帝国经历了权力更迭，虽然交接平稳，但社会上仍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部分百姓因太宗晚年的辽东之役、土木之功而生活困苦，一些罪犯因逃避徭役、赋税而沦为流民，这些都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因此，李治通过大赦天下，释放出与民休息、仁政爱民的信号，意在安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

此次大赦的范围极为广泛，涵盖了各类罪犯。根据大赦令，无论是已经发觉的罪犯还是尚未发觉的罪犯，无论是已经判决的还是尚未判决的，全部予以赦免。这意味着除了谋反、大逆等十恶不赦之罪外，其他罪名一律免除处罚。对于正在流放途中的罪犯，下令立即放还回乡；对于因犯罪而被剥夺官职、爵位的人，恢复其身份。这种大范围的赦免，一方面可以减少监狱中的囚犯数量，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给那些因一时失足而犯罪的人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成为帝国的编户齐民。

除了赦免罪犯，大赦令还包含了减免赋税、赈济贫民等惠民措施。李治下令，免除天下百姓拖欠的租税和赋税，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同时，对天下的鳏寡孤独、贫困无依的百姓，命令各地官府进行调查统计，给予适当的赈济，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这些措施，直接惠及了广大百姓，尤其是底层民众。贞观年间，太宗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百姓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李治延续了这一政策，通过减免赋税、赈济贫民，进一步巩固了贞观之治的成果，让百姓感受到了新朝的恩惠，从而更加拥护李治的统治。

大赦天下的举措，也得到了朝廷大臣的广泛支持。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辅臣纷纷上书称赞，称“陛下初登大宝，即行仁政，大赦天下，惠及万民，此乃贞观遗风，社稷之福也”。各地官员也积极响应，认真贯彻落实大赦令的各项措施。在长安，官府打开粮仓，向贫困百姓发放粮食和衣物；在洛阳，官员们组织人员对流放归来的罪犯进行安置，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在江南、河北等地，官府派人核查百姓拖欠的赋税，逐一予以免除。这些举措的实施，迅速赢得了民心，社会秩序更加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为永徽初年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李治的大赦并非无原则的纵容，而是有着明确的界限。大赦令中明确规定，十恶不赦之罪不在赦免之列。十恶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些罪名都是直接威胁皇权、破坏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重罪。将十恶不赦之罪排除在大赦范围之外，既体现了李治维护皇权和社会秩序的决心，也避免了因过度赦免而引发的社会混乱。这种宽严相济的政策，展现了李治成熟的政治智慧。

四、制度背后的权力博弈与时代底色

永徽元年的皇后册立、太子册封与大赦天下，看似是三项独立的政治事件，实则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李治即位后巩固皇权、稳定时局的整体战略。这一系列举措的背后，既有对贞观政治传统的继承，也有新君与辅政大臣之间的权力博弈，更折射出永徽时代的政治底色。

从权力结构来看，这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强化了关陇集团在朝廷中的主导地位。皇后王氏是关陇集团的代表，太子李忠的册立得到了长孙无忌等关陇集团成员的大力支持，大赦天下的举措也与关陇集团所倡导的“仁政”理念相契合。在永徽初年，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关陇集团成员掌控着朝政大权，李治的各项决策都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因此，册立王氏为后、李忠为太子，既是李治对关陇集团的妥协，也是双方相互信任、相互扶持的体现。这种权力结构在短期内保证了朝政的稳定，但也为后来的政治冲突埋下了隐患。随着李治皇权的逐渐巩固，他必然会试图摆脱关陇集团的控制，而关陇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会与皇权展开激烈的斗争。

从政治传统来看，李治的举措严格遵循了嫡长子继承制和后宫礼制，体现了对儒家传统政治理念的尊崇。嫡长子继承制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核心政治制度之一，其目的在于保证皇位传承的稳定性，避免因储位之争引发的政治动荡。李治册立皇长子李忠为太子，虽然李忠并非嫡子，但在皇后王氏无后的情况下，立庶长子为太子，符合嫡长子继承制的基本原则。皇后册立典礼和太子册封典礼，严格遵循了《大唐开元礼》的规制，彰显了礼制的庄重与皇权的威严。这种对传统制度的尊崇，不仅得到了朝廷大臣和宗室成员的支持，也赢得了天下百姓的认可，为帝国的稳定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时代底色来看，这一系列举措延续了贞观之治的仁政理念，展现了永徽时代的治世气象。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以仁政爱民、虚心纳谏、轻徭薄赋为核心特征，成为中国古代治世的典范。李治即位后，始终以贞观之治为榜样，推行仁政，大赦天下、减免赋税、赈济贫民等举措，都是对贞观仁政理念的延续。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永徽初年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物价稳定，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延续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史书记载，永徽元年“天下大稔，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这正是永徽之治的生动写照。

然而，在这看似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下，也隐藏着潜在的危机。皇后王氏虽被册立为后，但与李治的感情并不深厚，且一直未能生育子嗣，这为后来武则天的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太子李忠出身低微，没有强大的母族背景，其储位的合法性完全依赖于李治的支持，一旦李治的态度发生变化，其储位便会岌岌可危。此外，关陇集团的过度强势，也让李治逐渐感受到了压力。随着李治政治经验的不断积累和皇权意识的逐渐觉醒，他必然会试图削弱关陇集团的势力，加强皇权。这些潜在的矛盾，在永徽初年并未显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浮出水面，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冲突，最终改变了唐朝的政治格局。

五、历史回响

永徽初册：650年的储位定鼎与天下安澜

五、历史回响：册立背后的命运流转与时代变局

永徽元年的三次重大举措，如三颗投入历史长河的石子，不仅在当时激起了安定天下的涟漪，更在后续数十年间引发了持续不断的连锁反应，深刻影响了大唐的政治走向与皇室命运。皇后王氏、太子李忠的册立，虽一时稳固了关陇集团与皇权的同盟，却因缺乏坚实的情感根基与子嗣支撑，最终在时代浪潮中沦为权力博弈的牺牲品；而大赦天下所凝聚的民心，虽为永徽之治筑牢了根基，却也未能阻止后宫干政与门阀衰落的历史必然。

王氏的皇后生涯，自册立之初便暗藏隐忧。她虽凭借关陇集团的背书登上中宫之位，却始终未能赢得李治的真心宠爱。李治性格仁厚，但也渴望情感的慰藉，而王氏出身名门，自幼受礼教束缚，性情端庄却略显刻板，不善迎合帝意。反观当时的后宫之中，萧淑妃聪慧貌美，深得李治青睐，一度宠冠后宫，与王氏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王氏为稳固后位，虽联合朝臣多次打压萧淑妃，却始终未能改变李治对她的疏离。更致命的是，王氏入宫多年始终未能生育，这在“母凭子贵”的后宫中是致命的短板。随着永徽二年武则天的入宫，王氏的处境愈发艰难。武则天兼具美貌与智谋，既懂得揣摩李治的心思，又有着强烈的政治野心，入宫后迅速获得李治的专宠，逐渐威胁到王氏的后位。

关陇集团曾试图全力维护王氏的皇后之位，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大臣多次在朝堂上强调“皇后门第清贵，无过无功，不可轻废”，但这反而加剧了李治的逆反心理。李治早已不满关陇集团对朝政的垄断，想要通过废立皇后打破这一格局。永徽六年（655年），李治力排众议，以“无子”“善妒”为由废黜王氏，将其打入冷宫，随后立武则天为后。王氏的家族也随之衰败，兄长王守一被赐死，其父王仁祐的追赠官爵被剥夺，曾经显赫的太原王氏一族，因这场后宫之争彻底退出权力核心。两年后，王氏在冷宫中被武则天残忍杀害，结束了充满政治悲剧色彩的一生。

太子李忠的命运，与王氏的兴衰紧密相连。他的储位本就建立在“皇长子”身份与关陇集团的支持之上，缺乏母族势力的庇护，也未得到李治的深厚父爱。随着武则天的得宠与进位，李忠的储位逐渐岌岌可危。永徽五年（654年），武则天诞下皇子李弘，李治对这个嫡子宠爱有加，立李弘为太子的念头逐渐萌生。长孙无忌等大臣虽曾极力维护李忠，但在李治与武则天的联合打压下，终究无力回天。显庆元年（656年），李治下诏废黜李忠的太子之位，降为梁王，徙居梁州；不久后又将其贬为庶人，流放黔州，囚禁于当年废太子李承乾的旧宅。

失去储位的李忠，在流放之地惶惶不可终日。他深知武则天的狠辣，担心遭到迫害，时常穿着妇人的衣服以防刺客，甚至多次占卜吉凶，祈求自保。但这一切终究未能挽救他的命运。麟德元年（664年），武则天借机诬陷李忠谋反，李治下令将其赐死，年仅二十二岁。这位在永徽元年风光无限的皇太子，最终沦为皇权与后宫斗争的牺牲品，其悲剧命运令人唏嘘。李忠的废立，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关陇集团衰落的重要标志——曾经能够左右储位人选的关陇势力，已无力阻止李治与武则天重塑政治格局的步伐。

与皇后、太子的悲剧命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赦天下所开启的仁政传统，在永徽年间得以延续并深化。李治在册立大典后的大赦，并非一时之举，而是贯穿其统治始终的治国理念。永徽二年（651年），河南、河北等地遭遇水灾，李治再次下诏减免受灾地区租赋，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永徽三年（652年），关中地区粮食丰收，李治下令降低粮价，让百姓得以平价购买；此后数年，朝廷多次颁布减免赋税、赈济贫民的诏令，延续了贞观年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

这些仁政举措，推动了永徽年间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据《旧唐书·高宗纪》记载，永徽年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其治世景象不亚于贞观之治。民间纺织业、商业蓬勃发展，蜀锦、吴绫畅销全国，洛阳、扬州等商业重镇胡商云集，对外贸易空前繁荣；人口数量也稳步增长，从贞观末年的三百多万户，增至永徽末年的四百多万户，帝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种繁荣局面的出现，固然离不开李治的仁政，也得益于永徽元年大赦天下所凝聚的民心——百姓在新朝的恩泽中安居乐业，为帝国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永徽元年的一系列举措，也为唐朝的政治发展埋下了深刻的伏笔。王氏与李忠的册立，是李治对关陇集团的妥协，但这种妥协并未换来长久的和平，反而因权力分配的失衡，加速了皇权与关陇集团的矛盾激化。李治通过废黜王氏、李忠，打压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成功削弱了关陇集团的势力，加强了皇权；而武则天则借此时机崛起，逐渐从后宫走向前朝，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为后来临朝称制、建立武周政权奠定了基础。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永徽元年的册立与大赦，是唐朝从“贞观之治”向“武周革命”过渡的关键节点。贞观年间，关陇集团是帝国的核心政治力量，太宗李世民通过与关陇集团的合作，开创了盛世局面；而永徽元年的举措，看似是对这一传统的延续，实则是皇权试图摆脱门阀束缚的初步尝试。李治与武则天联手，打破了关陇集团对朝政的垄断，推动了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寒门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取代了门阀子弟的位置，成为朝廷的新生力量。这种社会阶层的流动，不仅改变了唐朝的政治格局，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回望永徽元年（650年）的长安，太极殿上的册立大典庄严隆重，大赦天下的诏令温暖民心，彼时的李治或许期望通过这些举措，永固大唐鸿基，让“永徽”的年号流芳百世。他成功了，也失败了——他延续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却未能阻止后宫干政的发生；他巩固了一时的皇权，却让武则天最终夺走了李唐江山。但无论如何，永徽元年的这一系列举措，都是唐朝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皇后与太子的册立，见证了门阀政治的最后辉煌；大赦天下的仁政，彰显了盛世王朝的民生关怀；而这一切背后的权力博弈，則推动着唐朝从一个门阀主导的时代，迈向一个皇权高度集中、社会更具活力的新时代。

永徽元年的风，早已吹散了太极殿上的乐声与欢呼声，但那段历史所留下的印记，却永远镌刻在大唐的史书之中。它告诉我们，任何政治决策都离不开时代背景的制约，任何权力平衡都难以长久维系；唯有顺应历史潮流，兼顾皇权与民生，才能让王朝在岁月的长河中稳步前行。而王氏与李忠的悲剧，也警示着后人：在权力的游戏中，没有永恒的同盟，只有永恒的利益；那些看似风光无限的册立与封赏，或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结局。

来源：雁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