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声明：本文情节均为虚构故事，所有人物、地点和事件均为艺术加工，与现实无关。图片非真实画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声明：本文情节均为虚构故事，所有人物、地点和事件均为艺术加工，与现实无关。图片非真实画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林太太，你对原告方的最后陈述，或者对整个事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法官的声音在寂静的法庭中响起，打破了原告律师那番“感人肺腑”陈词后短暂的沉默。

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在我身上，像无数枚无形的钉子，试图将我钉在耻辱柱上。

原告律师的嘴角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似乎笃定我这个“悲痛欲绝”的寡妇，除了哭泣和默认，再也做不出任何反击。

我的律师则一脸紧张，频频向我使着眼色，生怕我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来。

连日来，压抑在胸口的巨石，此刻却奇异地化作了一股冰冷的勇气。

悲痛？他们懂什么叫悲痛？

林伟强带给我的，岂是“悲痛”二字可以概括。

我缓缓抬起头，迎向那些或同情、或审视、或鄙夷的目光。

几个月来精心维持的脆弱和哀伤，如同劣质的瓷器表面，寸寸碎裂，露出了内里坚硬而冷漠的内核。

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在我唇边悄然绽放，像开在悬崖边上的花，带着决绝和一丝诡异的美感。

在法庭众人不解的目光注视下，我清了清嗓子，用一种平静到近乎冷酷的语调，清晰地说道：“死的好，他该死。”



01

窗外的蝉鸣一声比一声凄厉，像是在预告着什么。

盛夏的午后，黏腻的暑气包裹着整座城市，也包裹着我那栋位于市郊的两层小楼。

那时，我正在一楼的厨房里，心不在焉地洗着饭后的碗碟。

水龙头哗哗地流着，冲刷着白瓷餐盘上残留的油渍，也试图冲淡我心中那股莫名的烦躁。

丈夫林伟强在楼上书房，他说要处理一些工作邮件。

结婚五年，我们的交流越来越少，尤其是最近一年，家里的气氛总是凝固得像块冰。

他上楼的脚步声，关门的声音，甚至是他偶尔在书房里踱步的声音，都像是巨石一样压在我的心口。

“砰——！”

一声沉闷到极致的巨响，毫无预兆地从后院传来，穿透了蝉鸣，穿透了水声，狠狠地砸进我的耳膜。

我的心脏在那一瞬间骤然停止了跳动，手中的瓷碗脱手而出，“啪”地一声摔在地上，碎裂成无数片，像我此刻同样碎裂的预感。

我几乎是踉跄着冲出厨房，穿过客厅，奔向后院的落地玻璃门。

腿像灌了铅，每一步都异常沉重。

后院的景象，让我浑身的血液刹那间凝固。

泳池边，靠近二楼书房窗户正下方的水泥地上，一个人影以一种极其扭曲的姿态趴在那里。

那件熟悉的蓝色条纹衬衫，是我上个月才给林伟强买的。

是他。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几秒钟后，一股冰冷的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打开玻璃门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到他身边的。

他脸朝下，身下很快沁出一滩暗红色的血，在灰白的水泥地上迅速扩散，像一朵妖异盛开的花。

他的一只手臂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反折着，另一只手无力地垂在身侧。

“伟强……伟强！”我跪倒在他身边，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我想去碰他，却又害怕加重他的伤势。

那股浓重的血腥味钻进我的鼻腔，让我一阵反胃。

没有回应。

他就像一个被抽去所有生命力的布偶，静静地趴在那里。

我的手抖得厉害，好几次都没能成功解锁手机屏幕。

终于，我拨通了急救电话。

对着话筒，我用不成调的声音，语无伦次地报告着地址和情况。

“……他从楼上掉下来了……好多血……快来……快来啊！”我几乎是喊出来的，声音嘶哑。

挂断电话，我瘫坐在他身旁，看着那滩血越扩越大，染红了我纯白的家居裤。

蝉还在声嘶力竭地叫着，阳光毒辣地炙烤着大地，而我，却如坠冰窖。

02

等待救护车的那几分钟，漫长得像一个世纪。

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各种念头纷至沓来。

他怎么会掉下来？

书房的窗户虽然不算小，但也有护栏，除非……

不，不，我甩甩头，不敢再想下去。

我能感觉到邻居们被刚才的巨响和我的尖叫惊动，开始有人从围墙边探头探脑。

我无暇顾及他们的目光，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林伟强身上。

他的呼吸似乎极其微弱，胸口几乎没有起伏。

远处，尖锐的救护车鸣笛声由远及近，像一道撕裂长空的闪电，带着一线渺茫的希望，又像死神的催命符。

救护车在门口停稳，几名穿着制服的急救人员抬着担架冲了进来。

他们迅速而有条不紊地检查着林伟强的生命体征，给他戴上氧气面罩，固定颈部，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他抬上担架。

“家属是哪位？请跟我们一起去医院。”一名年轻的护士问道，她的脸色在看到林伟强的状况时也有些凝重。

“我，我是他妻子。”我挣扎着站起来，双腿发软，几乎站立不稳。

血，到处都是血，担架上，地上，还有我身上。

我浑浑噩噩地跟着他们上了救护车。

车厢内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各种仪器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每一次声响都像锤子一样敲打着我紧绷的神经。

我看着林伟强苍白如纸的脸，他双眼紧闭，平日里总是带着一丝傲慢和不耐的神情此刻荡然无存，只剩下死一般的沉寂。

我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是因为恐惧吗？

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我说不清楚。

我只是机械地哭着，身体因为过度的紧张和悲伤而剧烈地颤抖。



一名急救人员试图安慰我：“女士，请冷静一点，我们正在尽全力抢救。”

我点点头，却止不住泪水。

我抓住林伟强冰冷的手，那只曾经无数次推开我的手，此刻却毫无生气。

我把脸埋在他的手背上，任由泪水浸湿他的皮肤。

车厢里摇晃颠簸，我的心也跟着七上八下，坠入无底的深渊。

我是在演戏吗？

或许吧。

但此刻，一部分的我确实感受到了某种剧烈的冲击。

生命，原来如此脆弱。

无论他曾对我做过什么，此刻躺在这里奄奄一息的，终究是我的丈夫。

03

市中心医院，急诊室的灯光白得刺眼。

林伟强一推进去，抢救室的大门就紧紧关上了，将我隔绝在外。

走廊里充斥着浓烈的药水味和焦急的脚步声，偶尔夹杂着其他病患家属的哭泣和低语。

我独自一人坐在冰冷的长椅上，身上还穿着那件沾着血迹的裤子。

护士建议我去换洗一下，但我拒绝了。

我像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铭记这一天，铭记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每一秒都像是在油锅里煎熬。

我不停地看着手机，又不停地望向抢救室的大门，期盼着医生能出来告诉我一些消息，无论好坏。

我想起了我和林伟强的过去。

从最初的甜蜜，到后来的冷漠，再到近乎仇视的相对无言。

那些被他忽视的日日夜夜，那些他酒后的辱骂和暴力，那些他眼中的轻蔑与厌恶……一幕幕在脑海中翻涌。

如果他就这样死了，我是不是就解脱了？

这个念头像毒蛇一样钻进我的心里，让我浑身一颤。

我用力地掐着自己的手心，试图驱散这种可怕的想法。

不，我不应该这么想。

至少在别人看来，我不应该。

大约两个小时后，抢救室的门终于开了。

一名看起来五十多岁，神情疲惫的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

我猛地站起身，几乎是扑了过去：“医生，我先生他……他怎么样了？”

医生看了我一眼，眼神中带着一丝怜悯和沉重：“情况非常不乐观。病人从高处坠落，颅脑损伤严重，多处骨折，内脏也有不同程度的破裂和出血。我们虽然进行了紧急手术，暂时止住了部分出血点，但他一直没有恢复自主呼吸，生命体征极其微弱。”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

尽管早有预感，但亲耳听到这个结果，还是让我感到一阵窒息。

“那……那还有希望吗？”我的声音带着哭腔，充满了绝望。

医生沉默了几秒，语气沉重地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现在，他主要依靠呼吸机和药物维持生命。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判断，他苏醒的机率非常非常小，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即使有奇迹发生，最好的结果也是植物人。”

植物人……这三个字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我的心上。

“家属，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医生顿了顿，继续说道，“他现在的情况，其实是在承受巨大的痛苦。用机器维持下去，对他而言，可能只是一种折磨。”

我捂住嘴，眼泪再次决堤。

这一次，哭声中夹杂着压抑的呜咽。

是为了他可能要承受的痛苦，还是为了我自己即将面临的抉择？

04

林伟强被转入了ICU病房。

隔着厚厚的玻璃，我看见他躺在病床上，全身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连接到旁边一堆闪烁着指示灯的冰冷仪器上。

他的头部被纱布紧紧包裹着，只露出青紫肿胀的脸，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

那些仪器发出的“滴滴”、“嘟嘟”的声音，像是在为他的生命倒数计时。



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更详细地解释了林伟强的病情，以及接下来可能面临的选择。

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凌迟着我本就脆弱不堪的神经。

“……脑电图显示他的大脑活动几乎趋于直线，这意味着脑细胞已经出现大面积的、不可逆的死亡。”

“……继续治疗下去，每天的费用都非常高昂，而且，我必须坦白地告诉你，这只是在延长他生理学意义上的死亡过程。”

“……作为家属，你们有权决定是否继续这种维持性治疗。”

医生的声音很平静，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专业和残酷。

他将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如果你们决定……放弃治疗，需要签署这份《放弃治疗知情同意书》。”

我的目光落在“放弃治疗”那几个字上，感觉无比刺眼。

我趴在桌上，肩膀剧烈地抖动，放声大哭起来。

“不……我不能……我怎么能做这样的决定……他是我的丈夫啊……”我哭喊着，声音嘶哑。

我的哭喊声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回荡，充满了悲痛和无助。

我能感觉到医生和旁边的护士投来的同情的目光。

是的，我需要他们的同情，我需要让他们相信，这是一个多么令我心碎的抉择。

“女士，我们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医生递给我一张纸巾，“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您可以和您的其他家人商量一下。不过，从病人的角度来看，早点结束痛苦，或许也是一种解脱。”

家人？

林伟强的父母早逝，他又是独子，并没有什么近亲。

我的父母远在外地，而且，这件事，我也不想让他们过多地操心。

说到底，能做这个决定的，只有我。

我在办公室里哭了很久，直到嗓子都哑了。

在这期间，我一遍遍地问医生：“真的没有一点希望了吗？一点点都没有了吗？”

每一次，医生都给予我否定的答案，眼神却愈发充满理解和“不忍”。

终于，我抬起哭得红肿的眼睛，声音沙哑地说：“医生……如果……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他只会更痛苦，是吗？”

“是的，从医学角度看，他现在几乎没有任何感知，但身体机能的衰竭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负荷。”

我深吸一口气，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颤抖着拿起那支笔。

笔尖在纸上悬停了许久，我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

“我……我同意……拔管。”我一字一顿地说，眼泪再次模糊了视线。

我看到医生眼中闪过一丝释然，或许，他也为这个“痛苦”的病人感到解脱吧。

“在拔管之前，您可以再进去看他最后一面。”医生轻声说道。

05

我换上了隔离衣，再次走进ICU病房。

冰冷的空气，仪器单调的声音，还有林伟强毫无生气的脸庞，构成了一幅令人绝望的画面。

护士正在调整仪器上的某些数据，准备执行医嘱。

我走到病床边，看着他。

此刻的他，没有了平日的暴躁和冷漠，只是安静地躺着，像一个沉睡的婴儿。

讽刺的是，这竟然是我们婚后，我离他“心平气和”最近的时刻。

我的手指轻轻拂过他冰凉的额头，动作极尽温柔，眼中蓄满了泪水，一滴滴落在他的病号服上。

“伟强……”我俯下身，在他耳边低语，“你……安心地走吧。不要再痛苦了。”

我的声音很轻，带着浓浓的鼻音和哭腔，听起来像是一个妻子对丈夫最后的眷恋和不舍。

只有我自己知道，当我说出“安心地走吧”这句话时，心中那块悬了许久的巨石，终于开始松动。

医生和护士在一旁看着我，眼神中充满了同情。

他们大概以为，我是在做最后的告别，在承受生离死别的巨大悲痛。

护士走上前，轻声问我：“太太，准备好了吗？”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睁开，泪眼婆娑地点了点头。

随着护士的操作，维持林伟强呼吸的那根管子被轻轻拔出，监视器上代表心跳和呼吸的曲线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然后一点点趋于平缓。

那“滴滴滴”的声音，频率越来越慢，越来越弱。

我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的脸，又时不时地瞟向监视器。

时间，仿佛凝固了。

一分钟。

他没有任何反应，脸色愈发灰败。

两分钟。

监视器上的数字在持续下降。

我的心跳，却在不受控制地加速。

不是因为悲伤，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期待。

三分钟。

他的胸口，再也没有了之前因呼吸机而产生的机械性起伏。

四分钟。

“滴——”监视器上，心跳的那条线，变成了一条冰冷的直线。

刺耳的长音在病房里响起，宣告着一个生命的终结。

五分钟。

医生上前，用听诊器在他胸前听了听，然后关掉了监视器的声音。

他抬头看向我，语气沉重地说：“太太，他走了。时间是下午四点三十七分。”

我浑身一软，几乎要瘫倒在地，幸好旁边的护士扶住了我。

“伟强！伟强！”我发出凄厉的哭喊，扑倒在林伟强的身上，泪水汹涌而出，浸湿了他的衣襟。

我的哭声悲痛欲绝，肝肠寸断。

哭了好一会儿，我才在护士的搀扶下，颤颤巍巴地站直身体。

“我们会为他整理仪容，然后……送去太平间。”医生低声说。

我点点头，失魂落魄地看着护士们开始拔除林伟强身上其他的管子，为他擦拭身体。

很快，一辆白色的推车被推了进来，他们将林伟强的身体盖上白布，然后推出了ICU。



走廊里，推车的轮子发出轻微的咕噜声，渐行渐远，直到消失在拐角。

我知道，那个方向，是太平间。

06

林伟强的葬礼办得不算铺张，但该有的流程都走了。

我一身黑衣，脸色憔悴，眼睛红肿，接受着前来吊唁的亲友和同事们的安慰。

他们都说我太可怜了，中年丧夫，一定很难过。

我只是默默流泪，偶尔哽咽着说声谢谢。

警察也来了几次，例行公事地询问了一些关于林伟强坠楼当天的事情。

我把早已准备好的说辞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强调那只是一场意外，他可能是在窗边透气时不小心失足。

我的悲伤和脆弱，让他们没有产生过多的怀疑。

日子一天天过去，家里少了林伟强，似乎一下子空旷了许多，也安静了许多。

没有了他的存在，我反而睡得更加安稳。

我开始处理他的遗产，他的公司股份，还有我们的房产。

一切都有条不紊。

直到几个月后，我接到了一张法院的传票。

不是因为林伟强的死因受到质疑，而是因为一些与他公司有关的经济纠纷。

他死后，一些隐藏的债务和问题浮出了水面，而我，作为他的遗产继承人，被牵扯了进去。

开庭那天，我穿了一身得体的黑色套装，化了淡妆，坐在被告席的家属席位上。

法庭庄严肃穆，法官、律师、原告，各色人等表情严肃。

冗长的庭审过程中，我大部分时间都低着头，默默地听着。

对方律师的言辞咄咄逼人，试图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已经死去的林伟强，以及连带到我这个“无辜”的遗孀身上。

轮到我方律师陈述，他尽力为我辩护，强调我对林伟强公司事务并不知情。

法官的目光偶尔会扫过我。

在一次休庭前的最后陈述阶段，原告方的律师大概是想用激将法，或者博取同情，忽然话锋一转，看着我，语气沉痛地说：“林太太，我们理解您失去丈夫的悲痛。但林先生生前欠下的这些债务，对我的当事人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和损失。逝者已矣，但活着的人总要面对现实。”

法庭内一片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

我缓缓抬起头，脸上没有了几个月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悲痛，也没有了面对警察时的小心翼翼和脆弱。



我的嘴角，慢慢地，向上扬起一个细微的弧度。

那弧度越来越大，最终，变成了一个清晰可见的，甚至带着一丝快意的微笑。

07

我的话音不高，却像一颗炸雷在庄严肃穆的法庭里轰然炸开。

时间仿佛凝固了几秒，所有人都被我脸上那抹平静的微笑和那句“死的好，他该死”震慑住了。

书记员停下了敲击键盘的手，原告律师张着嘴，之前咄咄逼人的气势荡然无存。

我的辩护律师，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年男士，此刻也错愕地转过头，镜片后的眼睛里充满了难以置信。

旁听席上先是一片死寂，随即爆发出嗡嗡的议论声，像一群被惊扰的蜂群。

“肃静！肃静！”法官猛地敲响法槌，威严的声音试图压制住混乱的场面。

他的眉头紧锁，锐利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射向我，带着审视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惊异。

“被告家属，你清楚你在说什么吗？”法官的声音冰冷而严肃。

我挺直了脊背，脸上的笑容未退，眼神却异常清明：“法官大人，我非常清楚。每一个字，都发自我内心。”

我的律师急忙站起身，脸色苍白地对法官说：“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林太太她可能因为过度悲伤，情绪有些失控，她说的话……”

“李律师，”我打断了他，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我很清醒，我没有失控。你不必为我辩解。”

李律师张了张嘴，最终颓然地坐了回去，眼神复杂地看着我，有不解，有惋惜，也有一丝了然。

他代理我的案子，虽然主要是经济纠纷，但也多少了解过我和林伟强的一些背景。

法官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宣布：“鉴于被告家属的陈述可能涉及新的重要情况，本次庭审暂时中止。休庭！”

法警上前，维持秩序。

记者们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纷纷涌向我，长枪短炮几乎要戳到我的脸上。

闪光灯不停地闪烁，刺得我有些睁不开眼。

“林太太，您刚才说的是真心话吗？”“您和林先生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该死，是指他做了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吗？”“您是否与林先生的坠楼有关？”记者们的问题尖锐而密集。

我被法警护送着，艰难地穿过人群。

在无数道或好奇、或探究、或鄙夷、或同情的目光中，我昂着头，走出了法庭。

我知道，从我说出那句话开始，一切都将不同了。

平静的湖面，已经被我自己投下的巨石，激起了滔天巨浪。

08

我的那句话，如同一颗投入舆论湖面的深水炸弹，迅速引爆了网络和媒体。

各种猜测和解读甚嚣尘上。

“S市最恶毒遗孀”、“法庭惊人言论”、“豪门恩怨情仇”之类的标题占据了各大新闻版面。

最初对我表示同情的舆论，瞬间发生了惊天逆转。

警方也因此重新启动了对林伟强坠楼案的调查。

这一次，我不再是那个需要被小心安抚的悲伤寡妇，而是重点嫌疑人。

在接下来的几次讯问中，我异常配合。

我不再掩饰，不再伪装，将我和林伟强五年婚姻中的真实面貌，一点一点地剥开，暴露在冰冷的记录仪和警方面前。

那些被我深埋心底，刻意遗忘的伤疤，再一次被血淋淋地揭开。

“他该死，因为他毁了我的人生，因为他把我当成一个可以随意践踏的物件，而不是一个人，更不是他的妻子。”我对警官说，声音平静却带着深深的恨意。

我的记忆回到了五年前，我和林伟强初识的时候。

他温文尔雅，事业有成，是众人眼中的青年才俊。

我以为自己找到了可以托付终身的良人。

婚后的生活，起初也算甜蜜。

但很快，他的本性就逐渐暴露出来。

最初是控制。

他不喜欢我出去工作，不喜欢我与朋友过多交往，我的生活圈子在他的刻意引导下，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他。

他说这是爱我，在乎我。

我信了。

然后是无休止的贬低和精神虐待。

“你怎么这么笨，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你穿这件衣服真难看，像个村姑。”“要不是我，你以为你能过上现在的生活？”这些话语像一把把小刀，日复一日地割在我的心上。

我开始怀疑自己，变得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依赖他。

家里的经济大权，他从不让我碰。

我名下有几处房产，是他婚前为了表示“诚意”转给我的，但所有的房产证和我的身份证件，都被他锁在保险柜里。

我每个月能从他那里拿到的生活费，都必须清楚地列出用途，稍有不符，就会招来他的盘问和不满。

我像是他豢养的金丝雀，看似光鲜，实则失去了所有自由。

再后来，是冷暴力和不加掩饰的厌恶。

他开始夜不归宿，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我质问他，他反而会嘲笑我人老珠黄，没有吸引力。

我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即使在同一个屋檐下，也形同陌路。

家，不再是温暖的港湾，而成了一座冰冷的囚笼。

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他的暴力。

起初只是争吵时的推搡，后来发展成酒后的拳打脚踢。

每一次施暴后，他会下跪道歉，痛哭流涕，咒骂自己不是人，祈求我的原谅。

我一次次心软，一次次选择相信他会改。

但暴力，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

我记得有一次，他因为公司的事情不顺心，喝得酩酊大醉回来。

我只是劝他少喝点，他就突然发了疯一样，把我按在地上打。

我的头撞在茶几的棱角上，鲜血直流。

他打累了，就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留下我在冰冷的地板上，独自舔舐伤口。

第二天，他清醒后，抱着我痛哭，说他该死。

是的，那时候我就知道，他该死。

我不是没有想过反抗，不是没有想过逃离。

我偷偷咨询过律师，了解过离婚的程序。

但林伟强在S市有些人脉，他知道了我的想法后，直接威胁我：“你要是敢离婚，敢把家里的事说出去，我就让你身败名裂，让你净身出户，让你永远也见不到你的父母。”

我的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我不敢拿他们冒险。

我还记得他有一次狞笑着对我说：“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我，你死了，也得埋在我家祖坟里。”

那一刻，我彻底绝望了。

我意识到，只要他还活着，我就永远无法摆脱这个噩梦。

我的人生，已经被他彻底禁锢。

警方根据我提供的线索，找到了我曾经就医的记录，上面有几次被打伤的诊断。

我还提供了我偷偷录下的一些他辱骂、威胁我的录音。

那些曾经被我认为是耻辱，不愿示人的证据，此刻成了我唯一的救赎。

09

“林伟强坠楼那天，你到底做了什么？”负责我案子的张警官目光锐利地盯着我。

我平静地回视他：“警官，我说过很多次，那天我在厨房洗碗，听到巨响才发现他从楼上掉下去了。”

“你的邻居有人说，在巨响发生前，似乎听到你们楼上有争吵声。”张警官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我苦笑了一下：“警官，我和他之间，什么时候没有争吵？那天中午，他又因为一些小事对我大发雷霆，摔了东西，骂了我一顿，然后就自己上楼去了书房。我在楼下平复心情，想着等他气消了再说。”

这确实是事实。

那天的争吵，和往常无数次一样，由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引发。

他嫌我做的午饭不合口味，嫌我打扫卫生不够干净。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无端的指责。

“他上楼后，你就一直在厨房吗？”

“是的。”我说，“我戴着耳机听音乐，想让自己放松一下，水声也很大。”

这也是实话。

我想隔绝他的存在，哪怕只是片刻的安宁。

“所以，你没有看到他坠楼的过程？”

“没有。”我摇摇头，“当我听到那声巨响，冲出去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后院的泳池边了。”

张警官沉默地看着我，似乎在判断我话语的真伪。

然后，我主动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解脱：“但是，警官，有些事情我必须坦白。当我在医院，医生告诉我他即使救活了也极有可能是植物人，并且会非常痛苦的时候，我确实……松了一口气。”

“当医生问我是否要拔掉他的呼吸管，放弃治疗的时候，我哭了。那眼泪，一部分是演给医生看的，我怕他们怀疑我。另一部分，是为我自己哭，为我终于可以摆脱他而哭。我毫不犹豫地签下了放弃治疗同意书。看着他断气的那五分钟，我没有丝毫悲伤，只有一种扭曲的快意和即将解脱的期待。”

“我甚至在心里感谢老天，让他以这种方式离开，既不是我亲自动手，又能让我彻底摆脱他。他的死，对我来说，是一种恩赐。”

我看着张警官因我的坦白而微微睁大的眼睛，继续说道：“所以，法庭上那句话，‘死的好，他该死’，是我压抑了太久太久的真心话。无论法律如何判决我，我都不后悔。”

是的，林伟强的坠楼，于我而言，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之喜”。

我没有推他，也没有设计任何机关。

或许是他自己精神恍惚，或许是他倚靠的窗栏年久失修，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具体原因。

我只知道，在他坠楼重伤，生命垂危的那一刻，我抓住了那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用一种“合法”的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也结束了我的噩梦。

10

我的案子，因为其复杂性和舆论的高度关注，审理过程漫长而艰难。

法庭上，我的律师提交了大量关于林伟强长期对我实施家庭暴力的证据，包括伤情鉴定、录音、以及我父母和少数几个知情朋友的侧面证词。

检方认为，虽然林伟强的坠楼初步判断为意外，但我在他重伤后，以家属身份同意放弃治疗，并在法庭上公然宣称“他该死”，表现出对死者生命价值的漠视，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且涉嫌在之前的调查中隐瞒了真实情感和部分事实，构成了伪证的嫌疑。

法庭的焦点，逐渐从林伟强的死因，转向了我长期遭受的家庭暴力，以及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我的行为是否具有一定的可原谅性。

社会舆论也因为我悲惨遭遇的曝光，发生了两极分化。

一部分人认为，无论如何，生命是无价的，我的行为和言论都过于冷酷，不可饶恕。

另一部分人则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认为我是长期压迫下的反抗，法律应该考虑到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特殊处境。

许多妇女权益组织也站出来为我发声，呼吁社会关注家庭暴力问题。

在漫长的等待中，我被羁押在看守所。

失去了自由，但我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

我不再需要担惊受怕，不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不再需要在深夜因为噩梦而惊醒。

铁窗之外，是喧嚣的世界，铁窗之内，我反而找到了内心的安宁。

我开始读书，写日记，反思我这半生。

我为自己曾经的懦弱和隐忍感到懊悔，也为自己最终的“清醒”感到一丝庆幸。

11

最终的判决下来了。

法院认为，林伟强坠楼身亡，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是我直接导致。

我在他病危时同意放弃治疗，虽然有主观上的期望其死亡的意图，但在程序上符合当时的医疗规定和家属权利。

然而，我最初在警方调查中，刻意隐瞒了对林伟强的真实情感和家庭暴力的部分细节，并在后续的经济纠纷庭审中发表了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构成了伪证罪和扰乱法庭秩序罪。

综合考虑我长期遭受严重家庭暴力、身心受到巨大摧残的客观事实，以及我犯罪情节的具体情况和社会危害性，法院最终判处我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

听到判决的那一刻，我平静地接受了。

这个结果，不好，但也不算太坏。

至少，我不用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时光。

走出法院的时候，阳光有些刺眼。

外面依然有记者，但他们的态度似乎也柔和了一些。

我的律师告诉我，缓刑期间我需要遵守相关规定，定期接受社区矫正。

我的父母也来了，他们老了很多，看着我，老泪纵横。

我走过去，紧紧抱住了他们。

“爸，妈，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我哽咽着说。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母亲拍着我的背，泣不成声。

12

缓刑的三年，我过得很平静。

我搬离了那栋充满痛苦回忆的房子，用林伟强的一部分遗产（法院判定属于我合法的部分）在一个安静的小城市买了一套小公寓。

我找到了一份简单的工作，在一家书店当店员。

每天整理书籍，和顾客交流，日子过得简单而充实。

我开始学习画画，那是年少时被林伟强嗤之以鼻的爱好。

在色彩和线条中，我找到了久违的快乐和宁静。

我加入了当地的反家庭暴力志愿者组织，用我自己的经历去帮助那些和曾经的我一样，在黑暗中挣扎的女性。

我告诉她们，要勇敢，要懂得求助，不要放弃希望。

林伟强这个名字，以及与他相关的一切，都像一场褪色的噩梦，慢慢从我的生活中淡去。

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他，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

但心中不再有恨，也不再有恐惧，只剩下一种历经劫波后的平静与淡然。

他的确该死。

但他已经死了。

而我，还活着。

我要为自己好好地活下去，活出没有阴影的未来。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我正在描绘的向日葵画作上，金灿灿的，充满了生命力。

我知道，我的人生，终于重新开始了。

这一次，由我自己做主。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