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本《集邮》杂志，已经静静地陪伴了我四十五年。1980年7月刊，32个页码，定价仅有两角五分钱。封面与封底都有些污渍和残破，纸页泛黄，脆生生的，翻动时得格外小心，生怕惊扰了里面栖息的“邮缘”梦。没有彩色插页，连邮票图样也都是单色印刷，在今天看来，实在简朴得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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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集邮》杂志，已经静静地陪伴了我四十五年。1980年7月刊，32个页码，定价仅有两角五分钱。封面与封底都有些污渍和残破，纸页泛黄，脆生生的，翻动时得格外小心，生怕惊扰了里面栖息的“邮缘”梦。没有彩色插页，连邮票图样也都是单色印刷，在今天看来，实在简朴得有些寒酸了。然而，就是这样一本小册子，在复刊后的当年，九期便行销五十万份，稳居世界集邮报刊之首。它所唤醒与承载的，是一个时代对“方寸天地”的集体热情。我的手指抚过粗糙的纸面，那些被岁月蒙尘的往事，便连同那个“集邮热”的年代，一齐透出一股耀眼的光芒来。

一

我的集邮启蒙，远在《集邮》复刊之前。

上世纪六十年代，八分钱的普通邮票是国内通邮的主力。对于我这样的普通家庭，信封上能出现一枚带“T”“J”字头的特种或纪念邮票，简直是小小的节日。幸而，在外地工作的父亲，以及在外地求学的小姨和姑姑，时有家书寄回。那贴着不同图案邮票的信封，便是我瞭望外部世界的窗口。每得到一枚图案别致或有特殊意义的邮票，我便如获至宝。小心地从信封上剪下来，放在清水里浸泡，待背胶软化，轻轻揭下，晾干。那时没有专用的集邮册，我便别出心裁，用五彩丝线将它们固定，压制成桃形、椭圆形或菱形的书签。这带着手工温度的邮票书签，常引来发小们啧啧的羡慕。那一方方小小的画片，是知识，是美感，也是远方，让我一双童真的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也变得透彻明亮了许多。

至七十年代末，我结束了“依山而行、缘矿而居”的钻探工生活，考进了冶金地质学院。校园像一个骤然打开的万花筒，在这里我才知道，集邮竟是一种风靡的风尚。那时的集邮热，用狂热与饥渴来形容，毫不为过。狂热到有人为了一枚心仪的邮票而争执不休，饥渴到好端端的信封会在邮寄途中被人偷偷开了“天窗”，只为一睹或占有那枚方寸之美。这种种不文明的现象，反倒促成了一桩美事——在校方的支持下，我们自发成立了集邮协会。

我在协会里忙得不亦乐乎，但心里最羡慕的，是那位《集邮》杂志的管理员师兄。那时邮局征订份额有限，全校仅此一份，由他掌管。每当轮到我借阅，那短短的几小时，总感觉时间对我格外苛刻与吝啬。我备了一个心爱的软皮日记本，在有限的借阅时间里，像一只贪婪的蜜蜂，分门别类地抄录：“历史上的今天”“邮票常识”“邮票与知识”“邮票上的体育运动”……我极其关注各地的集邮动态，更随时掌握新邮票的发行信息。不久，我便凑齐了集邮的“三大件”：放大镜、镊子和纱织手套，其中最难觅的是纱质手套。得知我有此需求，心细如发的地质绘图员同事，陆续寄给我几副洁白如羽的纱质手套，不仅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也惠及了我身边的集邮伙伴。就在这方寸之间，我沉醉于每套邮票的题材、设计与印刷工艺，感受到一种“初始邮缘见识浅，读懂方寸天地宽”的意境。

二

集邮的乐趣，一半在交流与学习，另一半在寻觅与发现的惊喜。小姨和姨夫毕业于益都县师范，往来信件中，她无意中透露，她保存的信件里有些“文革票”和“语录票”。这消息让我兴奋得夜不能寐，只盼着暑假早点到来。

1980年暑假，我迫不及待地辗转百里，坐上长途汽车，直奔地处鲁北盐碱滩的胜利油田——小姨的家在那里。名义上是探亲，实则是为了那些令我魂牵梦萦的邮票。广袤的盐碱滩上，草木稀疏，只有一簇簇碱蓬棵和丛生的芦苇、黄荆菜，顽强地点缀着这片“退海之地”。采油的“磕头机”散落在荒滩上，频频点头伸长臂膀，像是在欢迎我这远道而来的“邮票猎人”。那时交通不便，从油田总部到分厂十几里路，我错过了通勤班车，只得顶着骄阳，踩着被晒得泛出油滋滋光亮的柏油路，徒步前行。直到傍晚，才赶到分厂驻地。

这里的夏日，除了酷热，还有肆虐的花蚊子。第二天，随小姨回到他们早已搬离的“干打垒”旧居寻找旧信。残垣断壁犹在，蚊虫依旧猖獗。单靠驱蚊剂无济于事，还需点燃喷着蓝色火焰的燃气枪，还有简易的燃气灶。就在这蚊香与燃气混杂的气息里，我开始了“搜寻”工作。大人们上班、表弟妹上学后，我独自忍耐着叮咬，在尘封的信件堆里细细翻寻。每发现一枚目标，便小心剪下，重复着童年时那套熟悉的流程：浸泡、脱胶、晾干，最后珍重地装入塑封袋。连续几日，我竟整理搜集了几十张“文革票”，还有形制各异的“语录票”。虽没有那传说中价值连城的“全国山河一片红”，但于我而言，已是前所未有的丰收，足以让我“满载而归”了。

果然，新学期回到学校，我的集邮册因这些新成员的加入而熠熠生辉，我在集邮圈里的“身价”也随之大增，竟被推选为新学年的《集邮》杂志管理员。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美差。更值得骄傲的是，我以此为基础，真正开启了我的集邮之旅，在记忆的长河里，留下了无数与邮友、与邮票之间的有趣故事。

三

这方寸之间的知识，有时竟能成为解决争端的权威。有一次文友小聚，席间两位好友竟为齐白石老人的生辰争吵得不亦乐乎。一位依据1955年齐白石画作《祖国万岁》上“九十五岁白石”的落款，认定他生于1860年；另一位则引经据典，咬定是1863年。两人对齐白石卒于1957年并无异议，唯独对这诞生之年各执一词，场面一时颇为尴尬。

眼见得菜过五味，酒过三巡，满屋却弥漫着争执的硝烟，我只好斗胆将我所知和盘托出。我告诉他们，齐白石先生亲自校勘的《齐白石年谱》明确记载，他生于清同治二年，即1863年。其子齐良已先生也曾说过：“父亲是属猪的，我也是属猪的，父亲生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是不会错的。最后，我抛出了最具象的证据：“再者，我国发行的《齐白石先生作品选》邮票小型张上，也清清楚楚地注明着‘1863-1957’。”

举座悄然，见那位持1860年说的朋友仍有疑色，我又补充了一段白石老人“算命改岁”的趣闻。原来，白石老人曾请朋友算命，说七十五岁有一道坎，可用“瞒天过海法”闯过去。于是他便从七十五岁直接跳到了七十七岁，这便是画作上出现“九十五岁白石”这一虚岁的由来。而国外的邮票（如前苏联1968年发行的纪念邮票）标注1860年，大概也是被这虚岁所惑。一番解释，证据确凿，趣闻佐证，两位文友终于心服口服，一场争论消弭于无形。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我却感慨万千。没想到，一枚小小的邮票，以及它所承载的严谨考据，竟有如此权威的话语权，能为一桩文坛公案画上句号。

相聚的文友，如今也都步入了人生的秋天。那个为一张花纸头而狂热的年代也早已在岁月的淘洗下，渐渐凋零，终成往事。时至今日，惟有书柜里这些零星、破旧的《集邮》杂志，依旧令我爱不释手。它们不仅是旧物，更是钥匙，每每拿起，便能开启记忆的闸门。我仿佛又能回望昔日邮友们欣喜若狂的笑颜，感受到那段青葱岁月里特有的、永不褪色的那一缕甘甜。方寸之间，竟是整个流年。

来源 | 烟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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