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7年10月17日清晨，北京东城一棵老槐树下落下一片黄叶，保姆孙姐抬头望天，忽然想到屋里那位精神矍铄却已四天滴水未进的老太太。她心里一紧——时间差不多了。

2017年10月17日清晨，北京东城一棵老槐树下落下一片黄叶，保姆孙姐抬头望天，忽然想到屋里那位精神矍铄却已四天滴水未进的老太太。她心里一紧——时间差不多了。

陈司寇出生于1921年，山西祁县人，家境平平，靠奖学金一路读到北平辅仁大学外文系。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她与时任北大外语系年轻讲师赵宝煦结婚。那一年她28岁，赵先生30岁，风华正茂，两人常在未名湖畔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鲁迅，年轻学生偷偷称他们为“湖畔双璧”。1952年院系调整后，赵宝煦留在北大，陈司寇则调进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做翻译，扎扎实实干到1980年退休。

工作严谨，但夫妻俩对生死却始终有种洒脱劲。1968年“忙得脚打后脑勺”的时候，赵宝煦在日记里写过一句：“如果明天不在，也算活得热闹。”那本小16开笔记本至今仍压在陈司寇的书桌抽屉里，黑封皮，纸张泛黄。她常说：“活着就做喜欢的事，离开时别给子女添乱。”这句家训在她家挂了半个多世纪。

2012年9月，92岁的赵宝煦因肺部感染去世。子女守在病房外面嚎啕，陈司寇却只是站在门口，轻声念了一句：“老赵，辛苦你了，先走一步。”葬礼结束回家，她打开留声机，放起肖邦夜曲。女儿忍不住问：“妈，您怎么还能听音乐？”她轻轻摆手：“你爸愿意，我陪他最后一场音乐会。”那一夜，她没掉一滴眼泪，却把所有来慰问的校友劝回了家，“大家都有课要上，有论文要改，别误了正事。”

92岁以后，她拒绝全天保姆，只肯让人隔日打扫。儿子再三劝：“您一个人不安全。”她打趣：“我这把老骨头摔不碎，还能自己扶墙站起来。”日常作息严格得像军训：早七点广播体操，八点粥加榨菜，上午阅读《世界史纲》，午后散步两公里，晚上电视剧《琅琊榜》追到片尾曲都不眨眼。邻居笑她“潮得掉渣”，她回一句：“跟年轻人唠嗑，脑子不卡壳。”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2015年夏天。北京协和医院的B超给她判了“肾上腺占位”。当年7月16日，医生严肃建议手术，她在病床上抬手示意大家安静，“我94岁了，不陪你们折腾。”医生愣住，想再解释，她摇头：“留套常规药方就行。”旁边的儿女急得直跺脚，她淡淡补一句：“别慌，你们还有各自的日子要过。”

回家后，她开始“自订食谱”——豆腐、莴笋、荞麦面，油盐都少得可怜。有人问味道寡不寡，她一笑：“行军也得啃干粮，没时间挑口感。”每天傍晚，她拄杖走到地坛公园，边走边捏合谷穴，说是一来锻炼，二来“省下一张地铁票，划算”。就这样硬撑到2017年4月，肿瘤大爆发，腰酸得连楼梯都上不去。医生二次建议化疗，她仍旧拒绝：“拖着也就是几个月的事，真不用再烧钱。”

同年10月13日晚上，她忽然把三名子女叫到床前，只说一句：“妈想安静走。”女儿含泪问：“您一定要绝食？”她语气平缓：“吃了药也只延几周，倒不如痛快。”儿子想劝，她抬手：“都别争，妈心里有数。”那一句“不想麻烦社会”被孙女悄悄记了下来，后贴在客厅冰箱门。

从10月14日零点开始，她停止进食，只在嘴唇涂少许蜂蜜。第三天早晨，她仍能翻书，读到柏拉图《斐多篇》讨论灵魂时，抬头对孙姐说：“人死后灵魂高飞，这段写得漂亮。”孙姐听得直掉泪。10月17日凌晨两点，她呼吸转弱，却依旧清醒。孩子们围坐床边，她微微睁眼，对着长子轻声：“打灯泡，太亮。”长子应声：“好，马上。”这是她留在人世的最后一段对话。

4时32分，呼吸停止，家中静得只能听见秒针声。随后，子女依照她的预嘱，没有做任何抢救。遗体于当天下午运往八宝山。骨灰只用一个素色瓷坛，不放陪葬品，坛盖内侧贴着她写于2014年的一行字：“72岁后每多活一天都是赚来的，赚够就走。”

这句话后来被不少媒体引用，称之为“极具哲理的生死观”。陈司寇留下的财产并不多，大部分积蓄早在赵宝煦去世后陆续分赠子女。唯一价值稍高的是她编译的十四册《19世纪英国政论选》，出版社初版1993年，现已绝版。子女商量决定捐给北大图书馆，图书馆特地在旧馆三层为她设了一个小展柜，旁边摆着她生前的放大镜与钢笔。

隔壁楼的王大爷常带孙子来参观，指着那只黑底金夹的派克笔说：“看，人家活得明白，走得也明白。”孩子眨眨眼，似懂非懂。或许多年后，他才会真正读懂那行小字：不给社会添麻烦，就是最好的体面。

来源：时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