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4月18日凌晨五点半，南宁市西郊的春风还带着凉意，一辆警车缓缓停在监狱大门口。探照灯熄灭，周立齐提着一个透明塑料袋走出来——袋里只有两件旧衣服和一本《刑法》。等待多时的闪光灯此刻一齐亮起，外面的人比监狱里的还显得激动。

2020年4月18日凌晨五点半，南宁市西郊的春风还带着凉意，一辆警车缓缓停在监狱大门口。探照灯熄灭，周立齐提着一个透明塑料袋走出来——袋里只有两件旧衣服和一本《刑法》。等待多时的闪光灯此刻一齐亮起，外面的人比监狱里的还显得激动。

人群最前面，有记者悄声感叹：“那位‘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主角，终于又自由了。”旁边的摄影师应了一句，“看看他这次想干啥。”这一幕，颇像八年前的翻版，只是少了那副被拷在栏杆上的手铐。

公众第一次记住周立齐，是2012年4月的那条采访短片。彼时，他因盗窃电动车电瓶被抓，面对镜头说出那句癫狂又真实的话：“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一句话，把他送进互联网的流量洪流。网友笑他“窃瓦辛格”，也有人同情他逃不出的贫困与放纵。

要弄懂这句豪言，必须把时间拨回上世纪八十年代。广西南宁郊区，一户六个孩子的农家里，周立齐排第五。母亲常年卧病，父亲既要种地又要背着医药费四处奔波。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头耕牛，兄弟几人轮流赶集卖菜贴补。小学三年级那年，周立齐退学，跟着父亲插秧放牛，日子清苦得像嚼生稻谷。

13岁，他独自乘坐绿皮火车去了东莞。没有文凭，也听不懂普通话，只能做最累的杂工：冲压车间、码头装卸、建筑脚手架。工资低、活儿重，干两月就换地方。漫长的流水线磨掉耐心，也磨出一句混江湖口头禅——“靠力气干到死，不如找条捷径”。他开始泡游戏厅，认识了一帮“兄弟”，学会了最快变现的本事：撬座垫，剪电瓶线。第一次得手，200元到手，几乎是他在工厂三天的工资。

警方记录显示，从2002年至2015年，周立齐因盗窃被司法机关处理六次。判决书越写越厚，刑期也越拖越长。2015年10月，南宁市青秀区法院以盗窃罪判他四年。那一次，他在法庭上耸耸肩：“进去就进去吧，看守所里的人都挺好。”

四年里，外面的世界因为那段采访视频而沸腾。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轮番把他当梗玩，“偷电瓶”成为段子手共用的母题。更不可思议的是，某些营销机构提前列好报价单——只要出狱，签约费从50万至1000万不等，条件是配合拍短剧、直播卖货。流量时代里，违法经历被包装成原生戏剧冲突，这让不少人蠢蠢欲动。

可当铁门在2020年清晨打开，周立齐的选择却不合剧本。他没有奔赴商务宾馆，也没去签合同，而是买一张乡镇班车票，回到老家横州市的瓦房。面对堵门的记者，他淡淡一句：“先回去陪爹妈，欠的时间太多了。”语速慢了，神情平静，这与2012年的“表演型”少年判若两人。

回村后，他用旧手机注册账号，只发一些再普通不过的片段：喂猪、翻土、替母亲洗脚。不到半个月粉丝破百万，弹幕里调侃与谩骂并存。有人劝他赶紧变现，有人举报账号不宜被推流。平台在审核后做出限制——违法前科者不能借此牟利。账号被封那晚，他对邻居说了一句：“原来流量也有价码表，轮不到我。”

有意思的是，同年11月，一家广西本土电动车企业找到他，邀请他担任“骑行安全体验官”兼联合创始人，原因竟是“负面反差更容易提醒用户防盗”。合约采用股权加分红模式，没有月薪，按业绩拿钱。周立齐点头：“这种不算打工，是做生意。”这句玩笑，正好回应当年那句“打工不可能”。

2021年夏天，他在南宁北湖北路盘下一家不足七十平方米的烧烤店，招牌写着“电瓶烧烤”。筷子筒用废旧电池壳改装，墙上贴着“谨防被偷”的标语。朋友问他为何舍得每天守炉子，他笑说：“这回是我自己给自己打工，做坏事太累。”

38岁时，他仍未婚。很多网络红人开着豪车来合影，他敬而远之，理由简单——“别人需要热度，我需要安稳。”2022年，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一位同样在县城做小买卖的姑娘，两人低调订婚，没有直播、没有热搜，只在亲友群发了几张照片。

那么，那个曾扬言“一辈子不打工”的广西小伙，现在算不算“开始打工”？如果把“打工”狭义理解为给人发工资、打卡上班，他确实没食言；但若把“谋生”视作对社会的正常参与，他的田地、股权和炭火都是劳动所得。多年漂浮，他最终落在了最不张扬的土地上。

截止2023年底，周立齐名下的电动车体验店已有两家，烧烤店维持盈利，父亲不再外出做零工，母亲的药费也能随时报销。村里新修的水泥路旁竖着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他的座右铭：“钱可以慢慢赚，手别伸错地方。”

来源：探寻历史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