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10月，超过300名作家、学者及公共知识分子联名宣布，停止为美国《纽约时报》观点版供稿。
2025年10月，超过300名作家、学者及公共知识分子联名宣布，停止为美国《纽约时报》观点版供稿。
这起被学界称为“分水岭事件”的抵制行动，宛如一面镜子，照出了西方主流媒体深陷的信任危机。
在这封公开信中，签署者直指《纽约时报》“根深蒂固的反巴勒斯坦偏见”。
要求该报全面审查其巴勒斯坦报道，禁止曾服役于以色列军队的记者撰写专栏，并撤回其声称“已被广泛揭穿的”2023年12月调查报道《无声的呐喊》。
这场抵制运动远非孤立事件。
据《哈珀斯》杂志2025年11月号报道，仅四分之一的美国18-29岁年轻人对媒体机构仍有信心，这一比例甚至低于对国会信任度。
《纽约时报》的沦陷，始于本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
前主编比尔·凯勒主导的报道，为伊拉克战争铺平了道路。
这些报道建立在虚构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指控之上，却伪装成无可辩驳的真相。
曾获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如今已成为立场先行、选择性报道的代名词。
在巴以冲突报道中，这种偏见表现得尤为赤裸。
记者乔迪·鲁多伦居住在“纳克巴时期被掠夺的耶路撒冷住宅中”，却负责报道巴以冲突；
专栏作家布雷特·斯蒂芬斯公开将加沙的屠杀美化为“合法自卫”，并坚称其“并非种族灭绝”；
托马斯·弗里德曼和大卫·布鲁克斯等知名评论员，则将“国际法院标记的逾6.8万起种族灭绝死亡事件”，“重新包装成不过是‘不对称’现象”。
语言的堕落成为真相的第一道牺牲品。
当《纽约时报》使用“加沙生命终结”这样的标题时，它“试图抹去以色列的主动性，将蓄意杀戮转化为模糊的悲剧”。
若将“围困”、“入侵”、“驱逐”等词改写为“以色列已杀害”，“真相便会刺破迷雾”形成一份“无法宽恕、无法忽视的控诉书”。
西方主流媒体的危机，远不止于一家报纸的偏见问题。
至2025年第三季度，美国有线电视与网络观众量“崩盘”，传统新闻机构黄金时段收视率暴跌两位数。
这般衰落，实为必然结果。
财团与亿万富豪投资者如今主宰编辑视野，而军工与制药广告收入实为变相封口费。
当供养媒体的手同时掌控着传播渠道与制造头条的独家资源时，真相便会枯萎。
《哈珀斯》杂志的论坛指出，新闻业工作岗位的减少速度比煤炭开采工作岗位还要快：
自2005年以来，美国已经失去了超过三分之一的报纸和近四分之三的报纸新闻岗位。
在技术层面，生成式AI的快速发展给全球新闻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加拿大数字新闻专家Florent Daudens指出，当前新闻业面临“流量下滑、内容被爬取、读者转向ChatGPT”三大困境。
他引用15年前创投家Marc Andreessen的名言“软件正在吞噬世界”，强调如今“AI正在吞噬世界”，新闻产业必须正视此一结构性转变。
面对批评，主流媒体的反应不是自省，而是试图“封杀”批评以色列的右翼人士。
这种“取消文化”的反射性反应，却屡屡适得其反。
美国媒体人塔克·卡尔森2025年10月28日采访尼克·富恩特斯的节目，在24小时内跨平台收获超过2000万次观看，“将反犹太复国主义议题传递给海量受众”。
尽管富恩特斯等人被贴上“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标签，其影响力仍在扩张，
而“试图封杀他们的行为反而放大了他们的传播力”。
“取消行动”非但未能边缘化这些声音，反而引导观众转向替代平台，
打破了“新保守主义的传统把关机制”，加速了“保守派媒体的碎片化进程”。
排斥策略反而壮大了对手势力，证明以抹黑为手段的孤立政策只会“强化争议观点而非使其消声”。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七年前，《时代》周刊2018年度人物还选择了“守护者”。
他们是在暴力、压迫和“假新闻”指控面前仍然坚持公正报道的记者们。
《时代》周刊总编辑爱德华·费尔森塔尔当时写道：
“从俄罗斯到利雅得到硅谷，对真相的操作和滥用出现在了今年很多重大新闻中，这是对自由的潜在威胁，这种威胁还在不断增长。”
那一年，《时代》周刊有四个不同版本的黑白杂志封面，印着卡舒吉和其他“为真理而战”的记者们的大幅照片。
其中包括《资本公报》的员工，这家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报社于当年6月遭受枪击，5名员工丧生。
枪击案发生几个小时后，他们发了推特：“没错，我们明天还会接着出这份该死的报纸。”
如今，这种为真相不惜牺牲的精神，似乎在《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中消逝了。
当权威媒体放大服务于政治叙事的未经证实的指控时，两者共同构成了“新闻编辑室的病态生态”，将苦难常态化，使暴行更易被粉饰。
在这场深重的信任危机中，是否还有重建的可能？
英国《卫报》专栏作家Peter Preston曾指出，在普遍唱衰纸媒的今天，电视新闻事实上面临着更大的困境。
牛津路透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电视新闻的消费率下降速度远远大于报纸。
在最近几年中，BBC电视新闻观众的平均年龄以每年超过一岁的速度增长。
2009年这个数字还是52岁，2014年就长到了59岁。
对于新闻业的未来，加拿大数字新闻专家Florent Daudens提出“独特性、加速创新、协作者”三大策略。
在独特性方面，他以今年普立兹奖得主为例，
获奖者并非使用ChatGPT撰稿，而是运用专业AI工具挖掘过去无法报导的深度故事，展现“编辑判断、好奇心、人际连结”等AI难以取代的核心价值。
《金融时报》副主编兼首席经济评论员Martin Wolf则认为，即使有了人工智能，人们仍然会想阅读那些有意思、有不同想法的思想家的作品。
他并不认为人工智能在未来一两年内会构成威胁。
Wolf强调：“人工智能分析同质化……而人类是奇妙的、天马行空的、独特的。”
在对抗假新闻方面，事实核查机构的作用愈发重要。
2009年，记者出身的马克·利特尔在迈克尔·杰克逊死讯引发混乱时，萌发了创立一个信源调查和事实核查机构的念头。
他后来创立了社交媒体时代通讯社（Storyful），并提出了用“人工算法”甄别消息真伪的概念。
他组织起了一支新闻编辑占据半壁江山的团队，监测着自媒体平台上有价值的点滴信息，
经由“人工算法”，即编辑求证、审核后，为纽约时报、路透社、BBC等提供情报。
《纽约时报》的悲剧，是整个西方主流媒体的缩影。
当“守护者”背弃真相，当语言沦为手术刀般的工具用来“粉饰屠杀”，新闻的灯塔便熄灭了。
然而，在传统媒体衰落的废墟上，新的可能性正在萌芽。
正如那300名退出《纽约时报》的作家们所证明的，当旧的渠道关闭，新的声音必将找到出口。
真相，并不会因为被精心包装的词汇所掩盖而失去分量。
它只是沉淀在头版标题之下，等待着读者去亲自打捞。
当“守护者”选择转身，新的提问者便会从人群中站起。
这或许不是一场“渎职”的终结，却是一个探寻的开始。
来源：知识分子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