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初，世界处于剧烈变革之中。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让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方向。共产国际在成立后，积极在世界各国开展工作，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国际不仅关注到陈独秀、李大钊等进步知识分子，还对北洋军阀中的吴佩孚产生了

20世纪初，世界处于剧烈变革之中。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让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方向。共产国际在成立后，积极在世界各国开展工作，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国际不仅关注到陈独秀、李大钊等进步知识分子，还对北洋军阀中的吴佩孚产生了兴趣。

1918年以后，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迅速崛起。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军阀打败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吴佩孚更是出尽风头，引起国内外各派政治力量的关注，时有“洛吴”之称。共产国际认为“吴佩孚好过张作霖”“是一个较进步的军阀”，是可以争取的对象。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远东局的代表维经斯基等人第一次到中国，找李大钊、陈独秀商量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有关问题时，就带来了“决定联合吴佩孚”的任务。这种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对李大钊与吴佩孚的接触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内有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操控着北京政府，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实际上形成了南北两个政府对峙的局面。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发表著名的《建国方略》，并于1921年4月在广州重组军政府，任非常大总统。而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立志要救中国。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从第三国际获取援助。

对于如何救中国，共产国际当时有一个颇为“奇特”的想法，就是要促使吴佩孚和孙中山这两个各怀敌意的人携手合作，建立一个“孙吴联合”的亲俄政府。孙中山是当时中国的思想领袖，吴佩孚握有军权，是中国的实力派人物，两人若能携手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在共产国际看来将是一条捷径。在这种国内政治格局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也需要探索各种可能的途径，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这也为李大钊与吴佩孚的会面埋下了伏笔。

洛阳地处中原战略要地，扼豫晋陕三省要冲，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著名古都。20世纪初期，陇海铁路徐州至观音堂段通车以后，洛阳成为其沿线的大城市，工人阶级人数较多，而且集中在铁路系统。这些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剥削和压迫，革命要求非常强烈，工人运动不断发展。

1921年，洛阳有铁路工人1500多名，他们没有政治地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中蕴藏着极深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反抗时有发生。李大钊已经关注到洛阳的工人运动和斗争情况，他介绍游天洋到洛阳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陇海铁路大罢工，成立河南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洛阳组。洛阳的工人运动基础为李大钊与吴佩孚的接触提供了现实背景，因为工人运动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和支持，而吴佩孚盘踞洛阳，掌握着一定的军事和政治权力，李大钊试图通过与他的接触，为工人运动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1922年7月，李大钊第一次来到洛阳与吴佩孚会面。这次会面是通过李大钊的同学、吴佩孚心腹和幕僚白坚武牵线搭桥实现的。彼时的吴佩孚为收买人心，对外展示出进步思想，在五四运动中，他接二连三地发表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秘约”，“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博得舆论的好评。

李大钊此次洛阳之行，有着多重目的，其中争取吴佩孚对工人运动的支持是重要内容。在与吴佩孚的交谈中，李大钊委婉讽劝吴氏作为军人不宜干涉教育。据上海《民国日报》事后在《吴佩孚拉拢教育界》一文中披露，吴佩孚曾想推荐李大钊出任教育部长，但遭到李大钊的拒绝。李大钊表示“教育界事唯教育界任之，他系人插足其间未见其可也”，并推荐蔡元培为教育界元老可长教部。

此次会面，李大钊还利用吴佩孚收买人心的心理，说服他同意让共产党派几名党员以“密查员”身份到铁路上开展工人运动。李大钊和北方党组织随后安排何孟雄等共产党员分赴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等铁路当“密查员”。他们明为调查交通系活动及其骨干人员的官员，实际均系党的职工运动特派员，为推动这几条铁路干线工人运动的开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可以说是李大钊做吴佩孚工作的一大政治成果。

1922年9月，李大钊会见孙中山之后由上海转道洛阳，专门会晤吴佩孚。中共二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此时共产国际执行“联吴方针”，试图让孙中山、吴佩孚合作，建立对苏俄友好的中央政权。在共产国际的积极撮合下，1922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并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等加入国民党。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李大钊成为推动孙中山、吴佩孚合作的一条纽带。

李大钊在洛阳停留了三日，期间他主要了解了吴佩孚新的政治动向，并同吴佩孚进行了会谈，通报了在上海与孙中山会谈的有关情况，听取吴佩孚的意见。据相关回忆和记载，他们谈到了吴佩孚热心地实践的前些时刚刚公布的兵工政策，如士兵早起操练、植树等内容，还讨论了如果孙文先生肯出任兵工会的会长，吴佩孚愿意担任副会长，率领现有的数十万士兵开到大西北新疆、青海一带去开荒种地等话题。此外，还就徐树铮致吴佩孚论述统一方策的信谈了他们的意见。

1922年10月，李大钊再次来到洛阳。此次李大钊是以孙中山代表的身份来洛与吴佩孚会谈，与他一同来洛的还有国民党元老张继、王励斋。据《白坚武日记》记载，10月9日他们到达洛阳后，“孙中山代表张溥泉（张继）及王励斋、李守常来洛。张与吴将军握谈颇欢洽。……连晚与守常谈京况”。

10月10日是“双十节”，上午吴佩孚主持纪念辛亥革命起义大会及阅兵式，邀请张继、李大钊等人参加；下午，白坚武和吴佩孚的参谋长李倬章等人陪同李大钊一行“游关陵、龙门、香山寺”，“登临尽日，夕阳归来”。10月11日，张继与李大钊、王励斋离开洛阳，吴佩孚亲自到金谷园车站送行。据《白坚武日记》记载，“张溥泉今日言归，吴子玉将军复函答孙中山，以共同忠于民国相勉，勿与卖国党、匪党邻近。溥泉电孙中山意大略亦同。

在李大钊与吴佩孚会面期间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客观上为工人运动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李大钊说服吴佩孚同意共产党派党员以“密查员”身份到铁路上开展工作，使得何孟雄等共产党员能够在各铁路干线积极活动，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

1921年11月20日，以洛阳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罢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中共北京区委在李大钊主持下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三项决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名义派人前往洛阳与陇海铁路罢工指挥机关联络，全力帮助罢工，并发挥领导作用；书记部准备力量在时机许可时派一个组前往协助工作；通知各工会公开捐款援助陇海铁路罢工，并通电各公众团体支援。李大钊决定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罗章龙前往洛阳指导罢工运动。罗章龙到达洛阳后，与游天洋连夜商讨局势，拟订了“坚持罢工，不获全胜，决不罢休”的斗争方案。

在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的正确领导下，在其他工人和各界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陇海铁路广大工人坚持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粉碎了资本家和陇海铁路当局分化、瓦解工人的阴谋，11月26日，陇海铁路当局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全部要求，罢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李大钊三次与吴佩孚会面，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对革命策略的一种探索。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还很弱小，急需借助各方面的力量，创造一个有利于工人运动的环境。共产国际的“联吴方针”以及吴佩孚当时表现出的进步姿态，使得李大钊认为可以尝试与吴佩孚建立一定的联系，争取他对革命事业的支持。

然而，随着北方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吴佩孚终于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真面目。1923年2月7日，面对罢工的京汉铁路工人，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调集军警，对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及其他各站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消息传来，李大钊“神色大非昔比，面色苍白”，他立刻写信给白坚武，表示断绝与其多年的友谊；对吴佩孚，他更是深恶痛绝，将其视为整个革命事业和人民的仇敌。

此后，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策略进行了调整，认清了军阀的本质，放弃了与吴佩孚合作的幻想，转而采取更加坚决的斗争策略，把打倒军阀作为革命的重要目标。

三次与吴佩孚的会面，对李大钊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与吴佩孚接触的过程中，李大钊一方面试图争取他对革命事业的支持，为工人运动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他也逐渐看清了吴佩孚的真面目。

在“二七惨案”爆发前，李大钊虽然对吴佩孚有一定的警惕，但在共产国际的影响和革命形势的需要下，仍然进行了争取和合作的工作。而“二七惨案”的发生，让李大钊深刻认识到军阀的反动本质，坚定了他与军阀斗争到底的决心。

李大钊三次洛阳会见吴佩孚，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事件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李大钊的行动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探索和尝试，是在共产国际策略方针的影响下，为了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为工人运动创造有利条件而进行的。

虽然最终吴佩孚暴露了反革命真面目，与革命事业背道而驰，但李大钊与他的接触在客观上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李大钊洛阳三会吴佩孚这一历史事件，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首先，在革命斗争中，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各种政治力量。不能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认清敌友。吴佩孚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出进步的姿态，但本质上仍然是封建军阀，是革命的对象。

来源：阿伟阿伟大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