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越来越多孩子仿佛和手机绑定在了一起。还没学会走路，就抱着手机看动画；上了学，忙着注册社交账号，比谁能 @更多好友、收更多点赞；就连吃饭，也得腾出一只手刷社交媒体。

越来越多孩子仿佛和手机绑定在了一起。还没学会走路，就抱着手机看动画；上了学，忙着注册社交账号，比谁能 @更多好友、收更多点赞；就连吃饭，也得腾出一只手刷社交媒体。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有项统计很耐人寻味：多数人都抱怨和朋友见面时间少了，唯独最年轻的 Z 世代说没什么变化。因为早在全球推行社交隔离前，这些在社交媒体环境里长大的年轻人，就主动和现实世界拉开了距离。

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乔纳森・海特，很早就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十年前，他发现这届孩子变得格外在意情绪和细碎原则，却留意不到 15 米外草坪正在变绿。越来越多孩子依赖手机，还被诊断出焦虑或抑郁。

图源：网络

最初，海特把原因归结为 “现实的退却”—— 家长过度紧张，不让孩子随便出门玩耍，也不许他们自主探索外界。“玩耍式童年” 没了，孩子对外面的世界满是危险想象，只能困在防御和焦虑里。可随着研究深入，他发现自己低估了手机等智能设备对年轻人心理的影响，于是写下《焦虑的一代》，拆解这代人面临的群体性心理危机。

“玩耍式童年” 退场后，“手机式童年” 成了主流。家长在现实里层层设限，孩子却在电子游戏和社交媒体里 “横冲直撞”。他们被护在安全的家里，可大量在线时间让他们没法建立真实友谊，还总睡不够、注意力分散，最后对手机成瘾。男孩多沉迷电子游戏，女孩则常被社交网络带来的焦虑困扰。

图源：网络

这是手机时代的系统性难题。很多孩子最初注册社交账号，只是 “不想被落下”，可一旦进去，“跟不上” 的阴影就一直跟着。这时父母要是质疑着没收手机，反而会把孩子推到更孤立的境地。

孩子沉迷手机不只是美国的问题，在中国也成了家长的心病。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对 12 万名 3~5 岁儿童的调查显示，近 1/3 孩子每天看电子屏幕超过 2 小时；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也发现，排除性别、年龄、体重等因素后，13~18 岁青少年每天看屏幕超 2 小时，情绪问题、行为困扰和社交适应困难会更明显。

面对离不开手机的孩子，家长到底能做什么？在海特看来，这时候更需要借重人类传统的群体智慧。过去说 “养育一个孩子要靠整个村庄”，现在家庭、科技公司乃至整个社会，都该联手给下一代打造能自由玩耍的空间。而且大人们得明白，孩子不是主动把现实世界让给手机的，只要能形成一点合力 —— 哪怕只联合 5 个家庭，让孩子能自由结伴出门，结果都可能不一样，而我们能做的远不止这些。

两个孩子的困境：被手机困住的青春

关于手机如何改变孩子，海特记录过两个典型案例。

14 岁的女孩埃米莉喜欢刷 Instagram，可一打开这个软件，她就会陷入焦虑沮丧的状态。父母没办法，只能在手机上装了好几个监控 APP，限制她用社交媒体。可这直接引发了亲子战争 —— 埃米莉偷偷黑进妈妈手机，卸载了监管软件，还威胁说再装就自杀。

图源：网络

父母试过送她去不准带电子产品的夏令营，6 周后接她时，状态好了不少；也试过给她换翻盖手机，缓解她的焦虑。但这些办法都只是暂时的。埃米莉的妈妈最后无奈地说：“除非全家搬到荒岛上，否则她永远戒不掉社交媒体和手机。”

还有个叫詹姆斯的男孩，有轻度自闭症，之前在学校适应得不错，还加入了柔道社团。2020 年疫情来袭，学校停课，11 岁的他收到了爸爸买的游戏机。

一开始，游戏机确实帮了忙。詹姆斯玩得好，也享受游戏里的社交。可随着对一款游戏上瘾，他整个人都变了 ——“变得抑郁、愤怒又懒惰，还会跟我们发火”，他爸爸说。父母决定没收游戏机，可詹姆斯很快出现了戒断反应，变得暴躁有攻击性，还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肯出门。后来他情况有所好转，但父母陷入了两难：网上的伙伴对儿子来说很珍贵，不想一刀切，可又找不到合适的度。

这只是海特收到的父母来信里的冰山一角。现在越来越多家长在讨论孩子电子设备成瘾的问题，而《焦虑的一代》出版后，最让他意外的是，有大量母亲站出来分享自己的绝望和恐惧。这本书能在畅销榜榜首待 70 周，也离不开妈妈们的支持 —— 相比扮演 “支持者” 角色的父亲，母亲和孩子日常接触更多，更能切身感受到被孩子推远的滋味：孩子躲进虚拟世界，自己却被关在门外。

其实近十几年，越来越多家长告诉海特，孩子出现了轻重不一的心理问题，这和他在纽约大学教书的观察一致。大概从 2014、2015 年开始，他发现这届学生变得更脆弱、更焦虑。当时他和记者格雷格・卢基亚诺夫聊过这个话题，还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娇惯的心灵》，探讨这场群体性心理危机。

他们统计了 2008 到 2018 年的数据，发现 2012 年起，美国 12~17 岁青少年患抑郁症的概率突然攀升，2010 到 2015 年更是呈 “曲棍球棒” 式增长，几乎是之前的 2.5 倍。孩子的问题多集中在 “内化障碍”，也就是焦虑和抑郁；与之相对的 “外化障碍”，患者会向他人发泄痛苦，传统上女性多受内化障碍困扰，男性多受外化障碍影响，但这十年的数据显示，不管男女，内化障碍都在增加。

这场心理危机波及范围很广，不分性别、种族和社会阶层，海特把这个阶段称为 “大重构时期”。2018 年，他们把《娇惯的心灵》扩写成书，其中一章提到了手机 —— 很多研究显示，玩手机最多的孩子，抑郁程度也最严重。但当时他们觉得 “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更多把目光放在了现实世界。

他们认为，青少年变得敏感脆弱，部分原因是家长过度保护：不让孩子独自出门，学校和公园的 “危险” 游乐设施也被拆了。童年没了自由，现实被定义成 “危险的”，出门得全副武装。

可文章发表第二天，《纽约时报》就刊文反驳，标题是《青少年的焦虑问题，无须小题大做》。文中提到，现在的孩子可能更坦诚、爱自测，也可能是世界真的变了 ——21 世纪开局不顺，美国有 “9・11”、校园枪击案，还有全球变暖和战争，2008 年又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

但数据不支持这种关联。2012 年之前，所有人的心理状态都很平稳；2012 年后，婴儿潮世代（1946-1964 年出生）数据波动不大，X 世代（1965-1980 年出生）甚至略有下降。心理疾病的增长，只属于 Z 世代和晚出生的千禧一代。海特后续追踪发现，2020 年每四名美国少女中，就有一人经历过抑郁发作，2021 年情况还在恶化。

当然，不能排除有些孩子确实敏感，但综合来看，这十年里一定有件大事，严重影响了年轻人的生活。

再看一组时间线：2007 年苹果推出第一部 iPhone，所有人都能随时上网；2010 年手机有了前置摄像头；2012 年 Facebook 收购 Instagram，之后其用户量爆发式增长；2013 年左右，多数青少年有了智能手机，也开始用社交媒体；2015 年，尤其是女孩，手机里基本都有 Instagram。只有这条时间线，和心理疾病增长的时间完全吻合。

出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孩子，是第一批在虚拟世界度过青春期的人。他们的社交模式、行为榜样、情绪状态、体育活动，甚至睡眠习惯，都因此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消失的真实童年：被过度保护的孩子

海特住在纽约，当地多数家长要等孩子小学四五年级，才会让他们试着独自上下学。他家努力把这个时间提前了一两年，起因是他认识了学者兰诺・斯肯纳齐。2008 年，斯肯纳齐在报纸上写了自己 9 岁儿子独自坐地铁的事，文中提到 “一半知道这事的人，都想以虐待儿童罪起诉我”，她还因此得了 “全美最差劲的妈妈” 的称号。

2009 年，海特读了斯肯纳齐的《放养孩子》，意识到她点出了一个被忽视很久的问题。他和妻子曾让儿子去街对面的超市买东西，也就过一条马路，可儿子回来后说不舒服 —— 因为他是超市里唯一一个这么大独自买东西的孩子，所有人都在看他。

海特和妻子下定决心，必须让孩子多出门。儿子多去了几次超市，不适感渐渐消失，夫妻俩的焦虑也缓解了。等儿子 9 岁时，他们又往前迈了一步，让他步行上学。

虽然家离学校不到一公里，海特和妻子还是设计了 “逐步脱敏” 的过程：先从骑车接送改成步行，让儿子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后面，不说话也不指路；走了两三次后，让儿子独自尝试，还给他了一台旧 iPhone，开了实时定位。

儿子第一次独自出门时，海特和妻子吓得心脏狂跳，直到看到定位里的 “小蓝点” 拐进学校才放心。第二天轻松了些，第三天更从容，后来就不再盯着定位了。儿子很快熟悉了街区，甚至摸清了纽约的地铁系统。等女儿 9 岁时，他们给她配了块能打电话的手表，也让她独自出门。

比起其他家长，海特家把孩子独自出门的时间提前了一两年，但在此之前，孩子大多还是待在家长的视线范围内。可海特自己小时候，放学就去外面玩，身边没有大人看管，上世纪 90 年代也是如此 —— 哪怕当时交通规则不完善、城市犯罪率比现在高，多数家长还是会让孩子试着独自成长。

海特把过去这种童年模式称为 “玩耍式童年”。自由玩耍时，孩子每天都有新体验，在玩的过程中慢慢掌握各种能力，这也是大脑发育、搭建神经通路的过程。尤其是和小伙伴一起玩时，他们通过聊天、开玩笑，学着观察别人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就算说错话，也会自己想办法圆场、缓和气氛。这些能力没人教，都是在相处中自然学会的。

回想以前的游乐设施：巨大的攀爬架、转得飞快的转椅，看着就让人担心，要是孩子摔下来，很可能受重伤。可现在，没几个家长敢让孩子玩这些了。但海特这代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其实在孩子的玩耍里，“危险” 没那么可怕。孩子天生喜欢冒险、寻求刺激，比如玩火、爬高，甚至打闹，这背后是大脑的 “发现系统” 在起作用。正是在这种探索中，他们才慢慢摸清自己的能力边界，学会识别危险、解决问题，也不怕犯错 —— 就算受点小伤，也能自己处理，不用总喊大人。

可现在的孩子，很少有这样的体验了。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美国中上层家庭就逐渐放弃了 “放养” 模式，“直升机父母” 越来越多。这种转变有时代背景：大学录取越来越难，新闻总用标题党制造焦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冷漠，孩子渐渐被关在了家里。整个社会都在告诉孩子 “世界很危险”，别冒险、别惹事、别找乐子，这代孩子的 “防御系统” 被早早激活，变得焦虑又警惕。

更矛盾的是，家长在现实里对孩子严加保护，担心绑架、性侵，可在网络世界里，却疏于监管。在智能手机出现前，孩子想 “走歪” 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可现在，一个 12 岁的男孩，只要想找，就能找到免费的色情内容，很多针对儿童的性犯罪者也活跃在网上。

图源：百度百科

海特曾和 Snapchat 的首席执行官聊过，对方说 “Snapchat 就是朋友间聊天用的，跟短信差不多，只是多了图片功能，就是朋友们用来玩的”。海特当时还想 “情况可能没那么糟”—— 毕竟多数社交媒体都有年龄限制和内容净化机制，法律也规定了注册最低年龄。可等他做研究才发现，事实根本不是这样。他用儿子的名字随便注册了账号，没遇到任何实质性的年龄审查。其实所有科技公司都不会真的严格审核年龄，因为那相当于把用户推给竞争对手。

更让他意外的是，注册成功后，Snapchat 不停给他推不认识的人，让他加好友，试图让他和儿子圈子里的人都建立联系 —— 可那些人不全是儿子的朋友。平台上还有很多低智小视频，有些甚至带侮辱性，还会给这个 “13 岁男孩” 的账号推泳装美女的内容。

2019 年的统计显示，青少年每天花在电子屏幕上的时间有 6~8 小时；另一项国民研究发现，近一半青少年表示自己 “几乎不间断” 地上网。“玩耍式童年” 退场后，现在的孩子正在经历 “手机式童年”。

网上时间多了，现实时间自然就少了，面对面交流的亲密感大打折扣；孩子睡眠不足，进而可能引发抑郁；注意力变得碎片化，有研究指出 “手机式童年” 还会加剧 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症状。孩子对手机成瘾，在社交媒体上追求陌生人的认可和点赞，旧的童年规则不再适用，新的秩序还没建立 ——2012 年左右，这股技术洪流席卷世界时，孩子根本没准备好。

图源剧集《少年派》

海特的研究还发现，孩子受手机影响，在性别上表现出明显差异 —— 可以概括为 “孤独的男孩，焦虑的女孩”。

对男孩来说，这种转变从上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欧美经济重心转向服务业，男性的能力和社会地位开始下滑，因为很多服务行业更适合女性。甚至在学校里，女生的成绩也普遍比男生好。再加上 “玩耍式童年” 消失，新一代男孩越来越倾向于回避现实。

智能设备的出现，刚好给了男孩一条 “退路”：既然在现实里焦虑又挫败，不如躲进虚拟世界。他们在网上找存在感 —— 打打杀杀的游戏、刷不完的短视频、越来越直白的色情内容，所有 “快乐” 都藏在电子屏幕里。而且屏幕越来越小、越来越便携，让人恨不得 24 小时都盯着。

全球范围内，都能看到男孩 “退出” 现实的趋势：美国把那些没找到工作、只能回家啃老的年轻人称为 “没能成功起飞” 的人，其中男性占多数；日本有以男性为主的 “蛰居族”，还有一些 “不欢迎女性” 的偏激网络论坛。

和男孩沉迷网络游戏不同，女孩更多受 “社交媒体成瘾” 的困扰，她们在现实世界里挣扎，却更容易被社交网络影响。

社交媒体精准抓住了女孩的恐惧和兴趣。2022 年，一对父母把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告上法庭，理由是 Meta 未经允许，给他们的女儿提供了有害内容。女孩亚历克西丝 11 岁时注册了 Instagram，她在注册信息里填了 13 岁，顺利通过审核。

一开始，每多一个关注，亚历克西丝都很开心。可慢慢的，平台给她推的内容变了 —— 从她喜欢的健身内容，变成模特照片，再到节食建议，最后成了传播厌食倾向的内容。注册 5 个月后，亚历克西丝画了一幅自画像，周围写满了 “谣言、废物、没人爱你、肥猪” 等负面词汇。8 年级时，她因为厌食和抑郁住院。

父母试过让她远离 Instagram，可亚历克西丝学会了 “用完即卸”，还会隐藏 APP 图标、建小号偷偷发内容。之后的青少年时期，她一直在和厌食、抑郁抗争。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12 年后，美国女孩的情绪低落问题明显增多。调查显示，每天刷社交媒体超过 5 小时的女孩，出现心理问题的比例是完全不用的女孩的 3 倍。和男孩相比，女孩在无休止的 “比较” 中更容易受伤 —— 社会总在暗示她们要 “追求完美”，而社交媒体又清晰地展示着 “什么样的生活体面、谁更受欢迎、什么样的长相算美、现在流行什么”，这些加在一起，给女孩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就算不想跟风，女孩也很难退出，因为社交网络和现实社交绑定在了一起。女孩之间的攻击性，不像男孩那样直接表现为暴力，更多是散布谣言、挑拨关系，而社交媒体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海特强调，这不全是孩子、家长或互联网的错。就算没有手机，人也会分心 —— 人脑受多巴胺影响，这是生理构造决定的。他真正谴责的，是那些掌控孩子童年却不愿提供保护的科技公司：他们明明能做更多，却死守着 “用户黏合度” 不放。科技巨头在虚拟世界创造了繁荣，可这份繁荣没惠及现实世界。

现实就是，手机几乎打败了所有其他选择，让一切都变得太容易得到。现在 AI 又加入进来，情况更糟了。在这样的环境里，阅读、写作、安静思考、认真规划这些能让人进步的事，反而变得很难。

依赖手机的生活，会悄悄消耗人的精力。这代年轻人看起来被手机填得很满，心里却空荡荡的，有种说不出的虚无。如果放任他们把网上的杂乱信息硬塞进这份空虚里，最终只会看到一群被孤独和焦虑困住的孩子。

“一起玩吗？” 当我提议推迟孩子接触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年龄时，常听到这样的无奈回应：“我同意，但好像已经晚了。”

这是智能设备普及背后的隐形挑战：很多孩子用手机，并非真的需要，而是怕被同伴排斥、怕自己落单。这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困扰，而是整个社会都要面对的育儿难题。

智能手机刚出现时，没人能预料到它会深刻改变孩子的社交模式。可当 “人人有手机” 成为风气，单靠个体努力已难以扭转。父母若坚持不让孩子用手机，可能让孩子在同学中显得格格不入；科技公司即便想调整产品，也会因用户流失、数据下滑而却步。

但 “为时已晚” 的说法并不准确。人脑额叶皮层要到 25 岁左右才发育成熟，多数年轻人仍有调整行为模式的时间。有些家长已在尝试抵抗，他们给孩子严格的手机管控，报夏令营、安排全家无手机周末，可这种 “过度保护” 式养育成本极高 —— 既需要大量金钱，又要投入充足时间，对主流双职工家庭来说，现实可行性很低。

相比之下，“放养” 式陪伴成本更低，还能让孩子回归 “在玩中学” 的天然状态。几个孩子聚在一起，自然能互相陪伴、彼此支持。让七八岁的孩子自主结伴玩耍，没有大人在旁干预，其实格外重要。

最简单的办法，是重新建立邻里间的联系。如今很多人不认识邻居，但主动迈出一步并非难事。家长可以敲开邻居的门，笑着问一句：“你好，要不要让孩子们一起下楼玩？”

若能聚集 5 个左右孩子年龄相仿的家庭，大人们可以约定每周固定时间，比如周五下午或周末晚上，让孩子在小区、街区里自由活动 —— 去这家敲门喊伙伴，再一起找下一个朋友。等孩子熟悉后，还能给点零花钱，让他们一起买冰淇淋；后续邀请朋友来家里过夜时，提前约定 “不带手机” 即可。

今年 3 月，我和团队对 500 多名孩子做过调查。结果显示，45% 的孩子希望 “能自由地和朋友面对面相处”，近四分之三的孩子认同 “如果家附近有更多朋友一起玩，我会少花时间上网”。这说明，让孩子走出家门玩耍，不只是家长的期待，更是孩子的真实需求。

帮孩子减少手机使用，家长不妨先主动行动：认识邻居，多给孩子一点信任。“孩子没现实玩伴” 是很多家庭的共同难题，但只要联合几个家庭一起努力，这件事会容易得多。

令人欣慰的是，现实中已有不少积极尝试。部分学校设置手机袋、保管箱，打造无手机校园；一些小学增加课外活动时间，允许孩子进行无固定规则的玩耍；儿童游乐场也开始保留木材、石头、水等天然材料，让孩子摆脱水泥地、橡胶地的局限。这些改变无需高额投入，却能带来显著的积极影响。

还有家长牵头成立 “8 年级手机联盟”，约定孩子 8 年级前不使用手机，且联盟需 10 个以上家庭参与，避免孩子因 “无手机” 被孤立。不过在我看来，8 年级的节点仍偏早。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会的建议更具参考性：

18 个月以下孩子，原则上不使用智能设备，仅可与大人进行一对一视频聊天（如与异地父母沟通）。

18-24 个月孩子，可在成人陪同下观看教育类节目。

2-5 岁孩子，非教育类内容工作日每天不超过 1 小时，周末不超过 3 小时。

6 岁以上孩子，需培养健康使用习惯，减少智能设备依赖。

16 岁前尽量不开设社交账号，这需要科技行业建立明确准入标准。

全家共同场景（如吃饭、外出）中，所有人不使用智能设备。

父母需掌握并使用家长监控功能。

不将智能设备作为安抚工具，孩子闹情绪时不依赖电子设备哄劝。

睡前 30-60 分钟，让孩子关闭智能设备并移出卧室。

作为过来人，我完全理解家长的难处：一边准备晚饭、接工作电话，或只想短暂休息时，没有电子设备帮忙确实很难。我和妻子曾长期用《天线宝宝》稳住孩子，从他婴儿期看到幼儿期。若能重来，我们绝不会再这样做。

远离不必要的手机依赖，需要全社会形成共识。对所有人而言，理想状态是每天刷社交媒体不超过半小时 —— 这并非难以实现。那些能在电脑上处理的工作、事务，就别占用手机时间，让手机和大脑都能适时休息。

来源：世界先进制造技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