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79年，于右任生于陕西三原，这位辛亥革命元老、民国政要与书法大家，1949年被迫孤身赴台，将发妻高仲林与爱女于芝秀留在了大陆，从此骨肉分离，直至1964年在台湾逝世。他的晚年，始终萦绕着对故土与亲人的深切思念。

1879年，于右任生于陕西三原，这位辛亥革命元老、民国政要与书法大家，1949年被迫孤身赴台，将发妻高仲林与爱女于芝秀留在了大陆，从此骨肉分离，直至1964年在台湾逝世。他的晚年，始终萦绕着对故土与亲人的深切思念。

一、故乡思恋与家国情怀

于右任的桑梓之情，根植于陕西三原的黄土高原。他出身贫寒，母亲早逝，由伯母房太夫人抚养成人。伯母深知教育的重要，节衣缩食供他读书。每年清明，伯母都带他回乡扫墓，在生母坟前哭着禀告孩子的学业长进，这使得于右任“闻声悲痛，读书不敢不勤”。父亲虽远在四川谋生，亦亲手抄写书本寄回，父子甚至通过“一灯如豆下苦心，父子相揖背章文”的方式督促学习。

正是这份深厚的乡土情谊与家国责任，奠定了他一生为国为民的精神底色。他后来创办多所高校，为家乡捐资赈灾，无不源于此。

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南逃时要于右任离南京去上海，于右任意存观望，以身体欠佳为辞婉言谢绝。奉命接于右任的军官胁迫他往机场。11月下旬，于右任从台湾赶到重庆，冀与妻女在渝会晤，但因交通不畅，没能会面，只得又乘飞机到台北。

二、孤身赴台与刻骨思念

于右任孤身在到台湾，发妻高仲林及长女于芝秀在原籍，幼子于中令及其母沈建华留居上海，大儿子儿媳又在南美洲，一家人分居大陆、台湾、南美数处，音讯阻隔，颇以为苦。

初抵台北的于右任，以“监察院长”身份参与“非常委员会”，却如困兽般挣扎。他曾力劝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未果，日记中字字浸透对时局的无力感。他身居要职，却生活清苦，心境孤寂，对妻女的思念与日俱增，尤其是每逢家庭重要时刻，这种思念更显灼心。

1958年，正值他与发妻高仲林金婚之纪念，却只能隔海寄情于诗：“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闻者无不心酸。1961年，高仲林八十寿辰，于右任在台焦虑万分，担心妻子生辰冷落，遂修书香港友人吴季玉倾述。

此事经章士钊知悉后，转呈周恩来总理。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专程赴西安，为于夫人补办了寿宴。事后，屈武将祝寿照片与信函辗转寄至台湾，于右任见后，对周总理的感激情谊，特让屈武代为转达诚挚谢意。

三、遗愿与泣血诗篇

于右任晚年诗作，字字泣血，尽是对故土的眷恋。1962年，他写下了震撼人心的《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这首被视作其“遗嘱”的诗歌，道尽了去台人员的共同悲怆。其亲属后来在他生前不让别人随便打开的铁箱中，发现他逝世前两年的日记，上面写着：“我百年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病危之际，于右任攥着女儿幼时的照片反复摩挲，浑浊的泪滴在泛黄纸页上晕开。护士后来回忆，老人临终前仍喃喃“回家”，声线微弱如风中残烛。他最终未能等到两岸团圆之日。

1964年，他在台北荣民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6岁。根据他的遗愿，其遗体被安葬于台北近郊淡水镇光明里海拔700多米的八拉卡，墓园坐南朝北，面向大陆。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人们为他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让他得以永远凝望故土。

于右任这位民国元老、书法大师，其个人命运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与坚守，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他那份超越政治的深沉乡愁，已成为两岸人民共同珍视的精神遗产，时刻提醒着我们：山河终将统一，亲人必会团聚。

来源：南京黄飞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