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纸张边缘起了毛，墨迹有些模糊，但上头写得清清楚楚：今年的田赋征缴率只达到了六成，较前一年骤降三成多。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年初夏，山东登州的一个县衙收到一份报表。

纸张边缘起了毛，墨迹有些模糊，但上头写得清清楚楚：今年的田赋征缴率只达到了六成，较前一年骤降三成多。

知县眉头一皱，拎着折子直奔府城。

他知道，这不是小事。

可这一数字背后的故事，有谁真正看懂了？

当时正是北宋仁宗年间，太平日久，文官治国，百官自守规矩。

朝廷里还在讨论是否要修订《庆历新政》，可地方上已经悄悄有些不对劲。

田地荒了，百姓走了，赋税收不上来。

这不是一地的问题，而是一种趋势。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得从更早说起。

唐朝后期，朝廷为了压制地方割据，开始大力发展科举，削弱世家。

到了宋朝，这套制度已然成熟。

文官系统扩大，官职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细，连一个小县也有十几位正副职官员。

原本是为了提升治理效率，可谁也没想到，几十年下来，官越来越多，事却越来越难办。

“一个县衙，三分之二的银子都用来给官员发饷了。”这是当时户部的一句内部批注。

那会儿的朝廷，其实也不是没注意到问题。

中央设过“制置使”，地方搞过“减冗令”。

可每次都雷声大雨点小。

为什么？因为整个系统已经被这张庞大的官僚网绑住了手脚。

谁动，谁就得罪一票人。

有人说，要不是宋朝重文轻武，也不会这么早就出问题。

可说实话，不是那么简单。

唐朝时期实行的“二元治理”，中原用科举，边疆靠军功贵族。

两条腿走路，哪个地方出事，另一个还能撑一撑。

可宋初一刀切，砍掉了军功系统，只留下文官一条路。

短期看是稳了，长远看却埋下了隐患。

比如，西北的党项人刚开始只是边民，后来被逼得起兵，建立了西夏。

朝廷要打，得调兵；调兵，就得送钱；送钱，就得加税。

可税从哪儿来？老百姓早已不堪重负。

这时候，财政系统开始走下坡路。

说起来，宋代经济其实很发达。

江南的丝绸、福建的茶、四川的盐铁，都是赚钱的买卖。

可这些财富，最终都被庞大的官僚系统“吃”掉了。

不是说他们贪，而是人数太多，结构太重。

一个真实的例子：南宋理宗年间，朝廷设立了“捧日殿学士”这样的新官职，仅仅是为了安置资深官员。

这个官职没有明确的职责，但俸禄和地位都不低。

像这样的虚衔，数量不少。

有学者统计过，北宋中后期，全国的县级以上官员总数超过两万人。

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当然，不能说这些人都没用。

不少地方官确实做出了政绩，有的还留下了政声。

可系统性的臃肿，是任何一两个能干的人也救不了的。

那么，帝国是怎么一步步滑向“吃老本”的呢？

其实就是一个过程：一开始，是靠积攒下来的财富硬撑。

中原地区人口密集、土地肥沃，早期打下的基础厚实。

可随着财政赤字扩大，朝廷开始增税、加派。

同时，内部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争的是资源，抢的是位置。

那会儿的百姓，有的开始逃荒，有的干脆扔了户籍，躲进山林。

户部查不到人，兵部招不到兵，工部修不起桥，连礼部也缩了祭祀预算。

一个细节，是南宋末年，有人上奏说：“今之百官，不以治民为务，而以守位为急。”说白了，大家都在保饭碗，没人真去解决问题。

可问题，最终会找上门来。

元军南下时，江南已经没什么抵抗力。

不是没人，而是没人愿意拼死守城。

守的是谁的城？为的是谁的国？这话听着刺耳，但那时候的现实就是这么冷。

有人说，若是当初能坚持二元治理，也许不会这么快崩盘。

可历史没有如果。

制度一旦定型，惯性就越来越大。

谁也改不了，谁也不敢改。

帝国的寿命，从兴盛到衰落，大概就是两百年。

前一百五十年靠创造，后一百年靠积累，再往后，就是拆东墙补西墙，最后实在撑不住了。

最让人唏嘘的是，很多人其实早就看到了问题。

比如范仲淹、王安石、张载、司马光，这些名字不是空有声望的。

他们写文章、提建议、搞改革，可惜的是，要么被排挤，要么被架空。

王安石变法那会儿，最初其实挺顺。

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都有成效。

可一碰到既得利益，就被扯成了“利民”还是“扰民”的争论，最后不了了之。

到最后，朝廷也不是没试过“再造中兴”。

南宋初期的高宗、孝宗，也想振作。

可系统不变，换谁都白搭。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说“祖宗之法不可改”了。

参考资料：

李伯重，《中国经济史：从早期国家到帝国体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胡鸿，《宋代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6年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来源：招财夏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