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夫丧子仍执笔者，谌容：文字是生命的铠甲

摘要：2001年的深秋，北京的风带着刺骨的寒意，穿透协和医院厚厚的玻璃窗，与走廊里浓得化不开的消毒水味交织在一起，弥漫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怪异。65岁的谌容刚从丈夫范荣康的告别仪式上归来，臂上的黑纱还带着殡仪馆的肃穆气息，尚未被岁月熨帖平整，口袋里的手机便传来了急促的震

2001年的深秋，北京的风带着刺骨的寒意，穿透协和医院厚厚的玻璃窗，与走廊里浓得化不开的消毒水味交织在一起，弥漫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怪异。65岁的谌容刚从丈夫范荣康的告别仪式上归来，臂上的黑纱还带着殡仪馆的肃穆气息，尚未被岁月熨帖平整，口袋里的手机便传来了急促的震动。电话那头，是长子梁左病危的紧急通知，短短一句话，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她本就脆弱的心上。三十天，从送别相伴数十载的伴侣，到眼睁睁看着寄予厚望的长子生命垂危，再到最终接过第二张讣告，命运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将“天塌地陷”的绝境推到了这位文坛巨匠面前。消息传开后，整个文坛都陷入了沉默的揪心，熟悉她的老友在私下里辗转叹息，担忧她会被这接踵而至的重击压垮；不了解她的人也在默默观望，想看看这位以书写坚韧与现实著称的作家，究竟能否扛过这场人生浩劫。

在中国文坛的发展历程中，谌容从来不是温室里娇养的文人，她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部浓缩了近一个世纪风雨沧桑的时代史诗。从炮火轰鸣中降生，到战乱流离中成长，再到在时代浪潮的起起落落中摸爬滚打，她从十四岁便扛起家庭重担的少女，一步步蜕变为凭一部《人到中年》震撼千万读者的知名作家。她的每一步都走得异常坚实，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韧劲，在岁月的反复打磨中愈发鲜明，成为她面对一切困境时最坚固的铠甲。

很多人至今仍清晰记得1989年她在美国某大学演讲台上的那场经典问答，那一幕堪称中国文人智慧与风骨的绝佳展现。彼时，《人到中年》已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谌容的名气如日中天，但她始终保持着低调内敛的作风，给自己定下了“四谢”原则——谢绝采访、谢绝上镜头、谢绝封面、谢绝创作经验分享。那次赴美演讲，已是她难得的破例之举，没想到却遭遇了尖锐的挑衅。现场一位金发男生带着明显的偏见与质疑站起身，抛出了一个极具攻击性的问题：“听说您至今不是共产党党员，您对中共的私人感情到底怎样？”话音落下，原本安静的教室即刻陷入紧绷的氛围，在场的中国留学生纷纷捏紧了拳头，主办方也面露难色，担心这场跨文化交流陷入尴尬的僵局。

面对这样的诘问，谌容没有丝毫愠怒，也没有进行激昂的辩解，她只是微微颔首，脸上露出一抹从容淡然的微笑，随后用流利且清晰的英语回应道：“My husband is an old member of CPC， we’ve lived together for decades and never thought of divorce， that explains everything.” 这句翻译过来便是“丈夫是老党员，我们几十年都没离婚，可见我和共产党的感情够深”的话语，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生硬的反驳，却用最生活化、最接地气的比喻，化解了尖锐的政治挑衅，既彰显了东方人的处世智慧，又暗含着不容置疑的立场与底气。教室里先是陷入一片窒息般的沉默，或许是在场听众都在品味这句话中的深意与力量，片刻之后，雷鸣般的掌声从座位间爆发出来，顺着门窗传到走廊之外，久久没有停歇。这场精彩的问答后来被美国《世界文学评论》特意摘录，标题只用了精炼的六个字：Humor beats question，这不仅是对谌容幽默智慧的肯定，更是对她坚守立场的无声致敬。

这样的智慧与风骨，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养成，而是在漫长岁月的风雨历练中，一点点沉淀在灵魂深处，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本能。所以当2001年那场灭顶之灾降临时，熟悉谌容的人虽然满心揪心，却也隐约相信，这个历经了无数风浪的女人，绝不会轻易被苦难击垮。

最初得知消息时，亲友们都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毕竟，短短一个月内失去生命中最亲近的伴侣与长子，这是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的人生重创。平日里能言善辩的文坛老友，此刻也想不出任何合适的语言来安慰她。说“节哀顺变”太过苍白无力，说“挺住”又显得站着说话不腰疼，每个人都只能围在她身边，用力握住她的手，试图用这种无声的陪伴，传递一丝微薄的温暖与力量。

但谌容给出的答案，却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她没有号啕大哭，没有终日以泪洗面，甚至没有表现出过度外露的悲戚，只是在亲友们欲言又止、满脸担忧的时候，轻声说了一句：“别担心，我还得写。” 这句简单的回应，声音不高，却带着千钧之力，像一颗定海神针，瞬间稳住了身边所有人慌乱的情绪。她不仅用语言作出了承诺，更用行动践行着这句话——她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反而给自己定下了严格的写作规矩，每天逼着自己在稿纸上写满两千字。

有人对此表示不解，甚至觉得她这是在自我折磨，为何不能停下脚步好好休养，为何要如此急切地沉浸在文字创作中。但只有真正懂她的人知道，这不是麻木不仁，也不是刻意逃避，而是历经风雨洗礼后淬炼出的生存智慧，是一个作家面对苦难时最本能的反抗。对谌容而言，笔就是她精神世界的支点，文字就是她对抗无常命运的最有力武器。那些无法言说的丧亲之痛，那些深夜里翻涌的思念之情，那些被命运重击后的迷茫与无助，都被她一点点注入叙事的节奏里，在遣词造句中慢慢消化，在情节铺陈中逐渐沉淀。她用文字为自己搭建了一座精神的避难所，在书写中重新找回了生活的秩序与意义，也在创作中完成了对亲人的另一种纪念。

回望谌容的一生，这样的坚韧与坚守，早已深深镌刻在她的骨髓之中，成为她面对一切人生困境时的本能反应。

时间回溯到1936年10月3日，彼时的汉口城内，炮火声隆隆作响，抗日战争的阴影已经开始笼罩大地，谌容就降生在这样一个特殊而动荡的时刻，降生在一个充满书香气息的法律世家书房里。她的父亲谌祖陶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开明的读书人，解放前曾担任国民党政府法院的法官；母亲杨淑芬则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师，知书达理，对子女的教育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家学的深厚熏陶与战火的残酷洗礼，像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记，同时烙在了她童年的记忆深处，让她从小就既懂得书香的雅致与厚重，也早早见识了乱世的残酷与无常。

1942年的重庆，“大隧道惨案”的阴影至今仍留在很多亲历者的记忆中，成为一段无法磨灭的伤痛。那个漆黑的轰炸夜，六岁的谌容因为防空洞人满为患，没能挤进去，只能无助地留在洞外，听着炸弹呼啸着从头顶掠过，感受着大地一次次剧烈的震颤。混乱之中，一枚炸弹在不远处轰然爆炸，飞溅的铁屑像锋利的刀子一样，溅得她满脸都是血痕，疼得她放声大哭，却连躲藏的地方都没有。多年后，她在自己的笔记上写下了八个字：命悬一线，偏又无恙。那一晚的恐惧与侥幸，让她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与坚韧，也让她小小年纪就深刻体会到了“幸与不幸并生”的人生哲理。

抗战胜利结束后，局势逐渐趋于稳定，谌容随父母一同迁往北平，进入一所私立女中读书。那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父亲常常因为各种繁杂事务拖欠学杂费，学校的老师多次上门催促，就在谌容快要失去读书机会的时候，校长在看过她的作文后，被她文字里流淌的灵气与深刻的思想所打动，破例允许她赊账继续读书。这份沉甸甸的知遇之恩，让谌容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也更加努力地在文字世界里汲取力量、寻找方向。

1949年底，重庆解放前夜，局势再次陷入动荡不安，杨森下令纵火烧城，熊熊烈火照亮了整个夜空，滚滚浓烟把原本漆黑的天幕熏得更加阴沉。当时正在学校读书的谌容，独自一人站在教学楼的天台上，远远看到嘉陵江两岸火光冲天，红色的火焰映得江水都泛着诡异的红光。那一刻，她看着燃烧的城池，看着远处模糊的山峦，心里暗暗记下了一个念头：城池会改名，时代会变迁，人的命运也同样会随着时代的浪潮而发生改变。这份对时代与命运的早期认知，也为她后来的文学创作埋下了深刻的伏笔。

新政权接管后，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要求接受审查，家里的经济来源彻底中断，原本就不宽裕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几乎到了断炊的地步。为了维持家用，年仅十四岁的谌容不得不忍痛辍学，进入西南工人出版社的门市部工作，每天干着卖书、开发票、跑印刷车间的跑腿活儿。那些活儿又累又繁琐，薪水却十分微薄，单位里没人愿意主动承担，谌容却毫无怨言，反而乐在其中。白天，她认真细致地抄着订单，跑遍城市的各个角落送书、取货；到了晚上，她就借着昏暗的灯光，把编辑部的前辈拿给她的《战争与和平》整本手抄一遍，一边抄录一边自学俄语。她心里清楚地知道，在那个快速变革的时代，只有不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才能不被时代的浪潮无情甩下，才能为自己和家人争取到更好的未来。

1954年，中央出台了“在职干部考大学”的利好政策，这个消息像一道穿透乌云的光，照亮了谌容灰暗的生活。她凭着多年自学积累的高中课程知识，再加上一口流利的俄语，在激烈的考试竞争中一路过关斩将，成功考进了北京俄文专修学校。那一年的暑假，经朋友的热心介绍，她认识了人民日报的青年编辑范荣康。两个同样热爱文字、心怀理想与抱负的年轻人，在北海公园的长椅上聊了整整一个下午，从作家高尔基的经典作品，聊到日常生活里的水煮白菜，从对文学的执着追求，聊到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越聊越投机，越聊越觉得彼此是志同道合的灵魂伴侣。仅仅一个月后，两人便毅然决定闪婚，当时谌容的同学得知这个消息后，都纷纷感叹：“你俩真是敢想敢干，这份冲破世俗的勇气真让人佩服。”

婚后的生活，平静而充实，充满了烟火气息与书香韵味。谌容顺利进入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担任俄语翻译，同时还兼任音乐编辑，工作顺风顺水，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认可；孩子们也接连降生，1957年长子梁左出生，1959年次子梁天降临，一家四口的生活充满了欢声笑语与温馨幸福。可谁也没想到，在这份看似光鲜亮丽的生活背后，谌容却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健康危机。她的体重在短时间内骤降到只有八十斤，整个人看起来瘦弱不堪，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身体日渐憔悴，中西医都找遍了，却始终找不到根本病因，只能束手无策。

1962年，全国范围内开展精简机构的工作，谌容被下放到北京市教育局，成为了一名中学老师。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一站上讲台就会头晕目眩，浑身发抖，根本无法正常授课。那段时间，她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与迷茫之中，觉得自己像是被社会判了“失用”死刑，连一份简单的教书工作都做不好，更别说实现自己心中的文学理想了。

身边不少人劝她：“女人家，踏实教书过日子就好，写作能当饭吃吗？别再瞎折腾了，安安稳稳才是福。”就在谌容快要被现实磨平棱角、放弃文学梦想的时候，丈夫范荣康却递给她一句简短却极具力量的回应：“试试看，不成再说。” 就是这简单的六个字，像一剂强心针，给了谌容重新出发的勇气与底气。1963年，她忍痛把两个年幼的孩子托付给亲戚照顾，独自一人背起行囊，前往山西农村体验生活。在农村的日子里，她住在简陋破旧的土墙屋里，晚上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相伴，白天则跟着生产队的社员一起下地干活，插秧、割麦、拾粪、喂猪，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她把自己完全融入农村的生活场景中，仔细观察着生产队里的每一个人，认真记录着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那些看似琐碎平淡的人和事，都成为了她笔下最生动、最鲜活的创作素材。

回京之后，谌容凭借在农村积累的丰富生活体验，写出了话剧《万年青》《今儿选队长》。虽然这两部作品只是在小剧场进行试演，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轰动，但却让谌容真切地看到了文字的反作用力——那些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故事，能够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能够传递自己对生活、对社会的思考与感悟，这种精神层面的力量，让她更加坚定了坚持写作的决心与信念。

可命运的风浪，并未就此消散，反而以更加猛烈的姿态袭来。1974年，谌容的长篇小说《万年青》终于完成创作，她怀着忐忑又期待的心情把手稿交给出版社，满心欢喜地等待着作品的出版面世。可没过多久，楼道里就贴满了针对她的大字报，上面用刺眼的红色字迹写着“法官女儿的靶子”，将她的家庭背景当成了攻击的借口与理由。紧接着，她的工资被无故扣发，这一扣就是整整三年，家里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只能靠向亲友借钱度日，生活再次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

巨大的政治压力与生活压力让谌容产生了停笔的念头，她觉得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躲不开命运的刁难与世俗的偏见，不如就此放弃，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可就在这个时候，范荣康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把书房的门锁了起来，眼神坚定地对谌容说：“先把稿子改完再说别的。” 看着丈夫眼中不容置疑的坚定，谌容心里的退意渐渐消散。那天深夜，她独自坐在书桌前，缓缓打开手稿，用红笔一页一页地仔细修改，把那些被指责为“有问题”的地方逐一勾掉，重新构思情节，重新进行创作。昏暗的灯光下，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退也退不回去了，不如坚持到底，用作品证明自己的价值与实力。

1979年，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在刊物上正式刊出。这部作品以普通眼科医生陆文婷的生活与工作为切入点，真实地描绘了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追求，陆文婷身上那种坚韧、善良、敬业、无私的品质，深深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作品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无数知识分子读完后拍桌叫好，纷纷表示“这部作品写出了我们的心声”“陆文婷就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当时，文坛泰斗巴金先生在读完《人到中年》后，给出了“不简单”三个字的高度赞语。而当有人把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谌容时，她正在菜市场排队买煤球，手里紧紧攥着买煤球的小票，听到赞语的那一刻，她忍不住笑了起来，笑得那么开心，那么纯粹，那么发自内心，差点把手里的小票都弄丢了。这份朴实无华的喜悦，恰恰展现了她对文学创作最本真的热爱与执着。

从此，《人到中年》成为了谌容的代表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发行，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舞台。1982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正式上映，凭借精彩紧凑的剧情、深刻的主题内涵和演员们出色的表演，一举夺得金鸡奖、百花奖两大重量级奖项，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观众。也是在那一年，谌容第一次领到了高达四万元的稿费，这笔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算得上是一笔巨款，足以彻底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可她却没有用来购买奢侈品，也没有用来添置房产，而是全部存进了银行，连一件心仪已久的皮衣都舍不得买。在她看来，写作的意义不在于获得多少物质回报，而在于能够用文字记录时代的变迁，传递真实的思想情感，引发读者的共鸣与思考。

随着《人到中年》的巨大成功，谌容的名气越来越大，来自全国各地的邀请函像雪片一样纷纷飞来，邀请她参加各种座谈会、研讨会、颁奖典礼，希望她能分享创作经验，甚至有人提出要为她拍摄专题纪录片、邀请她担任杂志封面人物。可面对这些名利的诱惑，谌容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认知，她给自己定下了“四谢”原则，坚决谢绝一切不必要的应酬和媒体曝光。她不想被名利所裹挟，不想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只想安安静静地写作，把更多的心血投入到创作中，写出更多反映现实、贴近生活、打动人心的优秀作品。

谌容的家事，也一直被外界津津乐道，成为了文坛与影视圈的一段佳话。她和范荣康养育了三个孩子，个个都才华横溢、成绩斐然，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文坛影视三剑客”。大儿子梁左从小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文学天赋和创作才华，长大后与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合作创作了《虎口遐想》等一系列经典相声作品，风靡全国，深受观众喜爱；后来又担任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编剧，这部作品成为中国情景喜剧的开山之作，以幽默风趣的风格、贴近生活的剧情，征服了无数观众，梁左也因此被观众誉为

“金牌编剧”，成为那个年代影视创作领域里绕不开的标志性人物。他的文字既有着对生活细节的精准捕捉，又带着骨子里的幽默与通透，这种创作特质，不难看出是传承了谌容对现实的敏锐洞察与文字表达的功力。

二儿子梁天虽未接受过专业的表演科班训练，却凭着一股子灵气与韧劲，在影视圈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从《顽主》里洒脱不羁的都市青年，到《我爱我家》中让人忍俊不禁的“贾志新”，他用自然松弛的表演风格打破了传统表演的刻板印象，将一个个平凡小人物演绎得鲜活立体，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生活的真实质感。这种不刻意、不雕琢的表演张力，恰如谌容文字里的朴实无华，于平淡中见真章，也让他成为观众心中极具辨识度的实力派演员。

小女儿梁欢同样继承了家庭的文化基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深厚的文字功底让她在文学创作领域顺风顺水。在哥哥梁左的牵线与引导下，她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凭借对故事节奏的精准把控和对人物情感的细腻描摹，写出了不少广受好评的作品。后来，她与导演英达结为伴侣，两人在影视创作上相互扶持、彼此成就，成为圈内人人称道的恩爱夫妻，也让谌容一家的“文艺基因”得以进一步延续。

一家五口，横跨文坛与影视圈，各有建树却又彼此守望，这样的家庭氛围在浮躁的名利场中显得格外难得。有人曾打趣地说：“你们一家凑在一起，开个影视公司都绰绰有余，妥妥的行业‘梦之队’。”每当这时，性格温和的梁左总会呵呵一笑，带着几分自豪与恭敬回应：“咱妈是董事长，家里大小事，她说了算。”

这句看似玩笑的话，却道出了谌容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她从未刻意干预孩子们的职业选择，却用自己一生的坚守，给子女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对事业的执着、对生活的坚韧、对名利的淡然。她在书桌前笔耕不辍的身影，在逆境中从容不迫的态度，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三个孩子，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踏实前行，不慕虚荣，只求把事情做到极致。

而这份家庭的温情与力量，也成为谌容对抗命运风雨的重要支撑。在她被大字报围攻、工资被扣发的艰难岁月里，是范荣康的坚定支持与孩子们的贴心陪伴，让她有勇气熬过寒冬；在她健康出现危机、对人生感到迷茫时，是家人的鼓励与信任，让她重新找回方向。这份双向的奔赴与守护，让这个家庭在时代的浪潮中始终保持着温暖。

可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个充满爱与才华的家庭，会遭遇如此猝不及防的重创。2001年10月，范荣康突发心梗，来不及留下太多叮嘱便匆匆离世；仅仅一个月后，正值创作黄金期的梁左又因脑出血倒在工作岗位上，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文字与家人。短短三十天，两位至亲相继离去，这份痛苦如同巨石压顶，让整个家庭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葬礼那天，北京的冷风卷着枯叶，在灵堂外呜咽作响，谌容臂上的黑纱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她站在那里，身形单薄却脊背挺直，脸上没有过多的悲戚流露，只有眼底深处难以掩饰的疲惫与哀伤。亲友们围在她身边，想说些安慰的话，却又觉得任何语言在这样的悲痛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只能默默地用力握住她的手，用无声的陪伴传递一丝温暖。

而谌容只是轻轻拍了拍亲友的手背，轻声说了句：“别担心，我还得写。” 这句简单的话语，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比任何誓言都更有力量。她心里清楚，丈夫和儿子都是热爱生活、热爱事业的人，他们一定不希望看到自己沉溺于悲痛无法自拔。写作，不仅是她自己的精神支柱，更是对丈夫的思念、对儿子的告慰——她要带着他们未竟的对生活的热爱，继续用文字记录这个时代，继续用坚韧书写生命的力量。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谌容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承诺。她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反而比以往更加勤勉，每天雷打不动地在稿纸上写满两千字。清晨的阳光刚透过窗棂，她便已坐在书桌前，握着那支陪伴了她几十年的笔，在纸上沙沙作响；深夜的灯光下，她依然伏案疾书，将对丈夫的思念、对儿子的牵挂，都悄悄融入文字的肌理之中。

有人曾问她，为何要如此“拼命”，她只是淡淡回应：“文字能安放人心，也能留住回忆。” 她在《人到老年》中描写的那些老年夫妻的相濡以沫，藏着她与范荣康数十年的婚姻点滴；她在《日落之前》中探讨的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暗含着对梁左过早离世的惋惜与思考。她没有把作品变成个人悲伤的宣泄口，而是将痛苦沉淀、提炼，转化为对人性的洞察、对社会的关注，让文字拥有了更深厚的力量。

那些年，她依旧按时参加作协的例会，和老友们探讨文学创作，言语间依旧带着那份独特的幽默与锐利。有人说她“铁石心肠”，不懂悲伤，可只有真正懂她的人知道，她的悲伤都化作了笔下的文字，藏在了每一个故事的细节里。她用这种最沉默也最坚定的方式，守护着家庭的精神传承，也坚守着自己作为作家的使命与担当。

2018年，国家评选改革开放四十年影响力小说，《人到中年》毫无悬念地入选。领奖晚宴上，各界名流云集，灯光璀璨，谌容穿着一身朴素的衣裳，安静地坐在角落。当主持人念到她的名字时，她缓缓站起身，向大家鞠了一躬，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晚宴还未结束，她便向主办方致歉离席，理由简单而纯粹：“早睡，明天要写。” 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这个一生与文字为伴的老人，始终把创作放在第一位，名利场的浮华从未动摇过她的初心。

2024年2月4日凌晨，北京积水潭医院的病房里，灯光渐渐暗淡。谌容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她虚弱地睁开眼睛，看向守在身边的护工，用微弱却清晰的声音说：“笔别丢，放抽屉。” 这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她一生的执念与坚守。

88年的生命历程，谌容横跨了战乱、运动、改革等多重时代浪潮，经历了幼年的炮火洗礼、青年的生活困顿、中年的事业起伏、晚年的丧亲之痛。世事变迁，命运多舛，却从未磨去她的锐利，也从未夺走她的幽默。她用一支笔，书写了时代的变迁，也书写了生命的坚韧；她用一生的坚守，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经历苦难，而是在苦难中依然能挺直腰杆，依然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能用笔锋划破黑暗，让风骨照亮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