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在那个被后世捧上天的“康乾盛世”末期，当整个帝国上下还在做着万国来朝的美梦时，一个“疯子”已经扯着嗓子喊，说天快要塌了。

咱们现在回头看，总觉得大清是鸦片战争一炮给打趴下的。

其实不然，那只是高烧的症状，病根早就埋得深不见底。

就在那个被后世捧上天的“康乾盛世”末期，当整个帝国上下还在做着万国来朝的美梦时，一个“疯子”已经扯着嗓子喊，说天快要塌了。

这个不合时宜的人，就是龚自珍。

1839年，他47岁，在北京当着一个不大不小的官。

这年春天，他做了一个让所有同僚都看不懂的决定：辞官不干了。

要知道，他为了挤进这个圈子，花了半辈子功夫，好不容易混出点名堂，怎么说走就走了？

他没跟任何人解释，交了官印，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一头钻进南下的马车里。

没人知道，这辆颠簸的马车，正载着一个王朝最后的清醒者，也载着他那颗被现实碾碎了的心。

路途漫漫，他看着窗外一成不变的黄土和村庄，心里却翻江倒海。

他把这一路的所见所想，把憋了一辈子的愤懑和不甘，全写成了诗。

这就是后来三百一十五首的《己亥杂诗》，每一首都是从他心头滴下的血。

其中一首，成了他一生的注脚：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几句诗，与其说是劝“天公”，不如说是在骂这个死气沉沉的世道。

整个天下都跟一潭死水一样，连匹会叫的马都没有，太可悲了。

他这一嗓子，喊出了他全部的绝望，也像一声惊雷，预告了即将来临的风暴。

龚自珍的命，从一出生就带着点拧巴。

他呱呱坠地在乾隆五十七年，恰好是“康乾盛世”最顶峰的时候。

可他偏偏长了一双能看穿皇帝新衣的眼睛。

这得怪他的家世太好了。

爷爷、外公、父亲都是朝廷里响当当的人物，官宦世家；外公段玉裁更是训诂学的一代宗师，写《说文解字注》的大神。

等于说，龚自珍一生下来，一只脚踩在官场，另一只脚就踏在学问的巅峰。

这种出身，让他从小看到的、学到的，就跟普通读书人不一样。

别的孩子还在摇头晃脑背“之乎者也”的时候，他已经在啃他外公的学术巨著了。

这让他年纪轻轻，就有了超越常人的洞察力。

当同龄人都在琢磨怎么写好八股文，好在科举路上敲开大门时，22岁的龚自珍，一出手就写了篇《明良论》，直接把整个官场的遮羞布给扯了下来。

他说：

“官当得越久，人就越没皮没脸；地位越高，拍马屁的就越死心塌地；离皇上越近，那奉承的手段就越是花样百出。”

这话在当时，简直是石破天惊。

一个还没入仕的毛头小子，就把整个帝国的官僚生态给画了个像，而且画得入木三分。

这篇文章让他出了名，也给他打上了一个“危险分子”的标签。

大家觉得他有才，但太扎手，不好用。

事实证明，大家的眼光很准。

龚自珍的才华，连最嫉妒他的人都得承认，可他的仕途，那叫一个惨。

从27岁开始考进士，考了六次，次次名落孙山。

不是他水平不行，恰恰是水平太高，思想太超前了。

那时候的科举考试，要的是什么？

是听话，是稳定，是让你用最华丽的词藻把皇帝的政策再夸一遍。

可龚自珍的卷子上写的是什么？

是土地兼并，是贫富分化，是人才凋敝，是整个社会都在烂掉。

他的文章，在那些戴着花翎的考官眼里，根本不是什么治国良策，纯粹是“指着朝廷鼻子骂街”。

他们需要的是温顺的绵羊，而不是一头总想拱翻羊圈的野猪。

有个真心赏识他的大学士，拉着他语重心长地劝：“你看看，那些天天高谈阔论、指点江山的人，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反倒是那些啥也不懂、随波逐流的老百姓，虽然没啥大出息，但一辈子平平安安。

我宁愿你当个庸才，也不想看你变成一个跟整个时代都犯冲的怪人！”

“怪人”，这个词，戳中了龚自珍的痛处。

他满脑子都是救国救民的法子，可人家只让他干些抄抄写写的活儿。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学了屠龙术的英雄，却被派去看守一个养鸡场。

这种憋屈，一直持续到他38岁。

靠着家里的关系，他总算在内阁弄了个“中书”的职位，一个七品小官，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

这份差事，对他来说，不是荣耀，是羞辱。

当然，在这一片黑暗里，也曾有过一束光。

1819年，龚自珍在扬州遇见了比他大13岁的宋翔凤。

宋翔凤是当时公认的经学大家，学问深不可测。

在那个思想极其保守、人人自危的年代，能找到一个可以敞开心扉聊天的朋友，比中状元还难。

龚自珍一下子就被宋翔凤的学识和见地给迷住了。

他们俩天天泡在一起，从经书古籍聊到时局弊病，常常一聊就是一整天。

在宋翔凤面前，那个平时看谁都不顺眼的龚自-珍，变得像个小学生一样谦虚。

三年后，两人重逢，龚自珍激动地写下一首诗送给宋翔凤，其中两句特别出名：

“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

在人山人海里跟你握了次手，我这袖子上的香气都能留存三年。

后来很多人开玩笑说，这是文人拍马屁的最高境界。

但对龚自珍来说，这根本不是拍马屁。

这是他在无边的孤独里，找到知己后发自肺腑的呐喊。

在所有人都把他当疯子、当怪物的时候，只有宋翔凤能听懂他话里的意思，能看到他内心的火焰。

这“三年香”，是他冰冷人生里唯一的暖色。

可惜，一个知己，改变不了一个时代。

进了官场这个大染缸，龚自珍看到的不是希望，而是更彻底的绝望。

他提出的改革建议，不是被驳回，就是被束之高阁。

他眼睁睁地看着鸦片贸易掏空国库，看着整个官僚系统从上到下烂成一团。

他协助林则徐，又是查资料，又是出主意，支持禁烟。

但虎门销烟的一把大火，烧掉了鸦片，却烧不掉这个王朝骨子里的病。

他彻底看明白了。

这个朝廷，没救了。

与其在这里耗死，不如归去。

于是，就有了1839年的那次决然辞官。

在南归的路上，他写下“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算是给他自己这一生做了个总结：我这辈子是没指望了，就像凋落的花瓣，但就算我死了，也要化成泥土，为后来的花提供养分。

他刚回到江南老家没多久，预言就应验了。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英国人的炮舰轰开了国门，也轰碎了“天朝上国”的幻梦。

正在书院教书的龚自珍听到消息，心急如焚，立刻决定要去上海前线，哪怕是摇旗呐喊，也要尽自己最后一份力。

这是他一生中离自己的理想最近的一次。

然而，就在他打点行装，准备出发的时候，一场急病，突然夺走了他的生命。

他死在了风暴来临的前夕，没能亲眼看到自己预言的悲剧，也没能死在自己渴望的战场上。

从世俗的眼光看，龚自珍输得一败涂地。

官没做大，理想没实现，最后还死得这么不是时候。

可历史的账，不是这么算的。

他死后，他的那些“疯话”，他的诗文，像病毒一样在读书人中间传播开来。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甚至后来的鲁迅，都公开承认，自己的思想，是受了龚自珍的启发。

特别是戊戌变法那批人，他们嘴里喊的“变法”、“图强”、“救亡”，根子上就是龚自珍几十年前喊的那些话。

他生前，人们笑他是个不切实际的疯子。

他死后，他的思想却成了点燃新时代的火种。

他这朵“落红”，最终真的化作了“春泥”。

参考文献：

本文旨在传递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无任何不良引导，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来源：追寻五角之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