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可我们红星机械厂三千多号人的希望，当时就悬在厂门口那张新贴的红榜上。

九六年的风，硬邦邦的，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

广播里放着《走进新时代》，歌声嘹亮，充满了希望。

可我们红星机械厂三千多号人的希望，当时就悬在厂门口那张新贴的红榜上。

一张纸，几行字，就把我们几代人的青春和汗水，折算成了一串冰冷的数字。

工龄买断。

三个字，像三块大石头，砸进每个人的心里，闷得人喘不过气。

我叫陈辉，那年三十岁，是厂里最年轻的高级钳工。

我爸，陈敬业，是厂里退休的老八级钳工。我这身手艺，一半是厂里老师傅教的，一半是我爸在家里用筷子、土豆，一点点给我磨出来的。

所以，当广播站的大喇叭里，人事科长老杨用他那公鸭嗓喊出“自愿、公平、公开”的时候，我心里那股火，“腾”地一下就烧到了天灵盖。

自愿？谁愿意离开干了半辈子、像家一样的地方？

公平？我爸干了一辈子，临了拿几千块退休金。我三十岁，工龄十二年，买断费一万八千块。这点钱，够我后半辈子喝西北风吗？

我老婆林岚在纺织厂，她们那边光景更差，几个月发不出工资是常事。我们还有个六岁的儿子，刚上小学。

一万八，听着不少，在九六年，算是一笔巨款。

可这点钱，就像是浮在水上的一层油，看着光鲜，底下却是深不见底的未知。

周围的工友们，表情各异。

有的唉声叹气，满脸愁容，那是舍不得铁饭碗的老人。

有的眼睛里放着光，已经在盘算着拿了钱去做点小买卖，那是心思活络的年轻人。

我的师兄，李卫东，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眼圈有点红。

“师弟，想好没？我准备拿钱走人，回老家开个小卖部，不折腾了。”

我看着他那双布满老茧、能轻松锉出镜面的手，心里一阵发酸。

这双手，拿去摆弄油盐酱醋，太可惜了。

我说：“再等等。”

等什么？我也不知道。

或许是在等一个奇迹。

那天晚上，我回家，林岚已经做好了饭。

一盘拍黄瓜，一盘花生米，还有一锅白粥。

儿子在里屋写作业，嘴里念念有词。

屋里很静，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每一下，都像敲在我的心上。

林岚给我盛了碗粥，推到我面前，没说话。

她眼睛红红的，显然是已经知道了消息。

我扒拉了两口粥，没滋没味。

“厂里的事，你听说了？”我先开了口。

她点点头，眼泪“吧嗒”一下就掉进了碗里。

“陈辉，咱们家……以后可怎么办啊？”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那种对未来的恐惧，像一双冰冷的手，瞬间攥住了我的心脏。

我放下筷子，伸手抱住她。

“没事，有我呢。天塌不下来。”

话说得硬气，可我自己心里都发虚。

我一个钳工，除了会摆弄那些铁疙瘩，我还会干什么？

离开工厂，我就是个废人。

接下来几天，厂里像是炸了锅的蚂蚁。

人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讨论的都是同一件事：拿钱，还是不拿钱？

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拿钱。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生存面前，什么理想、什么情怀，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人事科的办公室门口，排起了长队，那架势，比当年抢购彩电还热闹。

我迟迟没有去签字。

我舍不得。

我舍不得车间里那股熟悉的机油味，舍不得机器启动时那雄壮的轰鸣，更舍不得我亲手保养、调试的那台德国产的精密车床。

那台车床，是七十年代末，厂里作为重点项目引进的，代号“争气机”。

我爸是第一批操作它的工人。

他说，那台机器，有灵性。你对它好，它就出好活儿。你糊弄它，它就跟你撂挑子。

我从进厂当学徒那天起，就跟在这台机器后面转。

看着师傅们怎么给它上油，怎么听它的声音辨别故障。

后来，我成了它的主人。

十二年来，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拿棉纱蘸着煤油，把它从头到脚擦拭一遍，连缝隙里的铁屑都掏得干干净净。

它也争气，在我手里，从来没出过一次大毛病，加工出来的零件，件件都是免检产品。

我跟它，早就不只是人与机器的关系。

它更像我一个不会说话的伙计，一个老战友。

现在，他们要我为了区区一万八千块，抛弃我的“战友”。

我做不到。

就在我快要熬不住，准备随大流去签字的时候，刘厂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刘厂长叫刘建国，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

他是我爸的徒弟，当年是我爸手把手带出来的。

所以他一直管我叫“小辉”，而不是“陈工”。

他的办公室很简陋，一张办公桌，两个沙发，一个铁皮文件柜，桌上堆满了文件。

他给我泡了杯茶，茶叶末子在浑浊的水里上下翻滚，像极了我们这些工人的命运。

“小辉，还没签字？”他开门见山。

我点点头，没说话。

他叹了口气，摘下眼镜，揉了揉发红的眼睛。

“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也舍不得。这厂子，是我家，也是你家。”

他的声音很疲惫，也很无奈。

“但是没办法，这是大势所趋。红星厂设备老化，管理落后，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他顿了顿，目光穿过窗户，望向远处那几根冒着黑烟的烟囱。

“改革，就要有牺牲。我们这一代，就是被牺牲的。”

我心里一酸，眼眶热了。

“厂长，难道就没别的路了？”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回答。

然后，他转过头，定定地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有。”

他说。

“有一条路，但比拿钱走人，要难一百倍，一千倍。”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什么路？”

“别要那一万八。”

他一字一句地说。

“要那套旧设备。”

我当场就愣住了，像被人迎面打了一闷棍。

要设备？

要哪套设备？

“就你车间里那套，德国来的，车、铣、磨，那一整套。”

刘厂长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重锤，砸在我的脑子里。

“厂长，你……你没开玩笑吧？”我结结巴巴地问。

那些设备，虽然旧了，但当年可是花了大价钱的外汇买回来的宝贝。

现在厂里要鸟枪换炮，上数控生产线，这些老家伙就成了累赘。处理掉，也还能卖不少废铁钱。

更何况，我要这些铁疙瘩有什么用？

我又不开厂。

搬都没地方搬。

“我没开玩笑。”刘厂长表情严肃，“小辉，我问你，你信不信我？”

我看着他。

他的眼神很真诚，没有半点戏谑。

我想起小时候，我爸带我去他家，他每次都会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给我。

我想起我刚进厂，什么都不懂，是他手把手教我看图纸。

我想起每次厂里技术攻关，他总是第一个冲在前面，带着我们几天几夜不合眼。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信。”

“那就听我的。”他身体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

“那一万八，花完了就没了。可那套设备，在你手里，就是个聚宝盆。”

“你听我说，”他掰着手指头，给我分析，“厂子改革，以后上的是数控机床。讲究的是大批量，标准化。可总有一些小批量、高精度的活儿，数控机床干不了，或者说，用它干，成本太高，不划算。”

“这些活儿，谁来干？”

“就得靠你这样的老师傅，靠这些老而弥坚的传统设备来干。”

“我给你算过，那套设备折旧下来，残值也就两万块左右。我跟上面打报告，说设备老旧，维修成本高，没人愿意接手，申请特殊处理。你放弃买断费，就当是抵了设备款。这事，我有把握给你办下来。”

“你拿到设备，自己干。就凭你这手八级钳工的本事，饿不死。”

我脑子嗡嗡作响。

自己干？

这三个字，对我来说，太遥远，也太陌生了。

我祖上三代都是工人，信奉的是“进了工厂门，就是国家人”。

自己干，那叫“个体户”，在我们这些老国企工人眼里，跟“投机倒把”差不多。

“厂长，我……我没干过啊。我连个营业执照都不知道去哪儿办。”

“这些我来想办法帮你。”刘厂长挥了挥手，“地方你先自己找，找个便宜的旧仓库就行。关键是，你敢不敢赌这一把？”

我看着他灼灼的目光，心里天人交战。

一边是稳稳当当的一万八千块现金，能解家里的燃眉之急。

一边是一堆笨重的旧机器，和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

刘厂长看出了我的犹豫。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我。

“小辉，你还记不记得，你爸还在的时候，总跟我念叨一句话？”

我心里一动。

“他说，人活一口气，手艺人活的就是手里的那点绝活。手艺要是丢了，人就没魂了。”

刘厂长的声音有些沙哑。

“你爸是全厂公认的技术大拿，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不是当了什么劳模，而是他亲手做出来的零件，能装到咱们国家自己造的飞机上。”

“你得了你爸的真传，技术比当年的我还要好。难道你真忍心，把这身本事，扔了去开小卖部，或者去给哪个私人工厂老板打杂，看人脸色？”

“那一万八，能保你一时安稳。但五年后，十年后呢？钱花完了，你年纪也大了，手艺也生疏了，你还剩下什么？”

“可那套设备不一样。只要它还在，你的手艺就在。只要你的手艺在，你就永远有饭吃，而且是站着吃饭。”

站着吃饭。

这四个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脑子里的所有迷雾。

是啊。

我陈辉，一个高级钳工，凭什么要像个乞丐一样，等着别人施舍那一万八千块？

我凭什么要低声下气地去求一份活干？

我有的，是这身手艺。

是这双能化腐朽为神奇的手。

离开工厂，我不是废人。

我只是换个地方，继续当我的手艺人。

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的犹豫、恐惧、彷徨，都烟消云散。

我站起身，对着刘厂长的背影，深深鞠了一躬。

“厂长，谢谢您。”

“我干。”

我说。

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

刘厂长转过身，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他走过来，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小子，没给你爸丢脸。”

“去吧，这几天就去把手续办了。记住，这事天知地地知，你知我知。对外就说，你自愿放弃补偿，别的，一个字都别多说。”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揣着一颗既忐忑又兴奋的心回了家。

饭桌上，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林岚。

我尽量说得轻描淡写，说得前景光明。

但我没敢看她的眼睛。

我说完，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过了许久，林岚才开口，声音冷得像冰。

“陈辉，你是不是疯了？”

我抬起头，看到她满脸的难以置信。

“一万八千块钱，白花花的现金，你不要？你去要一堆没人要的破铜烂铁？”

“那不是破铜烂铁，那是德国进口的精密机床！”我忍不住辩解。

“机床能当饭吃吗？能给儿子交学费吗？能在我妈生病的时候拿去救急吗？”

她一连串的反问，像鞭子一样抽在我的脸上。

“陈辉，你醒醒吧！你不是十八岁的小年轻了！你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你得为这个家着想！”

“咱们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我那个厂子半死不活，就指望你这份买断费给咱们家兜底呢！你现在跟我说，你不要钱，你要一堆废铁？”

她的眼泪又流了下来，这一次，不是恐惧，是失望，是愤怒。

“你就是自私！你就是为了你那点可怜的钳工的骄傲！你根本没想过我和孩子！”

“我不是！”我被她的话刺痛了，也吼了起来。

“我正是为了这个家！钱总有花完的一天，手艺不会！刘厂长说了，只要有手艺，就饿不死！”

“刘厂长？刘厂长说的话就是圣旨吗？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他要是真为你好，怎么不直接给你三万块钱？给你一堆破机器，让你自己去折腾，这算什么为你好？我看他就是想甩个包袱！”

“你胡说！”我气得浑身发抖，“你根本不懂！”

“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没钱寸步难行！我只知道儿子下学期三块五的学杂费马上就要交了！我只知道我妈的风湿病又犯了，等着钱去买药！”

我们吵得很大声，儿子在里屋被吓哭了。

“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

儿子的哭声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我们俩的怒火。

林岚冲进里屋抱住儿子，哭得泣不成声。

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抽了一夜的烟。

墙上的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我的心乱如麻。

林岚的话，每一个字都戳在我的痛处。

我真的做对了吗？

我是不是真的太自私，太理想化了？

那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个梦。

梦里，我又回到了工厂的车间。

那台德国车床静静地立在那里，身上落满了灰尘，像一个被遗弃的老兵。

我走过去，想擦掉它身上的灰，可我怎么也够不着。

我爸突然出现在我身后，还是我记忆中那副硬朗的模样。

他没看我，只是看着那台机器，叹了口气。

“小辉啊，家伙什儿，是手艺人的命根子。命根子丢了，人就活成个空壳子了。”

我一下子就惊醒了。

窗外，天已经蒙蒙亮。

我心里，那点仅存的动摇，也随着这个梦，彻底消失了。

我起身，走进里屋。

林岚和儿子依偎着睡着了，她眼角还挂着泪痕。

我俯下身，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

“媳妇，信我一次。”

我轻声说。

“就这一次。”

第二天，我去了人事科。

绕过了排队的长龙，直接找到了科长老杨。

老杨看到我，挺意外。

“小陈？你也来办手续？我还以为你小子想不通呢。”

我递上一根烟，给他点上。

“杨科，我不拿钱。”

老杨一口烟呛在喉咙里，咳了半天。

“啥？你说啥？不拿钱？白送厂里一万八？”他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傻子。

“我不拿钱。”我重复了一遍，“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们车间那套德国设备，折价给我。”

老杨的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他愣了半天，才指着我的鼻子，又气又笑地说：“陈辉啊陈辉，我一直觉得你是个聪明人，怎么今天犯起傻来了？你知不知道，外面多少人为了这一两万块钱争得头破血流？你倒好，有钱不要，要去捡厂里的破烂？”

“那不是破烂。”我平静地说。

“行行行，不是破烂，是宝贝，行了吧？”老杨不耐烦地挥挥手，“这事我做不了主，你得找刘厂长去。”

“我已经找过他了，他同意了。”

老杨的表情又是一愣。

他狐疑地看了我半天，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个内线。

“喂？厂长……啊，是我，老杨……对，钳工车间的陈辉在我这儿……他说他不要买断费，想把他们车间那套旧设备折价拿走……啊？您……您同意了？”

老杨的眼睛越瞪越大。

“啊……好，好，我明白了。我马上给他办。”

挂了电话，老杨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

从看傻子，变成了看一个他完全无法理解的怪物。

他摇了摇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

“这是刘厂长亲手拟的协议，你看看，没问题就签字吧。”

我拿过协议。

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经双方协商，职工陈辉自愿放弃工龄买断补偿款壹万捌仟元整，作为抵扣款，置换原钳工车间一组三台德产旧设备（清单附后）。自协议签订之日起，陈辉与红星机械厂解除所有劳动关系……”

我的手有些抖。

签下这个字，就意味着我将彻底告别过去十二年的安稳生活，踏上一条无人走过的荆棘之路。

我没有犹豫，拿起笔，在“陈辉”两个字后面，工工整整地写下了我的名字。

走出人事科大楼，阳光刺眼。

手里那份轻飘飘的协议，却重如千斤。

我成了全厂的笑话。

“听说了吗？钳工陈辉，脑子坏掉了！”

“放着一万八不要，去要了一堆废铁！”

“啧啧，读了几年书，读傻了。我看他以后怎么过。”

“活该！让他清高！这下好了，老婆孩子跟着他一起喝西北风！”

这些风言风语，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在我耳边响。

连我的师兄李卫东，都特地跑来劝我。

“师弟，你是不是跟嫂子吵架了，故意赌气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要不，我去找刘厂-长说说，看这事还有没有得挽回？”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笑了笑。

“师兄，谢谢你。我没赌气，我想得很清楚。”

他看我态度坚决，只能长叹一声，走了。

那几天，我在厂里，感觉自己像个动物园里的猴子，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

我懒得理会。

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那三台宝贝疙瘩上。

一台车床，一台铣床，一台磨床。

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海德堡”牌，通体刷着绿色的油漆，虽然老旧，但关键部位依然闪烁着金属的冷光。

搬运它们，成了最大的难题。

这三台机器，每一台都重达数吨。

我一个人，根本没办法。

刘厂长信守承诺，帮我找了厂里的运输队。

但运输队也只负责用吊车把机器吊上卡车，送到我指定的地方。

可我连个地方都还没有。

我骑着那辆破“永久”自行车，在郊区转了好几天。

最后，在城乡结合部一个叫“下河湾”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废弃的旧砖窑。

砖窑早就不用了，四面漏风，屋顶上还有个大窟窿。

但胜在地方够大，租金便宜得跟白送一样。

一个月，五十块钱。

我跟窑主，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大爷，签了合同，一次性付了一年的租金。

六百块。

这是我当时手里全部的积蓄。

搬家的那天，下着小雨。

两辆“解放”大卡车，载着我全部的家当和希望，在泥泞的土路上颠簸着，开向那个破砖窑。

林岚没有来。

从我签字那天起，她就没再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们之间，隔着一堵冰冷的墙。

我理解她的怨，她的怕。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

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机器卸下来，安置好，运输队的人就走了。

偌大的砖窑里，只剩下我和三台冰冷的机器。

雨水顺着屋顶的窟-窿滴下来，打在地上，溅起一朵朵小小的水花。

我走到那台最熟悉的车床前，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它冰冷的机身。

就像在抚摸一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老伙计，”我轻声说，“从今往后，咱们就得相依为命了。”

机器没有回答我。

但我仿佛能听到它沉重的呼吸声。

那是属于工业时代的，最后的喘息。

接下来的日子，是前所未有的艰难。

首先是电。

这种工业机床，需要380伏的三相电，普通民用电根本带不动。

我跑了不知道多少趟电业局，说了不知道多少好话，递了不知道多少根烟，磨破了嘴皮子，才终于让一个老师傅动了恻用之心，答应帮我从附近的电线杆上，拉一根专线过来。

光是材料费和人工费，就花了我一千多。

这一千多，还是我厚着脸皮，跟我爸借的。

我爸什么都没问，把他存折上仅有的两千块钱都取了出来，塞到我手里。

“儿子，大胆干。赔了，回家来，爸养你。”

我拿着那两千块钱，手都在抖。

电通了，我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了工具、量具、原材料，还有一堆二手的铁皮柜。

然后，我开始了我漫长的，等待工作的日子。

我印了一盒最简单的名片。

上面只有我的名字，电话，和一行小字：

“承接各类高精度、非标机械零件加工。”

我骑着我的破自行车，跑遍了方圆几十里的所有工厂。

国营的，私营的，合资的。

得到的，几乎都是白眼和嘲讽。

“老师傅，你这套都过时啦！现在谁还用这个？我们都上数控了！”一个年轻的采购员，叼着烟，轻蔑地看着我。

“个人？我们不跟个人合作，太没保障了。”一个大腹便便的私营老板，挥手赶我，像赶一只苍蝇。

“高精度？你能做到多高？0.01毫米？吹牛吧你！我们德国进口的数控机床都不敢说次次保证！”

一个月下来，我一张名片都没发出去。

人跑瘦了十斤，脸也晒得黝黑。

每天回到那个破砖窑，看着三台静静趴窝的机器，心里就一阵阵地发慌。

我开始怀疑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错了？

我是不是真的把全家推进了一个火坑？

家里的气氛，也压抑到了极点。

我每天早出晚归，林岚当我是空气。

我们分房睡，一句话都不说。

家里的钱，已经快要见底了。

我甚至能感觉到，她看我的眼神里，除了失望，又多了一丝绝望。

转机，出现在第二个月的月底。

那天，我又在外面跑了一天，一无所获。

傍晚，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砖窑，却看到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桑塔纳”。

在当时，这可是不折不扣的豪车。

车上下来一个穿着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

他看到我，推了推眼镜，有些不确定地问：“请问，是陈辉陈师傅吗？”

我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是我，您是？”

“我姓王，是市里‘华兴电子’的采购科长。”他递过来一张名片。

华兴电子？

我听说过，是新成立的一家高科技企业，据说背景很深。

我心里纳闷，他们怎么会找到我这个犄角旮旯里来？

“王科长，您找我……有事？”

王科长苦笑了一下。

“陈师傅，不瞒您说，我们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找过来的。”

原来，他们公司从日本进口了一台高精密的贴片机，其中一个核心部件的传动轴，因为操作失误，磨损了。

这个传动轴，精度要求极高，公差范围只有0.005毫米。

他们联系了日本原厂，对方说更换一个，加上运费和关税，要两万块人民币，而且还要等三个月。

两万块倒是小事，可三个月，整条生产线都得停工，那损失就大了。

他们也找了市里好几家有数控机床的大厂，但要么是技术达不到，要么是嫌活儿太小，不愿接。

最后，不知道是谁，提起了我们红星厂有个技术特别牛的钳工，叫陈辉。

他们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通过刘厂长，才找到了我这里。

王科长一边说，一边打量着我的“工厂”。

当他看到那个漏雨的屋顶和满是泥土的地面时，眼神里的希望，明显黯淡了下去。

“陈师傅，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个活儿，您……您能干吗？”他问得小心翼翼，显然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我没说话。

我接过他递过来的图纸和那个已经磨损的传动轴。

图纸是全日文的，但我能看懂那些复杂的符号和数据。

我拿出我的游标卡尺，仔仔细-细地测量着那根传动轴的每一个部位。

它只有小拇指粗细，长约十厘米。

材料是特种合金钢。

磨损的位置，在轴承配合处，确实非常刁钻。

王科长看我半天不说话，以为我没把握。

“陈师傅，要是实在不行，也没关系……”

“能干。”

我打断了他。

他愣住了。

“您……您说真的？”

“真的。”我抬起头，看着他，“但价格不便宜。”

“价格不是问题！只要您能做出来，保证和原装的一样！”王科长激动得声音都有些变了。

“三天后，过来取。”我说。

“好！好！陈师傅，那就拜托您了！”

送走王科长，我立刻关上了砖窑的大门。

我的心，“怦怦”地狂跳。

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我打开所有的灯，整个砖窑亮如白昼。

我先是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把我那台德国精密车床，重新调试了一遍。

校准了主轴的同心度，调整了刀架的间隙，更换了新的传动皮带。

然后，我把我所有的工具，都在磨刀石上，重新打磨了一遍。

车刀，铣刀，甚至是一把小小的刮刀。

我爸说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手艺人，家伙什儿就是他的第二双手。

一切准备就绪，我才把那块合金钢棒料，小心翼翼地夹到了车床的卡盘上。

接下来的三天两夜，我几乎没有合眼。

整个砖窑里，只有机器的轰鸣声，和我沉重的呼吸声。

我像一个闭关修炼的绝世高手，将自己所有的精、气、神，都灌注到了眼前这个小小的零件上。

车削，粗加工，留出余量。

热处理，增加硬度。

然后是精磨。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我关掉了所有的大灯，只留下一盏聚光灯，照在砂轮和工件接触的那一点上。

我戴上护目镜，屏住呼吸，双手稳稳地推动着操作杆。

砂轮高速旋转，溅起一串串火星，像黑夜里绽放的烟花。

我能听见金属被切削的“滋滋”声。

我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那股独特的金属灼烧的气味。

我甚至能感觉到，砂轮每前进0.001毫米，我的心脏就跟着收缩一下。

那个时候，我完全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

我的眼里，只有这个零件。

我的世界里，也只有这个零件。

一遍，又一遍。

测量，打磨，再测量。

我的游标卡尺，是我最信赖的伙伴。

那冰冷的刻度，在我眼里，比任何语言都更精确。

终于，在第三天凌晨，当卡尺上的读数，稳稳地停在了图纸要求的那个数值上时。

我长长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整个人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一下瘫坐在了地上。

我成功了。

我看着手里那根在灯光下闪烁着幽幽蓝光的传动轴，它光滑如镜，完美无瑕。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这不是一根简单的金属轴。

这是我的尊严。

是我一个手艺人，站着吃饭的底气。

三天后，王科长如约而至。

当我把那根传动轴交到他手里时，他带来的一个日本工程师，当场就惊呆了。

那个工程师，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表情严肃。

他拿出随身携带的，比我的高级得多的数显千分尺，一遍又一遍地测量。

测量完，他对着零件，看了足足有五分钟。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不可思议。

他通过翻译，问了我一个问题。

“请问，您是用什么型号的CNC（数控机床）加工的？”

我笑了笑，指了指旁边那台绿色的，上了年纪的德国老车床。

“用它。”

翻译把我的话告诉了日本工程师。

那个工程师的表情，就像是看到了外星人。

他快步走到我的车床前，像抚摸一件稀世珍宝一样，抚摸着机身上那些斑驳的痕迹。

嘴里不停地用日语说着“斯国一”（厉害）、“信じられない”（难以置信）。

最后，他走到我面前，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您的技术，是我生平仅见。我为我之前的怀疑，向您道歉。”

那一刻，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王科长当场拍板，给了我五千块钱的加工费。

他说，这不光是加工费，更是对我这身手艺的尊重。

我拿着那厚厚的一沓“大团结”，手都在抖。

五千块。

我辛辛苦苦在厂里干一年，也拿不到这么多钱。

而我，只用了三天。

那天晚上，我揣着钱回了家。

我没有敲门，自己用钥匙打开了门。

林岚正坐在客厅里发呆，看到我，眼神复杂。

我把那五千块钱，放在了她面前的桌子上。

“媳妇，这是我挣的。”

她愣住了，拿起钱，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我。

“你……你哪来这么多钱？”她声音都在颤。

“我凭我的手艺，站着挣的。”

我说。

林岚看着我，看着我布满红血丝的眼睛，看着我满是油污的手，看着我脸上掩饰不住的疲惫。

她突然“哇”的一声就哭了。

她扑过来，紧紧地抱住我，拳头一下一下地捶着我的后背。

“你这个混蛋！你这个犟驴！你知不知道我这一个多月是怎么过来的！我以为……我以为我们这个家就要散了！”

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也抱着她，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了下来。

我们俩，就像两个在暴风雨中失散，又重新找到彼此的孩子，抱头痛哭。

那一晚，我们聊了很久。

我把我所有的想法，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坚持，都告诉了她。

她静静地听着，没有再反驳我。

天快亮的时候，她靠在我的肩膀上，轻声说：

“陈辉，对不起。我不该不信你。”

“以后，你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吧。”

“我陪着你。”

那一刻，我的心，前所未有的踏实。

华兴电子的这一单，成了我的敲门砖。

王科长成了我的义务宣传员。

很快，我的小“作坊”，在圈子里就有了名气。

“下河湾有个陈师傅，手艺神了，什么精密的活儿都能干！”

找我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有的是新产品的研发，需要做样品，数控编程太麻烦，成本高。

有的是进口设备坏了，配件买不到，或者太贵。

有的是一些特殊材料的加工，普通机床干不了。

这些在外人看来“费力不讨好”的“骨头”活，在我这里，都成了“香饽饽”。

我的业务，越来越忙。

我一个人，渐渐有些顾不过来。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的师兄，李卫东。

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他那个小卖部门口，跟人下象棋。

他拿了买断费，回老家开了个小卖-部，但生意很一般。

整个人看起来，比在厂里的时候，老了十岁。

那双曾经能锉出镜面的手，现在正捏着一个油腻腻的“车”。

我把我的来意一说。

他愣了半天，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师弟……我……我还能干活吗？”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师兄，说的什么话。你的手艺，我信得过。”

“只要你愿意，我那儿，永远有你的位置。”

李卫东二话不说，把小卖-部盘了出去，第二天就来我这儿报到了。

当他重新穿上那身熟悉的蓝色工装，重新握住冰冷的锉刀时，我看到他眼里，重新燃起了光。

后来，我又陆续找回了几个当年厂里技术过硬，但下岗后过得不如意的老师傅。

我的破砖窑，渐渐热闹了起来。

我们五六个人，每天围着那三台老机器，干得热火朝天。

我们没有先进的管理制度，没有漂亮的办公楼。

我们有的，只是对这份手艺的执着和热爱。

我们像一个原始的部落，用最传统的方式，守护着工业时代最后的荣光。

一九九八年，洪水滔天。

我们的小作坊，也迎来了一次“洪水”。

一个国外的医疗器械公司，通过华兴电子，找到了我。

他们有一批用于心脏手术的微创手术钳，钳头的咬合精度要求极高，误差不能超过0.002毫米，而且表面粗糙度要达到镜面级别。

他们找遍了国内好几家大型军工厂，都没人敢接这个活儿。

因为材料是特种的钛合金，加工难度极大。

他们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了我。

订单量不大，只有五十把。

但酬劳，高得吓人。

二十万。

人民币。

当时，这笔钱，可以在我们市里买两套最好的房子。

我看着图纸，沉默了。

0.002毫米。

这个精度，已经超越了我之前做过的所有挑战。

它几乎是传统机械加工的极限。

李卫东他们都劝我。

“小辉，这活儿太悬了，别接。万一搞砸了，我们这点家当全赔进去都不够。”

“是啊，二十万，太烫手了。咱们小本经营，稳当点好。”

我看着他们，又看了看那三台陪伴我度过最艰难岁月的老伙计。

我突然想起了刘厂长。

他当初让我要这套设备，不就是为了让我干别人干不了的活儿，站着把钱挣了吗？

如果连挑战的勇气都没有，我跟那些拿了钱去开小卖-部的，又有什么区别？

“这活儿，我接了。”

我说。

所有人都安静了。

我看着他们，一字一句地说：

“赔了，算我的。我把这作坊卖了，把家里的房子卖了，砸锅卖铁，也赔给人家。”

“但要是成了，这二十万，我们大家平分。”

李卫东看着我，许久，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好！师弟！我跟你干了！大不了一起回老家种地！”

“对！陈工，我们都听你的！”

那一刻，我感觉，我又回到了当年在红星厂，我们师兄弟几个一起搞技术攻关的夜晚。

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又回来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整个团队，都住在了砖窑里。

我们像一支准备攻坚的特种部队，对这个任务进行了无数次的推演。

分析材料特性，设计专用的夹具，改造我们的刀具。

光是试验，我们就报废了十几万的原材料。

我心疼得直哆嗦，但没有一个人说要放弃。

最后，还是回到了最原始，也最可靠的方法上。

手工研磨。

机器加工到0.005毫米的精度，剩下的0.003毫米，靠手。

这是一项枯燥到了极点，也考验人到了极点的工作。

我们几个人，轮流上阵。

用最细的研磨膏，配合特制的工具，在零件表面，一点一点地“磨”。

不能快，不能急。

手要稳，心要静。

感觉，全凭感觉。

那种在刀刃上跳舞的感觉，没有十几二十年的功力，根本找不到。

一个月后，当最后一批手术钳，通过了对方派来的德国专家的，堪称变态的严格检验时。

我们几个人，全都累瘫在了地上。

那个德国专家，叫汉斯，是个严谨到刻板的老头。

他举着其中一把钳子，对着灯光，翻来覆去地看。

然后，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了一句：

“Perfect.”

“It's not a tool. It's a piece of art.”（这不-是工具，这是一件艺术品。）

二十万，到账了。

我按照承诺，把钱分给了大家。

李卫东拿着属于他的那一份，手抖得像筛糠。

“师弟……我……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拍了拍他。

“师兄，这是你应得的。这是咱们用手艺，堂堂正正挣来的。”

有了这笔钱，我终于鸟枪换炮。

我租下了一个真正的标准厂房，添置了几台新的国产数控机床。

我的“下河湾精密仪器厂”，正式挂牌成立了。

开业那天，我特地把刘厂长请了过来。

他已经退休了，头发全白了，但精神很好。

我扶着他，在我的新厂房里参观。

看着那些崭新的机器，看着那些干劲十足的工人（很多都是我们红星厂的老同事），刘厂长感慨万千。

“小辉啊，我当初，没看错你。”

他拉着我的手，欣慰地说。

我把他拉到厂房的一个角落。

那里，用玻璃罩，罩着三台机器。

一台车床，一台铣床，一台磨床。

通体刷着绿色的油漆，擦得锃亮。

正是当年我从红星厂换来的那三位“老伙计”。

它们已经不再参与生产，但我把它们，当作我们厂的“镇厂之宝”，供在了那里。

“厂长，没有它们，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说。

“没有您，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刘厂长看着那三台机器，眼眶湿润了。

“不，小辉。不是我成就了你。”

“是你自己，成就了你自己。”

“是你对这门手艺的坚守，成就了你。”

他顿了顿，转过头，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说：

“时代变得再快，机器变得再先进，但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

“那就是匠心。”

“只要你心里，还存着这份匠心，你的路，就能走得很远，很远。”

……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的“下河湾”，已经从一个几-个人的小作坊，发展成了一个在国内精密制造领域，都小有名气的企业。

我们的产品，装在了国产的大飞机上，装在了遨游太空的神舟飞船上。

我儿子大学毕业后，没有接我的班。

他去了更前沿的领域，搞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他说，我这一套，太“苦”了。

他说，未来是属于智能制造的时代。

我没有反驳他。

他说得对。

时代总是在向前发展的。

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是会一个人，走到厂房的那个角落。

揭开玻璃罩，像当年一样，用棉纱，仔仔细细地擦拭那三台老机器。

我会闭上眼睛，静静地听。

我仿佛还能听到，它们在那间破砖窑里，日夜不息的轰鸣。

那声音，穿过了二十多年的岁月，依然清晰，依然雄壮。

它在告诉我。

一个手艺人，只要他的手艺还在，他的魂，就永远不会丢。

而他的故事，也永远，不会结束。

来源：小七闲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