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莞中医药文化具有相当深的渊源。明代以来，莞邑中医在跌宕中经历了高峰、低谷，从分散走向了集中。在这颇为戏剧性的发展背后，是中医界的有识之士对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坚守，以及为更好地适应社会而敢于变通的勇气。

东莞中医药文化具有相当深的渊源。明代以来，莞邑中医在跌宕中经历了高峰、低谷，从分散走向了集中。在这颇为戏剧性的发展背后，是中医界的有识之士对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坚守，以及为更好地适应社会而敢于变通的勇气。

在潮湿的春季，莞人喜爱喝“凉茶”祛除体内湿气，也会熏艾来消瘴杀毒预防感冒。这些日常的保健养生知识，究其根源，来自深厚的岭南中医药文化传统。

广东是岭南地区的核心区域，自古以来，便结合地方气候因素，摸索道地药材的使用，自成体系。据史料记载，唐代时期，人们已经开始使用草木、金石来治病疗伤，应对瘴疫。宋代以后，长江流域的医药学术传入岭南，又促进了岭南中医药学的发展，加上自身的成就，岭南中医药学成为具有浓郁岭南特色的医药学派。

翻阅文献，莞邑中医药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 据《岭南医徵略》记载，明清时期的莞籍名医有方桂元、李元弼、梁宪等人，分别著有《医方奇剂》《尊生要览》《医方杂说》等传世。此时，东莞中医中药渐盛，不但行医者增多，百姓也喜欢使用中草药、针灸来防病治病。但总体的社会风气尚处于分散的状态，未能形成气候。

（1965年12月1日，东莞县中医院正式成立，汇聚了一批中西医名家。）

据《东莞市卫生志》记载，1862年，莞邑第一家药材铺——万德堂在莞城开业。这段时期，莞邑不仅拥有了专门的中药店铺，还出现了几位颇有名望的中医。如以善治劳虚的钱谷人、精擅儿科的钱颖根等中医师。他们的医技在百姓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也让莞邑中医的名声传播到整个岭南地区。

清末民初，中医中药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医学派众多，形成以钱颖根为代表的温热学派，以邓寿生为代表的温补学派，以袁仰山、李翼农为代表的时疫学派以及以卢月湖、卢伯衡父子为代表的时方学派。此外，中医涉猎的科目也齐全，涵盖了小儿科、妇科、跌打骨科、眼科、外科杂症等门类。由于当时并没有专门的中医诊所，中医多为坐堂应诊。

其中，袁仰山、邓寿生两位中医，以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而著称。

据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年） ，鼠疫在东莞流行，当时莞城人口万余，患鼠疫而死者千余人。严重的疫情令许多医生都束手无策。袁仰山细研病症，用解毒活血峻剂，并按经络循行部位辅以引经佐使的药物，治愈了许多患者。

20世纪初，鼠疫再度流行，观众纷纷远走，许多医生也因为害怕被传染而停业。此时，袁仰山再度挺身而出，以驱疫济世为己任，主动为患者医治，当时被传为佳话。

袁仰山著作颇多，传给徒弟的有《医案》和《存疑》等手稿。后因社会动荡，除所著《鼠疫札记》由其徒弟李翼农整理发表传世外，其他医书和著作散失。

1922年，张子绳、卢月湖、邓寿生等多位有名望的中医组织并经县政府批准备案成立了民间组织——东莞县中医公会，以联络感情，增进医学知识。当时入会中医有394人。公会会务主要有四项便民举措：发赠诊券为民免费诊病、定期集会交流经验、保障中医权利、加强医药联系，而活动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会员入会费，不占百姓分毫。东莞县中医公会的成立，进一步促进了莞邑中医间的交流学习。

20世纪初，随着西医传入中国，中医渐受歧视、限制甚至排斥。1929年，主张西医观点的学者余云岫利用职务之便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方案。这项提案显然违背民心，并引发了大量中医药界人士及广大民众强烈抗议。

同年3月17日，当时国内200多个团体、300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表达意愿。最终，废止中医议案未被采纳。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医学界人士自此将每年的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以期弘扬中医中药，保障百姓健康。

虽然最终取得胜利，但“废止中医案”造成的影响极大，外界对中医依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排挤。为此，一些中医只好转行经商或执教。而坚守者只好开设私人诊所或开中医店兼坐堂行医，或走 街串巷“走江湖”为民众治病，借此养家糊口。莞邑中医出现人才凋零、后继乏人的局面。

此外，莞邑中医和中药店还面临着种种考验，比如开处方、配药需缴纳重税，筹资建中医留医所不获批等等。尽管世道艰难，但一批怀有悬壶济世之心的有心人并没有被击退，李翼农、叶仲衡、骆渠孙、刘篷洲、何炎燊等名中医，仍然坚守中医事业。

其中，名中医李翼农少年师从袁仰山，对名家专著，毕生潜心钻研。尤擅治温热病，屡用重剂，莞人皆称其为“李大剂”。如李翼农曾会诊一名17岁病人，该病人14天高烧不退，甚至昏迷、抽搐，原主诊医师施药后无果。李翼农认为，原主诊 医师的诊断、用药均无误，只是剂量还不够大，于是，将原药方中的100克石膏用至180克。病人持续服用5剂后，痊愈出院。

在那个年代，莞邑中医除了继续深造中医事业，也开始探究中西医共存之道。他们主张中医药学应该取长补短，努力探索中西医学的沟通渠道，由此衍生出“中西汇通派”。莞籍中医卢觉愚便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卢觉愚自幼在香港的英文学校念书，精通英文。他与主张中西医汇通的名医张锡纯书信交往多年，并凭借良好的英语基础，在其著作中引述现代医学新知。此外，卢觉愚根据外国专家的研究成果，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将针灸经穴与神经系统做了精细对比，此举开创了全国之先。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动荡，东莞中医遭受了严重打击。许多名老中医纷纷避难，导致不少医疗书籍散失，传艺授徒活动被迫停止。后随着人们生活的稳定，东莞对中医传统的逐渐重视，中医事业的发展呈现一派蓬勃之势。

1953年，在一批名老中医的推动下，组织成立了东莞县第一所中医联合诊所，由何炎燊担任所长。短短四年时间里，全县组成中医联合诊所12所，共64人，还有个体开业13人。此时，东莞中医从业人员渐成集中发展的雏形。

除了中医人员的集中，东莞中医资源也得到了统一管理。1959年至1960年，东莞发起了“献方”运动，将《莞城中医验方选》。其中，不乏李翼农、何炎燊等老中医的精选验方。其后，东莞编印出版了《民间验方单方选》,为日后中医的传承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1965年12月1日，东莞县中医院（东莞市中医院前身）正式成立。这是东莞中医从零散走向集中，提高效率的重要一步。当时，中医院汇聚了一批中西医名家，包括后勤工作人员在内，只有30余人。但医疗用房仅200多平方米，病床25张。这样的基础设施对于一家医院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而此时，东莞县 中医院便受到了挑战——麻疹的流行。

1978年12月，李翼农、何炎燊被授予“广东省名老中医”称号。图为何炎燊在给患者看诊。

麻疹是以往儿童常见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之一，据《东莞卫生志》记载，1961年至1970年期间，东莞共发病36215例。如何应对麻疹，解决患者的痛苦，成了摆在所有医师面前的一件大事。

那一年，东莞县中医院收治了一名2岁的小女孩，来诊时高烧不退。原来，小女孩在月初便患上了麻疹，但家长不够重视， 一直没有求医治疗，直至引发了并发症肺炎。何炎燊根据历代古方书中对麻疹的记载，研究出了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并应用到患儿身上，治好了小女孩的病症。

中医事业的良性发展带动了学术交流的形成。 1981年2月，东莞成立了中医学会。不但定期举行学术报告，还邀请上级中医院校教授专家作专题学术讲座。同时，每年还组织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交流。

随着我国对中医事业的重视，东莞中医地位不断提高。1978年12月，李翼农、何炎燊被授予“广东省名老中医”称号。截至2023年底，全市中医医疗卫生机构设置414家，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数3881人，中医床位数4201张。全市获得“广东省名中医”荣誉称号的有13人，建成各类中医重点（特色）专科89 个，建设名中医传承工作室98个，向基层延伸建设名中 医传承工作室分站38个，全市398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中医药服务覆盖率达100%。

撰文：郑家琪 欧雅琴

设计：钟雨晴

通讯员 麦炜源 林玉清

【作者】 郑家琪；欧雅琴；钟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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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