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0名中国原告要求日本政府为细菌战道歉、赔偿的诉求，全给驳回了。

这事儿得从一场“输”了的官司说起。

2002年8月27号，东京地方法院里头，空气都快凝固了。

法官面无表情地念完判决书， gavel 一敲，败诉。

180名中国原告要求日本政府为细菌战道歉、赔偿的诉求，全给驳回了。

理由冷冰冰的，叫什么“国际法里个人没权利向国家索赔”。

现场一片死寂，有些从中国赶来的老人家，眼泪当场就下来了。

可就在这时候，一个女人，原告团的总代表，叫王选的，她没哭。

她冲出法庭，对着外头一堆日本记者的“长枪短炮”，激动得脸都红了，大声说：“我们赢了！”

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懵了。

官司明明输得底裤都不剩，怎么还赢了？

这女人是不是气糊涂了？

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

时间倒回八年前，1994年。

那时候的王选，42岁，在日本搞语言学和教育心理学研究，是个正经的学者。

书读得好，路子也顺，眼看就要拿着全额奖学金去美国常春藤盟校深造，妥妥的精英人生剧本。

可就在动身前，她回了一趟老家，浙江义乌的崇山村。

这一趟，把她后半辈子的人生，彻底拐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

她记忆里的江南水乡，早就不是那个样了。

村里头，一群腿脚都不利索的老人，自己凑了个“对日索赔调查委员会”，正颤颤巍巍地想为几十年前的一场大灾难讨个说法。

王选一问，才知道这灾难，就出在自己家里。

她姑姑拉着她，一边掉眼泪一边讲。

那是1942年，日本人搞“浙赣战役”，飞机从天上往下扔东西，不是炸弹，是带着鼠疫杆菌的谷子、面粉、跳蚤。

王选那个才13岁的小叔叔，好奇心重，跑去看一个被扔在祠堂里发高烧的女人。

就这么看了一眼，回来也开始发高烧。

那个女人后来怎么样了？

被日本人拉走活活解剖了，说是要研究病菌效果。

她小叔叔呢？

村里人一听是鼠疫，吓坏了，谁都不敢沾。

亲戚们找了块门板，把他抬到荒山沟里扔了。

大冬天的，她姑姑躲在远处，亲眼看着自己的弟弟，在地上打滚，身上慢慢变黑，最后缩成一团，活活疼死、冻死。

这不是一家一户的事。

整个崇山村，400多口人就这么没了，王选家里头，沾亲带故的就死了八个。

日本人为了把证据抹干净，一把火烧了整个村子，420多栋老房子，几代人的家底，全成了灰。

完了还假惺惺派来“防疫部队”，实际上是逮着还没死透的村民，不打麻药就开膛破肚，说是要采集样本。

听完这些，王选愣住了。

去美国的机票、象牙塔里的学问，跟脚底下这片土地里渗着的亲人血泪比起来，一下子变得轻飘飘的，没分量了。

她心里有个声音在喊：你不能走，你得留下。

她没半点犹豫，撕了去美国的计划，转头就给日本一个叫“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的民间组织打了电话。

电话里，她就一句话：“我是义乌人，这事我不管谁管。”

从那天起，王选的人生就只剩一件事了：掰扯。

她一个搞语言学的，硬是把自己逼成了半个侦探、半个律师。

她跑到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那地方解密的二战档案堆得像山一样。

她就一头扎进去，不分白天黑夜地翻。

她懂中文、日文、英文，正好派上用场。

她要找的，不是故事，是铁证。

因为她知道，到了法庭上，光有眼泪没用，得拿出白纸黑字的证据，才能让对方哑口无言。

证据找得差不多了，诉讼也提上日程。

1996年，在日本东京开记者招待会，准备把这事儿公之于众。

王选也去了，可到现场一看，她心里咯噔一下。

台上坐着一排人，全是日本律师，个个西装革履，拿着法律条文在那儿分析，商量着怎么打这场官司。

台下坐着的，是几十个从中国农村接过来的受害者老人，他们听不懂日语，也听不懂那些法律术语，只能一脸茫然地看着。

那一刻王选心里特不是滋味。

这是中国人的官司，是中国人的血泪，怎么到头来，连个说话的中国代表都没有？

这些日本友人是好心，可他们没法体会那种刻在骨子里的疼。

她看着台下那些老人的眼睛，那里面是对自己同胞的指望。

她没多想，直接站了起来，对着台上说：“请给我一个位置。”

现场一下就静了。

所有人都看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中国女人。

日本律师们有点意外，但王选没给他们反应时间，她把自己往台上一亮：第一，我懂三国语言，来回沟通、查资料，我行；第二，我不要一分钱，所有开销自己掏，不存在利益问题；第三，也是最要紧的，我是受害者家属，我能代表台下这180个原告，能代表那些死了的人说话。

这几句话一说，掷地有声。

她不是在商量，是在拿回本该属于中国受害者的话语权。

就这么着，她成了180名原告的“总代表”，这个手无寸铁的女学者，成了这支特殊“军队”的总司令，准备在东京打一场硬仗。

1998年，官司正式开打。

王选穿着一身素净的衣服，站上了原告席。

她身后，是180个家庭的希望，更是背后数不清的冤魂。

她对着法官，不哭不闹，就是一字一句地讲道理：

“二战时，只有日本用过细菌武器…

…

这么大的罪，要是随随便便就能一笔勾销，那还要法律干什么？

还要良心干什么？”

她把那些烂了脚的农民、那些一辈子活在贫病里的人的故事，一个个摊开在法庭上。

每一次开庭，她都像扒一层皮。

从1998年到2002年，来来回回开了28次庭。

她把自己的积蓄差不多都花光了，好几次在法庭上说到亲人的惨死，都忍不住掉眼泪，但擦干了，接着说，接着战斗。

所以，当2002年那个“败诉”的判决下来时，别人都觉得天塌了，只有她觉得，天亮了。

她为什么说“赢了”？

因为在那份冰冷的判决书里，藏着一句话。

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在正式的法律文件里，白纸黑字地承认了：旧日本军队，当年确实在中国，有组织、有规模地研究、制造并且使用了细菌武器，罪行“罄竹难书”。

这个被日本政府藏着掖着、死不承认了快60年的秘密，终于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王选从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那点赔偿金。

她要的，是日本政府必须面对历史，是全世界都必须知道细菌战的真相。

从这个角度看，这哪里是输，这分明是一场大胜。

美国有个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叫谢尔顿·哈里斯，他后来写书，给了王选一个极高的评价，他说：“要是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能把日本给说沉了。”

官司打完，王选拿了个“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奖。

颁奖词写得挺好，说她“用柔弱的肩膀，担负起历史的重任”。

但王选自己没把这当回事，她觉得事儿还远没完。

她把重心转回国内，继续往下挖。

她发现，当年遭殃的，远不止浙江一个地方，大半个中国都留下了日本细菌部队的魔爪。

时间不等人，那些亲历者，一个接一个地走了。

这场跟遗忘的赛跑，越来越急。

王选最盼望的，是有更多人能站出来，一起干这件事。

有人问她，你图什么？

她就一句话：“我亲眼看见了那些伤疤，我就没办法扭过头去，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诉讼早就结束了，上诉也最终被驳回。

但王选没有停下来，她继续在中国的各个村庄里走访，记录下更多即将消失的名字和故事。

参考文献：

Harris, Sheldon H. Fact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19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 Revised ed., Routledge, 2002.

Kyodo News. "Court nixes germ war victims' damages claim." The Japan Times, 28 Aug. 2002.

中央电视台. “《感动中国》2002年度人物评选：王选”. 2003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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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忆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