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9年2月上旬的一个清晨，北京西城南横街21号宿舍里电话骤响，话务员只说一句：“中央决定，把彭总生前应得的存款和补发工资一并交你，经费共四万八千元。”浦安修握着听筒愣住了，随手在日历背面写下数字，又在旁边划了一道杠——那道杠，她后来解释，是提醒自己：这笔钱

1979年2月上旬的一个清晨，北京西城南横街21号宿舍里电话骤响，话务员只说一句：“中央决定，把彭总生前应得的存款和补发工资一并交你，经费共四万八千元。”浦安修握着听筒愣住了，随手在日历背面写下数字，又在旁边划了一道杠——那道杠，她后来解释，是提醒自己：这笔钱属于国家，不属于个人。

整理资金去向之前，浦安修先给自己立了三条规矩：不搬家、不提级、不改变日常开销。她当时每月工资七十七元，依旧坐公交，买菜只去离家最近的早市。有人劝她：“给自己宽裕点吧。”她摇头，反问一句：“宽裕是口袋鼓起来，还是心里踏实？”声音不高，却把对方问得哑口无言。

钱必须花出去，可怎么花才算对得起彭总？浦安修从晚饭后坐到深夜，一张旧式圆木桌上摊开三本簿子：一页列亲属，一页列战友，一页留给家乡。她想起彭总生前常说的那句湘音未改的话：“日子要奔前头走，人心得记背后人。”于是第一笔，一万元捐给湘潭乌石小学，盖教室、买课桌。第二笔，一千元划给彭家老屋所在的生产队，修水渠补桥面。她写到账本边角：乡里先富，孩子先读。

接下来是“战友栏”。八名侄子侄女，每人六百元；老警卫景希珍，秘书綦魁英，司机赵凤池，各一千元。旁人惊叹：“给警卫员也这么多？”浦安修轻声一句：“枪口朝外，人却守在他身边二十年，该感谢。”短短一句，包含了她对那段烽火岁月的敬意。

第三天，她带着五千四百四十元来到中组部交党费。工作人员小声提醒：“数额太大，要不要缓交？”浦安修摆摆手：“我是老党员，不是散财童子，这叫还账。”语气平常，却透着倔强。随后又补还了追悼会借款及印刷遗像的一千余元，至此账面已用掉三万八千元整。

有人好奇，剩下一万元怎么处置？浦安修拿出一张表格，上面打印着“上交国家建设资金”八个字，旁边盖了她自己的印章。她说：“社会还需要钱做院线、修公路，比我留在手里更有用。”这笔钱最终汇入财政部专项账户，无声却掷地有声。

钱之外，还有遗物。那支陪彭总走过抗美援朝的勃朗宁手枪，被送入军事博物馆。十七英寸老上海牌黑白电视机和一架半导体收音机，归北京军区史馆收藏。至于那块已经走慢了的苏制手表，她包起交给侄女彭魁：“你念书刻苦，留作纪念，不准卖钱。”侄女点头，泪水没掉下来，只“嗯”了一声。

分配完毕，浦安修的抽屉里只剩几本书——《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和一本发黄的《抗日战争地图集》。她拍了拍书脊，自言自语：“资本是精神。”房间里没人接话，窗外的槐树沙沙作响，像是在附和。

处理完遗产，浦安修开始整理彭德怀资料。那年她五十八岁，背不离相机，手不离速写本。为了一句口述，她在太行山下等到凌晨；为了核实一个营的番号，她翻遍延安时期作战记录。风餐露宿，她只说一句：“活着的人多走一里路，牺牲的人就少被忘一分。”

1981年，《彭德怀自述》付梓，首印两百九十万册，稿费到账前她已写好捐赠信，一笔汇给左权县三所山区中学。出版方负责人不解：“您自己不留？”浦安修笑出了声：“我留不留，彭总都不会怪我；可孩子们读不读书，他会着急。”

1991年5月2日，浦安修因病去世。遵照遗嘱，家中全部家具、书籍归旧居所在地机关福利室，连同那张刻满铅笔印的圆木桌。桌面中央，一点暗红水渍仍在，那是1979年她记录“48000”时打翻茶杯留下的痕迹。茶渍未擦，数字已花，却见证了一位革命者遺属对这笔钱的最终答卷：该付的付清，该交的交公，该赠的赠人。淳朴、干脆、不拖泥带水，颇有彭总当年“横刀立马”的影子。

来源：芹梦轩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