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只看国内考公卷！留学生海外 “上岸” 热潮，背后藏着 3 大无奈

摘要：十年间，不少岗位招聘门槛从大专升至研究生，但报录比仍屡破 1:1000，激烈的竞争压力倒逼部分年轻人将 “考公战场” 延伸至海外，日本、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成为主要目标。

国内考公竞争已进入“超千万人厮杀” 的白热化阶段。

2025 年国考报名人数达 341.6 万，较十年前的 141 万增长超 1.4 倍，若叠加各省省考、事业单位招聘，全年考公总人数突破千万大关。

这一浪潮下，“上岸” 的定义悄然改变 —— 从过去年轻人 “北漂南下” 闯荡职场，变为如今应届生优先选择回老家考公，“稳定” 成为这代人职业选择的核心关键词。

然而，国内考公难度飙升远超想象。

十年间，不少岗位招聘门槛从大专升至研究生，但报录比仍屡破 1:1000，激烈的竞争压力倒逼部分年轻人将 “考公战场” 延伸至海外，日本、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成为主要目标。

近五年，中国学生申请海外公务员岗位的数量以每年 20% 的速度递增，2024 年加拿大有超 500 名中国留学生申请公务员职位，同比增长 30%；2023 年日本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外国籍人士中，中国人占 83 人；即便新加坡某行政岗位招聘 300 人且竞争烈度远超国内，仍有 10 名中国留学生成功入职。

海外考公热潮的兴起，与部分国家主动放宽政策密切相关。

日本部分地区取消了公务员考试的国籍限制，吸引掌握中文的国际人才；奥地利旅游名镇哈尔施塔特为推动旅游业发展，公开招募中文人才填补公职岗位；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则通过管培生项目，定向引进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应届毕业生，这些政策调整为中国年轻人海外“上岸” 打开了通道。

但与国内“铁饭碗” 不同，海外公务员岗位普遍缺乏稳定性。

美国约 90% 的公务员为合同制，可能因项目结束、预算削减等非个人原因被解雇，仅有 10% 为终身制；日本自 2000 年起推行 “地方公务员灵活雇佣制度”，允许地方政府以短期合同雇佣人员，合同到期后可不再续签；欧洲多国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打破 “终身任职” 传统，绩效评估、合同续聘成为常态；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更推行 “绩效合同制” 与 “跨部门竞聘”，互联网行业的 “末位淘汰” 规则在公职体系中同样适用。

即便稳定性不足，海外公务员岗位对中国留学生仍有致命吸引力—— 它是实现 “身份留存” 的重要跳板，堪称一种 “身份策略”。

在澳大利亚，留学生若通过公职工作获得稳定签证，可进一步申请绿卡；在奥地利，中国留学生凭借 “红白红卡 +” 的公职身份，能为后续职业生涯发展奠定基础。

此外，传统 “铁饭碗” 认知的潜意识影响也不可忽视，对家长而言，“孩子在发达国家考公上岸” 远比 “在省内私企打工” 更有面子，这种社会观念进一步推动了海外考公趋势。

不过，海外考公短期内难成主流。

从根源来看，海外考公与国内考公本质相同，均属“被迫趋势”—— 若国内互联网、金融行业仍处于上升期，留学生更倾向回国享受 “海归红利”；若国内考公竞争不那么激烈，追求稳定的年轻人会优先选择回国 “上岸”；若海外大厂工作易获取且能解决身份问题，也无需通过考公 “另辟蹊径”。

数据显示，2024 年留学生回国就业首选企业类型中，国有企业占比 58%，外资企业 17%，民营企业 15%，政府机构仅 8%，创业更是低至 2%，可见回国仍是主流选择。

从岗位性质来看，海外公职岗位多为短期合同工，缺乏长期保障。

以日本 JET 项目为例，虽隶属于公共服务系统，但本质是 “文化交流型” 岗位，合同一年一续，最长服务期仅 5 年；德国部分公职岗位为 4 年期合同，到期后基本无法续签。

同时，海外 “上岸” 还面临语言障碍、文化差异、身份标签等多重挑战，从业者需额外投入时间参与方言课程、社区活动以打破壁垒，工作状态与 “清闲” 无关。

不少通过海外考公完成 “身份策略” 的留学生坦言，长远规划仍是回国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海外考公浪潮背后，是中国高学历红利向全球蔓延的信号。

尽管出国门槛限制了多数人的选择，且海外考公短期内难成气候，但这一现象已预示：未来海外更多行业可能因中国高学历人才的涌入，产生新的职业空间，而“上岸” 的定义，或许将随这一趋势继续演变。

兼听则明

海外考公热潮，是当代中国年轻人职业选择焦虑与全球人才流动交织的缩影，既折射出国内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也反映出全球化背景下“稳定” 需求的新变化，其背后的深层逻辑与潜在影响值得深入探讨。

从国内就业市场来看，千万人考公与海外“上岸” 的双向趋势，本质是 “优质岗位供给不足” 与 “高学历人才过剩” 的矛盾外化。

近十年来，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从 630 万增至千万级，高学历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但互联网、金融等曾承载大量高学历人才的行业增速放缓，优质企业岗位竞争加剧；而体制内岗位因福利完善、抗风险能力强，成为 “避风港”。

当国内体制内岗位无法容纳千万级求职者时，部分具备海外留学背景、经济条件的年轻人，自然会将目光投向政策放宽的海外公职市场，形成 “国内卷不动，海外找机会” 的路径依赖。

这种选择看似 “另辟蹊径”，实则是就业焦虑的延伸 —— 年轻人并非主动拥抱海外职场，而是在国内竞争压力下的被动突围。

从全球人才流动视角看，海外考公热潮是“技能型移民” 向 “公职型移民” 延伸的新现象。

过去，中国留学生海外就业多集中在科技、金融、教育等市场化领域，通过专业技能获取工作签证与移民资格；如今，部分国家将公务员岗位向国际人才开放，本质是对 “中文技能”“跨文化沟通能力” 的需求 —— 日本、奥地利需要中文人才服务国际交流，澳大利亚通过管培生项目吸纳年轻劳动力，这些岗位的开放并非 “全球人才平权”，而是基于本国发展需求的选择性引进。

中国留学生选择这些岗位，本质是用 “公职服务” 换取 “身份资格”，是一种 “技能换身份” 的变形，而非对海外公共服务事业的主动认同。

这种 “身份策略” 虽能短期解决签证与移民问题，但长期来看，合同制岗位的不稳定性、文化融入的难度，可能导致 “身份到手后仍需重新规划职业” 的困境，反而加剧职业焦虑。

更值得警惕的是，海外考公热潮可能强化“稳定至上” 的职业价值观，对年轻人的职业发展产生隐性制约。

从国内 “考公热” 到海外 “上岸潮”，“稳定” 始终是核心诉求，这种价值观的盛行，可能让年轻人忽视职业发展的 “长期成长性”—— 海外公职岗位多为事务性工作，技术含量与晋升空间有限，长期从事此类工作可能导致专业能力退化；而国内互联网、创业等领域虽风险高，但能提供快速成长的空间与核心技能积累。

若大量高学历人才陷入 “为稳定而放弃成长” 的误区，不仅会浪费个人潜力，也可能导致社会创新活力不足 —— 毕竟，一个国家的发展既需要体制内的稳定保障，也需要市场化领域的创新突破，过度偏向 “稳定” 的职业选择，可能造成人才资源的错配。

不过，海外考公热潮也并非全无积极意义。

一方面，它推动中国高学历人才参与全球公共服务，客观上促进了中文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 日本、奥地利的中文公职岗位，本质是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的体现，中国留学生在这些岗位上的工作，能成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另一方面，高学历人才向海外公职领域流动，也为全球公共服务注入新活力，中国年轻人的高效、严谨特质，可能推动部分国家公职服务效率提升。

长远来看，要缓解“千万人考公” 与海外 “上岸” 的焦虑，关键仍在国内就业市场的结构性优化 —— 既要扩大优质企业岗位供给，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成长型机会；也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市场化岗位的 “抗风险成本”，让 “稳定” 不再是体制内的专属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