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西方主流媒体之一，《华尔街日报》以其在财经、文化领域的深度报道与专业视角著称，其读者群体涵盖国际政商人士、文学研究者及文化爱好者，对全球文化趋势的解读常具有风向标意义。自2012年莫言斩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被公认为全球最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
转自写作杂谈
作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西方主流媒体之一，《华尔街日报》以其在财经、文化领域的深度报道与专业视角著称，其读者群体涵盖国际政商人士、文学研究者及文化爱好者，对全球文化趋势的解读常具有风向标意义。自2012年莫言斩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被公认为全球最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以来，《华尔街日报》便持续聚焦这位中国作家，从文学创作、作品价值、获奖效应到文化影响等多个维度展开分析。其评价既体现了西方媒体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度认知与专业解读，也折射出全球化浪潮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力的变迁，更成为观察中西方文化对话的重要窗口。
一、对莫言文学成就的基本评价：从独特风格到历史突破
《华尔街日报》对莫言文学成就的认可，首先立足于其不可复制的创作风格与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该报明确指出，莫言的作品在叙事手法、语言表达与主题呈现上均呈现“独一无二”的特质，并将其与威廉·福克纳、查尔斯·狄更斯、弗朗索瓦·拉伯雷等西方文学巨匠相提并论——这一对比并非简单的风格类比，而是对莫言文学高度的肯定。福克纳以“约克纳帕塔法县”构建了美国南方的文学宇宙，擅长用意识流与南方哥特式风格剖析人性与历史；狄更斯以批判现实主义笔触描绘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百态，兼具社会关怀与叙事张力；拉伯雷则以荒诞幽默的叙事揭露中世纪教会的虚伪，充满狂欢化色彩。而莫言的创作既吸收了这些西方经典作家的艺术养分，又深深扎根于中国乡土文化土壤，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独特风格。
瑞典文学院终身秘书彼得·恩隆德（Peter Englund）——这位在国际文学评价领域具有极高权威性的学者，曾向《华尔街日报》直言：“只需读半页莫言的作品，就知道是莫言写的。”这一评价精准点出了莫言创作的高度辨识度：无论是充满乡土气息的方言词汇、天马行空的民间想象，还是对人性深层欲望的赤裸书写，都构成了其独有的“文学指纹”。这种辨识度不仅源于技巧层面，更源于莫言对中国乡村历史与人性的深刻洞察——他以个人记忆与集体经验为蓝本，将中国农村的苦难与坚韧、荒诞与真实熔铸为文学史诗，让全球读者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魅力。
更重要的是，《华尔街日报》将莫言的诺奖获奖视为打破文学奖项“地域垄断”的历史性事件。在2012年诺奖公布前，该报便敏锐关注到莫言在博彩公司的诺奖候选人赔率中位居前列——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国际文学界对其关注度持续攀升的信号。彼时，诺贝尔文学奖虽号称“全球奖项”，但长期以来多被欧洲作家包揽（2000-2011年间，欧洲作家获奖次数占比超60%），非欧洲作家尤其是中国当代作家的身影极为罕见。莫言获奖后，《华尔街日报》特别强调其“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大陆本土作家”的身份，指出这一头衔不仅让莫言本人迅速跻身全球文学焦点，更让世界文学界重新审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力，为非欧洲文学在诺奖舞台上争取了更多话语权。
二、对莫言代表作品的评论：魔幻与乡土的融合叙事
在对莫言作品的解读中，《华尔街日报》将《生死疲劳》视为其艺术成就的集大成之作，认为这部作品最能体现莫言的创作风格与文学价值。该报援引弗吉尼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查尔斯·劳克林（Charles Laughlin）的观点，指出莫言的小说以“粗鄙的、乡村式的语言”构建了真实的农村语境——这种“粗鄙”并非低俗，而是对乡村生活本真状态的还原，比如作品中对农民劳作场景的直白描写、对民间俗语与脏话的自然运用，让读者仿佛置身于山东高密的田野间；同时，作品又融入“先锋派的想象”，通过荒诞的情节与超现实的设定，赋予乡土叙事以魔幻色彩，最终形成“神话般荒诞的特质”。
《生死疲劳》的核心叙事框架——地主西门闹历经驴、牛、猪、狗、猴、人的六道轮回，本身就是极具想象力的设定。《华尔街日报》深入分析这一框架的文学价值：每一次轮回对应的不仅是西门闹身份的转变，更是中国乡村社会50年的历史变迁——驴的阶段对应土地改革时期，西门闹以驴的身份见证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与阶级斗争的残酷；牛的阶段恰逢人民公社时期，他以牛的忠诚与坚韧，折射出农民在集体化运动中的生存状态；猪、狗、猴的阶段则覆盖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动物视角展现市场经济对乡村伦理的冲击；最终人的阶段，西门闹转世为“蓝千岁”，以旁观者的身份回望历史，完成对人性与命运的反思。这种将个人轮回与时代变迁相结合的叙事，既避免了历史叙事的宏大空洞，又通过动物视角的“陌生化”处理，让读者以更客观的态度审视历史。
《华尔街日报》进一步指出，这种叙事手法“反映出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对他的影响”——福克纳的“多视角叙事”让莫言学会通过不同角色的眼睛观察世界，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则为其提供了将现实与幻想融合的技巧；但莫言并未照搬西方模式，而是将这些技巧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结合：轮回观念源自佛教文化，动物叙事呼应了中国民间“万物有灵”的信仰，乡土场景则扎根于中国农村的真实经验。这种“本土化改造”让《生死疲劳》既具备国际化的文学表达，又充满中国文化的独特韵味。
此外，《华尔街日报》还对莫言的其他代表作进行了梳理，认为《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等作品共同构成了其“以历史和社会为视角，用现实与梦幻融合创造感观世界”的创作风格。《红高粱家族》以抗日战争为背景，通过“我爷爷”“我奶奶”的爱情故事与高粱地的意象，展现了中国农民的生命力与反抗精神，语言充满激情与张力；《丰乳肥臀》以母亲上官鲁氏的一生为主线，串联起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迁，通过对母亲形象的塑造，探讨了人性、母爱与时代的关系；《檀香刑》则聚焦清末的酷刑“檀香刑”，以极致的暴力描写揭露封建专制的残酷，同时融入民间戏曲元素，形成“残酷与诗意并存”的独特风格。这些作品虽题材各异，但都延续了莫言“魔幻与现实交织、历史与个人共生”的核心特质，也正是这种特质让其作品在国际文学界获得广泛认可。
三、对莫言获奖报道的角度与意义解读：实用主义视角下的文化价值
与部分媒体过度聚焦莫言作品的文学价值或政治隐喻不同，《华尔街日报》作为兼具商业属性的媒体，其报道呈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特征——更关注诺奖这一“荣誉符号”带来的实际影响，尤其是对莫言作品传播与销售的推动作用。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奖当日），该报便在报道中明确指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能为莫言的作品赢得更广泛的读者”，并以2011年诺奖得主、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ömer）为参照，用具体数据佐证这一观点：特兰斯特罗默的作品在获奖前，全球年销量仅约3000册，且多为小众诗歌爱好者购买；获奖后，其作品销量迅速攀升至17000册，涨幅超460%，且读者群体从诗歌爱好者扩展到普通文学读者，多个国家的出版社纷纷推出其作品的译本。《华尔街日报》通过这一案例，间接暗示莫言作品可能迎来的“销量爆发”，既体现了其对文学市场规律的把握，也反映了西方媒体对“诺奖经济效应”的关注。
在对莫言获奖意义的解读上，《华尔街日报》提出“双重象征意义”的观点：一方面，这是中国软实力水平提升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文化领域影响力的增强。该报指出，“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而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国际认可程度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在此之前，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多集中于传统文化领域（如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武侠小说的海外流行、京剧等传统艺术的海外演出），当代文学的国际关注度相对较低；而莫言的诺奖获奖，打破了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刻板印象——以往西方部分媒体将中国当代文学简化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认为其题材单一、艺术手法僵化，而莫言的作品以多元的主题、精湛的技巧证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高度，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更有充满活力的当代创作，这无疑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具象化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并未直接预测莫言作品的具体销量增长幅度，而是通过“案例类比+间接评论”的方式表达观点。这种谨慎态度背后，是对“文学商业价值与艺术价值平衡”的思考：该报既认可诺奖对文学传播的推动作用，也担心过度强调销量会忽视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正如其在报道中隐含的观点：莫言的价值核心在于其作品对人性与历史的深刻思考，而非单纯的销量数字；诺奖的意义在于让更多人接触到优秀的文学作品，而非将文学异化为商业消费品。这种“平衡视角”，体现了《华尔街日报》作为主流媒体的专业素养，也避免了对文学价值的片面解读。
四、对莫言获奖后影响的分析：从短期效应到长期价值
尽管《华尔街日报》未直接提供莫言作品获奖后的具体销售数据，但其对“诺奖效应”的分析具有前瞻性，且后续的市场表现与文化现象均验证了这一分析。该报通过特兰斯特罗默的案例暗示诺奖对作家作品销量的推动作用，而莫言获奖后的市场反应远超预期：在国际市场上，2013年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全球最大的图书版权交易平台与文化交流盛会，莫言成为绝对的焦点人物。书展期间，莫言的作品展区人头攒动，多家国际知名出版社（如美国的企鹅出版社、英国的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纷纷与中国出版社签约，争取莫言作品的海外翻译与出版权；同时，莫言参与的文学论坛、读者见面会场场爆满，西方媒体对其关注度远超其他参展作家，这一现象直接印证了《华尔街日报》对“诺奖提升作家国际曝光度”的判断。
从国内市场来看，莫言获奖后的“诺奖效应”更为显著且具有持久性。根据中国新闻网2015年的报道，莫言成为15年来（2000-2015年）最受中国读者喜爱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作品在获奖后的月均销量达到获奖前的199倍——获奖前，莫言的作品月均销量约为5000册，且多集中于文学爱好者群体；获奖后，月均销量飙升至近100万册，《生死疲劳》《红高粱家族》等代表作多次加印，甚至出现“一书难求”的现象，读者群体也从文学爱好者扩展到普通大众，包括学生、职场人士等非传统文学读者。2020年，莫言出版《晚熟的人》——这是其获诺奖后的首部小说集，作品聚焦中国当代农村的社会变迁与人性百态，延续了其“乡土叙事+人性反思”的风格，上市后销量迅速突破近百万册，成为当年的文学畅销书。这一现象表明，“诺奖效应”并非短期的“热度爆发”，而是转化为长期的“读者黏性”，莫言通过持续的优质创作，将诺奖带来的关注度转化为稳定的读者群体，这也印证了《华尔街日报》对“诺奖长期影响力”的预判。
在国际影响力的长期维度上，《华尔街日报》认为莫言获奖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次重要胜利。该报指出，莫言的作品在西方世界获得广泛认可，不仅提升了中国文学的国际地位，更为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提供了“有效路径”——以往中国文化“走出去”常面临“文化折扣”问题，即由于文化差异导致海外受众难以理解；而莫言的作品以“人性”为核心主题（如对苦难的抗争、对欲望的审视、对命运的思考），这些主题具有普遍的人类共鸣，同时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降低了文化理解的门槛，让西方读者能够跨越文化差异，感受中国农村的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截至2025年，莫言的作品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海外图书馆收藏量达9289家，位居中国作家之首——这一数据远超其他中国当代作家（如余华的海外图书馆收藏量约为3000家，苏童约为2500家），充分体现了莫言在国际文学界的影响力。此外，莫言还多次受邀参加国际文学活动（如美国国家图书奖颁奖典礼、英国伦敦书展），成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的“代言人”，这无疑是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提升的重要标志。
五、《华尔街日报》评价的深层逻辑：西方视角下的中国文学认知
《华尔街日报》对莫言的评价，本质上体现了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定认知框架——该报将莫言视为“中国的卡夫卡”或“新卡夫卡”，这一标签既包含对莫言文学价值的肯定，也折射出西方媒体以“西方文学范式”解读中国文学的思维习惯。弗朗茨·卡夫卡是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其作品以荒诞的情节、隐喻的手法剖析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与困境（如《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成甲虫的设定，象征现代人的生存焦虑）；而莫言的作品中，也充满类似的“异化”叙事——《生死疲劳》中地主西门闹转世为动物，既是对历史暴力的隐喻，也反映了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力与异化；《丰乳肥臀》中母亲上官鲁氏的多子命运，象征着人在历史苦难中的挣扎与异化。《华尔街日报》通过“卡夫卡”这一西方读者熟悉的文学符号，帮助西方受众理解莫言作品的核心主题，同时也暗示：莫言的创作虽扎根中国本土，但其对人性的思考具有“世界性”，能够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形成对话。
从文化软实力视角来看，《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反映了西方媒体对“中国崛起”的文化回应。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提升，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从经济、政治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而莫言的诺奖获奖，恰好成为西方媒体观察中国文化影响力的“窗口”。该报认为，莫言获奖并非偶然，而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战略”长期推进的结果——中国政府通过设立国际文学奖项、支持作家海外交流、推动作品翻译出版等方式，为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创造了条件；而莫言的作品以其艺术高度，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标杆”。这种解读虽带有一定的“战略化”色彩，但也客观反映了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现实：莫言的成功既是个人创作的胜利，也离不开国家层面对文化传播的支持，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影响力提升的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华尔街日报》的评价也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一方面，该报高度认可莫言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国际影响力，认为其打破了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其报道也隐含对“华语文学海外影响力有限”的客观分析，指出“尽管莫言获得了诺奖，但华语文学在海外的整体影响力仍难以与英语、法语文学相比”。这种矛盾性恰恰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文化互动的复杂性：莫言的成功证明了中国当代文学具有走向世界的潜力，但华语文学的整体海外传播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优秀翻译人才的缺乏（汉语与西方语言的语法、文化差异较大，精准翻译难度高）、海外出版渠道的有限（西方主流出版社对华语文学的关注度仍较低）、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障碍”（部分作品中的乡土元素、历史背景难以被西方读者理解）。《华尔街日报》的这种“矛盾评价”，既避免了对中国文化影响力的过度夸大，也为观察华语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客观视角。
六、2025年视角下的莫言与《华尔街日报》：长期关注与新动态
截至2025年10月，《华尔街日报》尚未发布关于莫言的2025年新评论，但莫言在2025年的两项重要动态——新书出版与国际获奖，已引发国际文学界的关注，也可能成为《华尔街日报》后续报道的焦点。2025年9月，莫言出版新书《不被大风吹倒》，这是一部散文集，不同于其以往的小说创作，作品以“个人成长”为主题，收录了莫言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对文学创作的思考、对人生困境的感悟，语言质朴而真诚，如文中回忆童年在高密农村的艰苦生活，却强调“苦难是文学的源泉”；探讨文学创作时，提出“作家要保持对生活的敏感，对人性的敬畏”；面对人生困境时，主张“以坚韧的心态对抗风雨，不被大风吹倒”。该书出版后，国内反响热烈，上市首月销量突破50万册，文学评论界认为其“展现了莫言创作的另一种可能性——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细腻的个人抒情，让读者看到了作家更真实、更柔软的一面”。
2025年10月，莫言获得俄罗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外国文学奖，这一奖项以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的故居“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命名，是俄罗斯最具权威性的文学奖项之一，旨在表彰“对世界文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作品具有深刻人性思考与文化价值”的作家，以往获奖者包括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奥尔罕·帕慕克等国际知名作家。莫言获奖的理由是“其作品以独特的乡土叙事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展现了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与人类共通的生存困境，为中俄文学交流搭建了重要桥梁”。这一奖项的获得，进一步扩展了莫言的国际影响力——此前其影响力主要集中于欧美地区，而此次获奖标志着其作品在东欧、中亚等地区也获得认可，也为中国文学与俄语文学的交流开辟了新空间。《华尔街日报》若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可能会聚焦“莫言国际影响力的扩展”“中俄文化交流的深化”等角度，同时延续其对“莫言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关注框架。
从长期视角来看，《华尔街日报》对莫言的评价框架基本保持稳定——始终以“文学价值”与“文化意义”为核心，持续关注其作品的国际传播与影响力变化，未出现对其获奖意义的颠覆性解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国际文学界对莫言的评论，更多聚焦于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如叙事技巧、语言艺术、人性思考），而非过度解读政治隐喻——这一趋势与全球文化对话的深化密切相关：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更加深入，不再需要通过“政治标签”来简化中国文学；同时，莫言后续的创作（如《晚熟的人》《不被大风吹倒》）也减少了对敏感历史题材的直接书写，更多聚焦于人性、生活等普世主题，这也使得评论界能够更客观地审视其作品的艺术价值。这种“去政治化”的评论趋势，既有利于莫言作品的纯粹文学传播，也为中西方文学对话提供了更健康的氛围。
结论：莫言作为中西方文学对话的桥梁
《华尔街日报》对莫言的评价，始终贯穿“专业性”与“实用主义”两条主线：专业性体现在对莫言文学成就的深度认可——肯定其独特的创作风格、精湛的叙事技巧与深刻的人性思考，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坐标系中进行定位；实用主义则体现在对诺奖效应的关注——分析奖项对作品销量、国际传播的推动作用，解读其背后的文化软实力意义。这种评价既避免了对文学价值的空谈，也防止了对商业效应的过度追捧，体现了西方主流媒体的专业视角。
莫言的诺奖获奖，不仅是个人文学生涯的巅峰，更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里程碑：它打破了欧洲作家对诺奖的长期垄断，为非欧洲文学争取了更多话语权；它打破了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刻板印象，证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高度；它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以“人性共通主题”为核心，以“国际化艺术手法”为载体，实现“本土文化”与“全球传播”的平衡。正如《华尔街日报》所指出的，莫言的作品已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海外读者通过《生死疲劳》了解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通过《红高粱家族》感受中国农民的生命力，通过《晚熟的人》触摸中国当代社会的脉搏；而中国作家也以莫言为榜样，在创作中既坚守本土文化根脉，又积极吸收国际文学养分，推动更多华语文学走向世界。
从2025年的视角回望，莫言的文学影响力仍在持续扩展：新书的出版展现了其创作的多元可能性，国际奖项的获得证明了其影响力的全球覆盖，评论界的“去政治化”趋势则让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得到更纯粹的认可。而《华尔街日报》对莫言的长期关注，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当中国当代文学能够与西方文学平等对话，当中国作家能够成为全球文学焦点，这本身就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最佳证明。
莫言的文学成就与获奖意义，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评价的，既是中国文化的骄傲，也是世界文学的财富。在全球化背景下，莫言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深刻的人文关怀，架起了中国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桥梁，推动了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包容——这或许就是莫言文学价值的终极意义，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核心目标。
来源：玉宇清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