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2年11月的一个傍晚，北平电影制片厂的小放映厅挤满了人。《花为媒》样片刚一亮出银幕，掌声立刻盖过了投影机的轰鸣。有人压低声音感叹：“这位‘三仙姑’可真有味道。”说话的人不知道，他随口提到的角色，马上就要把赵丽蓉推向一段意想不到的际遇。

1962年11月的一个傍晚，北平电影制片厂的小放映厅挤满了人。《花为媒》样片刚一亮出银幕，掌声立刻盖过了投影机的轰鸣。有人压低声音感叹：“这位‘三仙姑’可真有味道。”说话的人不知道，他随口提到的角色，马上就要把赵丽蓉推向一段意想不到的际遇。

影片上映后，短短三个月，票房数字一路窜升，京津塘一线几乎场场满座。更重要的是，拷贝被送往中南海小礼堂放映。1963年春节前夕，毛主席利用深夜时间连看三部评剧电影，看完后，他在沙发上前后晃了晃身体，用粉笔在记事板上写下八个字：“讲明理，通神韵”，并叮嘱工作人员：把主要演员的名字都记下来。

接见文艺工作者的指示很快传到各剧团。2月下旬，中国评剧院里神气活现，不少年轻学员半夜都在排练厅练腔，为的就是在大会堂留下好印象。新凤霞骑着自行车冲进赵丽蓉的家属院：“毛主席要见咱们，赶紧准备！”赵丽蓉刚从感冒里缓过劲儿，还在院子里吊嗓，她一听消息，本能的高兴，可笑容闪过又收住：“凤霞，我不去。”

“啥？”新凤霞差点摔了车把，“这可不是小事！”这句对话掐头去尾不过十几个字，却把赵丽蓉的真实顾虑暴露无遗——没读过几年书，说话直来直去，真要在主席面前丢了分寸怎么办？她甚至半开玩笑道：“我一紧张，没准把‘主席’喊成‘师傅’。”

新凤霞劝了两轮，见搭档态度坚决，只能带着赵丽蓉写好的请假条去了大会堂。3月的北京仍带寒意，人民大会堂东门口，红地毯从台阶一直铺进大厅。毛主席步履从容，与艺术家们一一握手，轮到新凤霞时，他笑着问：“你是《花为媒》里的银屏？你身边那位‘三仙姑’怎么没来？”语气里带着好奇。

大厅瞬间安静，新凤霞把赵丽蓉的理由复述：“她觉着自己文化低，怕给首长添麻烦。”话音未落，毛主席爽朗一笑，右手在空中虚点三下：“好！好！好！知道短处，说明心里亮堂。”第三个“好”落下，他又补了一句：“谦虚使人进步嘛！”

当晚散会，新凤霞在夜色里蹬车回去，把主席的话原封不动地带给赵丽蓉。赵丽蓉听完先是愣住，然后抿着嘴乐了：“原来我这回‘躲懒’，也算躲对了。”一句半真半假的自嘲，却让她对自学文化这件事挂在了心头。

接下来一年里，剧院同事经常看见赵丽蓉揣着新华字典，候场时往墙角一蹲就查字，还跟乐队师傅学写简谱。有人打趣：“丽蓉姐，你不会要考大学吧？”她咧嘴一笑：“不求当学者，别再见领导结巴就行。”

1966年以前的舞台，赵丽蓉戏路宽得惊人。《小二黑结婚》里她演滑稽婆婆，说学逗唱样样来；《杨三姐告状》里转身又成耿直嫂子。观众乐呵地说：“只要赵丽蓉一上场，票钱就值。”这种“值”并非夸张——她自己给自己定规矩：台上哪怕只三分钟，也要拿出九十分的准备。

进入七十年代，赵丽蓉的家庭再次经历变故。丈夫盛弘患病，收入锐减，她挑起全部家务，白天排戏，深夜替孩子补课。有人问她累不累，她摆摆手：“台底下再苦，灯一亮就不能含糊。”这股倔脾气，恰恰与当年“拒见”时的谨慎是一体两面——把面子看得轻，把里子抓得死死。

1988年，中央电视台首次邀请评剧演员尝试小品。导演在赵丽蓉面前摊开剧本《急诊》，场面调度写得密密麻麻。她低头一看：“这词儿逗，可得琢磨包袱节奏。”试妆那天，她对助理说：“舞台和戏台不一样，别以为我老戏骨就不翻车。”说着说着，自己先乐了。

春晚直播当晚，赵丽蓉把“货真价实”四个字刷得干净利落，不少观众惊叹：老太太笔力不俗。没几个人知道，为写这四个字，她练了大半年悬腕。有人和她开玩笑：“您这劲头比学员还猛。”她哈哈一笑：“当年怕见毛主席，就是怕自己没底气；现在学写字，也是补底气。”

从1963年那场“缺席”的接见，到九十年代成为家喻户晓的喜剧符号，赵丽蓉始终保持一份克制。她不爱在镜头前谈光环，常说：“观众买票，不是看我有多红，是看我真不真。”这种“真”，让她走进了千家万户的客厅，也让毛主席当年的三声“好”落在了实处。

2000年7月，赵丽蓉因病离世，享年72岁。消息传开，唐山老乡端着收音机站在胡同口默默流泪。有人感叹：从评剧坤角到春晚女王，她这一生图的是什么？一句回答在行内广为流传——“就图唱得心安，演得踏实。”这八个字，恰与毛主席的评价遥相呼应：讲明理，通神韵。

来源：雪影梦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