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8年,中南海的一场短暂会面,改变了一个,来自新疆和田农民的命运。
《——【·前言·】——》
1958年,中南海的一场短暂会面,改变了一个,来自新疆和田农民的命运。
也让“骑毛驴进北京”的故事,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象征。
1883年,库尔班·吐鲁木出生于,和田地区一个贫困家庭。
所在的托格日尕孜乡,彼时属于地主经济结构,最坚固的地区之一。
地无一垄、房无一间,他从小被迫为地主放羊种地,每天只分一块干馕和一碗凉水。
没有自己的驴,也没有力气谈梦想,他的人生,早已被划进“命苦”两个字里。
解放前,新疆南部的农奴化现象极其严重。
维吾尔族贫苦农民,常年受制于“巴依”支配,一份土地,往往附带数十名佃户劳工。
库尔班就是这样的“附带品”。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他才第一次听到“自己也可以分地”的消息。
对于一个一生未脱贫困的老农而言,那几个字听起来不真实。
“土地改革”四个字到了和田,成为最具冲击力的现实:库尔班分得了两亩地、一间土屋、一头毛驴。
他把毛驴视作宝贝,“这不是牲口,这是我的腿”。
早上天未亮赶到农田干活,晚上点着羊油灯修补农具,村里人都知道,这个老汉干活不要命。
1956年春,他被评为县级劳动模范。
当年县里办表彰会,县长拍着他肩膀说:“库尔班干得好,再干几年咱们把你送到北京去!”
当场跪下磕了三个头,吓得县长差点没扶住他。
他以为能见上毛主席。
此后两年,他开始每年一次,试图骑毛驴往北京赶路,没人阻止他,也没人拦他。
第一年骑出100多公里,因水源断绝被路人劝回;
第二年走到策勒县,毛驴病倒,靠好心人送回家,“我去见毛主席,是还愿”,他在每个路口都说这话。
但北京太远,一头毛驴,终究驮不起一个人的梦想。
1958年春,和田专区组织189人,组成农具展览观摩团,赴京参观。
库尔班的名字,被写在第一批名单上。
他已经75岁,村干部犹豫:“太远,太累。”他只说一句:“我走三次都没走成,这回给我机会,我就不死。”
北京对库尔班而言,是梦。
列车抵达北京,库尔班穿着白色衬衣、坎肩、皮靴,随身带着两袋干果,和一块自己织的土布。
揣着这些东西整整握了两天,别人睡觉他不敢睡,怕丢了。
6月28日中午,阳光正盛,观摩团被引入中南海丰泽园草坪。
“毛主席要来看我们!”一声喊叫,队伍骚动,库尔班站在第三排,个子不高,看不清前头,但他把干果和土布拎紧了。
12点刚过,毛主席出现,穿着灰色中山装,脚步缓慢,但神情沉稳。
绕着参观队伍走一圈,目光扫过每个人,突然停下脚步,走到库尔班面前,伸出右手。
“新疆的少数民族老百姓多好啊,这么大老远的还要骑毛驴来看我。谢谢你!”
库尔班一时间呆住,反应过来后抖抖索索将手伸出,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
他想说话,嘴唇动了几次,没发出声。
只是从怀里掏出那包干果和那块土布,低声说:“我没啥好送的,给你尝尝和田的东西。”
毛主席笑了:“你还说没啥好送的?这才是宝。”,他转头吩咐身边工作人员:“安排一下,回头我也送点布给他。”
当天会议结束后,毛主席留下一句话:“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
这句话没有登在第二天的新闻里,却被记录进档案,随后由新华社记者侯波,拍摄的现场照片广泛传播。
画面中,两人紧紧握手,库尔班满脸激动,毛主席含笑看他。
那晚库尔班失眠,他把毛主席说的话,一字一句讲给同屋人听,连夜写了三遍——不会写字,就让别人代笔,他怕第二天就忘了。
回到和田的那天,车刚停,就跪在车站地上,邻居问他怎么了,他说:“我这辈子都值了。”
十天后,一匹邮车从北京寄来一卷布,10米条绒布,还有一封信:“主席说你还没穿过条绒布,这下可以缝一件新衣服了。”
他没有做衣服,把布叠起来锁进箱子,谁都不许动,他说:“这布比我命还贵。”
毛主席接见库尔班·吐鲁木的消息,在和田传开时,比任何一次公告都快。
人们不再称他“库尔班老汉”,开始叫他“骑毛驴上北京的库尔班”。
村里的孩子围着他转,问毛主席什么样,他说:“真好,看见我,自己走过来的。”
可他却不喜欢这个称号。
“我哪儿骑到了北京?我那毛驴一次也没走完。”他常常这样更正。“是国家把我送去的,我自己走不到。”
可这个形象,却越传越广。
1958年8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通讯《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配图是握手的经典照片。
内容里引用了毛主席的原话,也提到了“他几次尝试骑毛驴进京”的细节。
新华社的侯波拍摄的照片,后来被挂在各地展厅、民族团结展览馆。
许多年后,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但记得那个画面:一位老人,身穿坎肩,满脸激动,和毛主席在草坪上握手。
“骑毛驴”成了一种象征,一种从边疆走向中央的民意表达。
196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将“库尔班骑毛驴上北京”的故事,改编为小学语文课文。
原名《库尔班大叔进京》,文中多次描写他如何推开风沙,如何走错路,如何喂干果给毛驴。
虽然细节经过加工,但核心事件未变:他想见毛主席,三次动身,终得相会。
1975年,库尔班·吐鲁木去世。
临终前,他拉着子女的手说:“家里啥都可以动,只有毛主席给的布不能碰。”
那块布依旧整整齐齐,锁在旧木箱里,和他的信一起。
毛主席与库尔班的短暂对话,成为新中国民族团结宣传的标志场景。
没有会议通稿,也不是外交对话,但却击中了人心。
1979年后,库尔班的故事,开始进入更多文艺作品,《库尔班大叔上北京》被拍成电影。
电影里加入了他在风雪中跋涉的画面,也重现了毛主席,亲手接过礼物的细节。
尽管经过艺术加工,但主线始终不变:一个边疆农民想见国家领袖,不为索取,只为心愿。
时间进入21世纪,这份传承也没有中断。
库尔班的曾外孙女,如克亚木·麦提赛地成为一名海军辽宁舰女兵。
有人问她,为什么从沙漠来到军舰上?她回答:“库尔班大叔的故事告诉我们,祖国在哪里,心就在哪里。”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2. 《人民日报》1958年8月21日,第1版,通讯《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
来源:史论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