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杨国富，他才是你亲爹啊！＂大伯深夜醉酒，无意说出的这句话如同闪电击中我十七岁的心。

两份亲情的重量

＂杨国富，他才是你亲爹啊！＂大伯深夜醉酒，无意说出的这句话如同闪电击中我十七岁的心。

那年是1995年，我刚刚参加完高二期末考试，大伯接我放学回来的路上买了两瓶＂红星二锅头＂，说是庆祝我考了全班第三名。

我叫周建国，生于1978年，那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全国人民都憧憬着新生活的曙光。

父母——我习惯称呼的周广田和刘秀兰，是江城石油化工厂的工人，日子过得勤勤恳恳，家里的墙上一直挂着厂里颁发的＂先进工作者＂的奖状和红底烫金的合影。

我们住在厂区的筒子楼里，一室一厅的格局，进门是狭窄的走廊，左边是厨房，右边是卫生间，客厅里摆着一张折叠木桌，一台黑白电视机放在木箱子上，每到《新闻联播》开播时，隔壁的老李都会带着他家的小板凳来挤一挤。

＂孩子他爹，把烟收起来，建国还在长身体呢。＂每当大伯点起＂大前门＂香烟时，大娘总会这样唠叨，然后把窗户推得更开一些。

在我印象中，大伯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平日里很少表露感情，但每次拿到我的成绩单，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总会绽放出罕见的笑容，那是他一整天的好心情。

就是那个夏夜，一切都变了。

大伯难得地喝多了，面色通红地躺在竹椅上摇着蒲扇，眼神涣散地望着天花板上的蚊香，突然哽咽起来：＂建国啊，你是个好孩子，可惜啊…可惜…＂

我本以为他是因为我的成绩而感到欣慰，便笑着递过一杯凉白开：＂大伯，您少喝点，明天还要上早班呢。＂

＂你娘当年也是个心善的，实在咽不下那口气，才把你带回来的。＂大伯的话语开始变得含糊不清。

我愣在原地，不明白他的意思。

＂杨国富，他才是你亲爹啊！＂大伯的这句话如同一记闷雷，震得我头晕目眩。

大娘听到动静从里屋赶出来，看到醉酒的大伯和呆若木鸡的我，顿时慌了神：＂广田，你瞎说什么呢！＂

但大伯已经睡着了，鼾声如雷，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是我的幻听。

那一夜，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窗外的知了叫个不停，远处工厂的烟囱冒着袅袅白烟，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墙上挂着的那张全家福上——照片里的我六岁，穿着崭新的蓝色中山装，大伯大娘站在我身后，面带笑容。

我第一次仔细观察起照片中大伯大娘的五官，试图找出与我相似的地方，却怎么也找不到。

第二天，大伯醒来后，脸色难看地喝着醒酒汤，大娘在一旁低声责备着他。

我一言不发地吃完早饭，准备去上学，大伯突然叫住了我：＂建国，昨晚的事…＂

＂没什么，大伯，我什么都没听见。＂我硬挤出一个笑容，背起书包匆匆离开。

那一天的课堂上，老师讲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模糊不清。

放学后，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到了城郊的江边，看着滚滚江水，心中的疑问如同江水般汹涌澎湃。

＂国富那个人啊，每年都托人给我们捎东西，从没间断过。＂二天后，大伯清醒后自责地对我解释，他坐在我床边，双手不停地搓着裤腿。

原来，我三岁那年，亲生父母杨国富和张爱梅因为连年灾害，家里揭不开锅，再加上我总是病恹恹的，需要钱治病。

＂那时候可苦啊，你二舅说你爹杨国富家里前一年遭了水灾，后一年又闹了旱灾，地里颗粒无收，你又得了肺炎，药钱一大堆…＂大伯说着，眼睛湿润了。

走投无路之下，他们忍痛将我托付给了母亲的堂哥周广田夫妇。

＂你大娘身体不好，没法生孩子，我们把你当亲儿子养，可从没想过瞒你一辈子。＂大伯掏出一包皱巴巴的＂大前门＂，颤抖着手点燃，深深吸了一口。

那段日子，我像是掉进了冰窖，连饭都吃不下。

每当大娘端着冒着热气的饭菜进我房间，关切地问＂建国，多吃点啊＂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这是出于母爱，还是单纯的愧疚？

夜里我偷偷翻开枕头下那张皱巴巴的照片，那是大伯从旧箱子里找出来给我的，照片里那对面黄肌瘦的中年夫妇，男的瘦高，额头上有一道疤；女的矮小，眼睛却出奇的大，竟是我血脉相连的亲人。

照片背面潦草地写着＂1981年春节＂几个字，那一年，我才三岁。

＂他们住在涪陵下面的山区，每年春节都会托人给你捎些土特产，还有一封信…＂大伯说着，从柜子深处翻出一个旧铁盒。

盒子里整整齐齐地摞着十几封发黄的信纸，每一封都写着同样的开头：＂亲爱的建国，爹娘很想你…＂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这些歪歪扭扭的字迹，是他们十几年来对我的思念。

＂他们没读过多少书，字写得不好，但每年都不落下，说是怕你忘了他们。＂大伯叹了口气，＂我们一直想等你再大些再告诉你，没想到…＂

＂大伯，我不怪你们。＂我哽咽着说，却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身世之谜。

校园里的同学还是和往常一样嬉笑打闹，谁也不知道我内心的波涛汹涌。

李明，我最好的朋友，察觉到我的异常，主动邀我去他家玩电子游戏机，那是他父亲从香港带回来的＂小霸王＂，在我们那个年代，是许多孩子梦寐以求的宝贝。

＂建国，你这几天怎么了？魂不守舍的。＂李明一边熟练地操作着游戏手柄，一边问道。

我没有回答，只是机械地按着手柄上的按钮，屏幕上的马里奥一次次跳空，掉进了无底的深渊。

＂有心事可以跟我说啊，我爸说过，男子汉有难处，得找兄弟帮忙。＂李明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说出真相，只是摇摇头：＂没事，就是最近学习压力大。＂

回家路上，我经过一家照相馆，橱窗里展示着各种全家福照片，幸福的笑脸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温暖。

我不知不觉地停下脚步，想象着如果与亲生父母团聚，我们的全家福会是什么样子。

＂小伙子，要拍照吗？＂照相馆老板热情地招呼着。

我摇摇头，加快脚步离开了。

1997年的冬天特别冷，北风呼啸，江城罕见地下起了大雪。

厂区的广播里传来令人心惊的消息：石油化工厂要进行改制，大批工人将被分流下岗。

大伯厂里改制下岗了，拿着一沓薄薄的文件和一个红色的塑料袋回到家，袋子里装着厂里发的最后一批福利：两斤挂面，一袋白糖，还有一小包茶叶。

家里顿时没了主要收入，大娘的腰病也越发严重，只能靠编些竹篮补贴家用。

我正读高三，学费和生活费成了问题。

厂区的筒子楼里，每天都有人拖着行李箱离开，返乡的，去南方打工的，四处流散。

小区旁的小摊上多了许多二手货：自行车、手表、收音机，甚至结婚时的金戒指，人们用这些换取一点生活的希望。

＂建国啊，学费的事，爸妈想了个法子。＂大伯坐在油布桌边，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这些天他眼中的愁云已经告诉了我答案。

＂先工作攒钱，以后再读书不迟。隔壁老王说厂外的修鞋摊缺个学徒，你要不去试试？＂大伯说这话时目光躲闪，不敢看我的眼睛。

大娘在一旁默默擦着眼泪，手中的针线活掉在了地上。

窗外传来喇叭声，是厂区广播在播送最新的就业信息，声音嘶哑而遥远。

我不忍心看着养育我十五年的大伯大娘为我再受苦，那一刻，我下定了决心。

＂大伯，我不能辍学。＂我坚定地说，＂但我可以晚上去饭店端盘子，白天继续学业。＂

大伯愣了一下，随即笑着点点头，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欣慰。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变成了两点一线：学校和饭店。

白天是埋头苦读的高三学生，晚上是勤快麻利的饭店小工。

＂小周，动作快点，八号桌要四个宫保鸡丁！＂饭店老板娘扯着嗓子喊道。

我的手上总是带着洗洁精的味道，指尖因为长时间浸泡在水中而发白起皱。

深夜回家，大伯总会留一盏昏黄的灯，桌上放着热好的饭菜，虽然只是简单的咸菜和米饭，但吃在嘴里却格外香甜。

有时我回家太晚，大伯已经睡了，但他会把一张纸条压在饭盒下面：＂别忘了热一下再吃，多加点辣椒。＂

就这样，我挺过了最艰难的高三，捧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大伯破天荒地抱了抱我，他身上有股机油和烟草混合的气味，是我最熟悉的味道。

高考那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是大伯偷偷卖掉了家里唯一值钱的缝纫机才凑齐了我第一学期的学费。

那台老式上海牌缝纫机，是大伯大娘结婚时的嫁妆，用了二十多年，针脚依然整齐，大娘常说：＂这机器啊，比人都耐操。＂

我没想到他们会做出这样的牺牲。

离家的前一晚，我偷偷钻进大伯大娘的房间，看到墙角空荡荡的，那台熟悉的缝纫机不见了。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火车站人头攒动，我背着大伯缝补好的旧书包，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服，还有大娘包的馄饨。

＂到了学校记得写信，别舍不得邮票钱。＂大伯叮嘱道，语气像是在说着再平常不过的事。

大娘塞给我一个针线包：＂自己的袜子破了，别不好意思缝，男子汉也得学会照顾自己。＂

月台上，火车汽笛长鸣，我挥手告别，看着他们的身影在人群中越来越小，直到消失不见。

大学生活很忙碌，但我还是坚持每周给家里写一封信，报平安，说学校的趣事，只字不提我在学校食堂打工的事。

寒假回家，我带着第一笔打工的积蓄，给大伯买了一条围巾，给大娘买了一瓶她常念叨的＂片仔癀＂。

＂咱们家建国有出息了！＂大伯骄傲地向邻居们宣布，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

那个寒假，我鼓起勇气向大伯提出了想去看看亲生父母的想法。

大伯沉默了许久，然后点点头：＂去吧，他们等这一天太久了。＂

次日清晨，大伯陪我去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去涪陵的票。

＂到了山下，问问杨家湾怎么走，都知道杨国富。＂大伯递给我一个纸包，里面装着他攒了许久的烟叶，是送给杨国富的见面礼。

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我的心也跟着忐忑不安。

到了杨家湾，我按照村民的指引，找到了一座低矮的土坯房，院子里晾着几件打了补丁的衣服。

一个弯腰驼背的老人正在院子里劈柴，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来，目光落在我身上，愣住了。

＂您是…杨国富吗？＂我犹豫着开口。

老人的斧头掉在地上，眼泪瞬间模糊了他的视线：＂建国？是建国吗？＂

我点点头，一时不知该叫他什么。

老人踉跄着向我走来，伸出布满老茧的手，却又缩了回去，似乎怕弄脏了我的衣服。

＂娘！娘！快出来啊，建国回来了！＂他哽咽着喊道。

一个矮小的老妇人从屋里跑出来，看到我，双手捂住嘴，泪如雨下。

那个下午，我听他们讲述了当年不得已的选择，如何在饥饿和病痛之间做艰难的抉择，如何年复一年地思念着远方的孩子。

＂当年实在是没办法啊，你高烧不退，乡下的赤脚医生说得送县医院，可咱家连口粮都没有了...＂杨国富说着，眼泪滚落进皱纹里。

张爱梅坐在一旁，不停地抹着眼泪：＂我天天做梦都想着你，怕你受委屈，怕你怪我们...＂

我看着这对饱经风霜的老人，心中的怨恨早已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理解和怜惜。

＂我过得很好，大伯大娘对我很好，您们不用担心。＂我安慰道。

离开时，杨国富执意塞给我一篮子土鸡蛋和一袋自家种的红薯，那是他们能给的最好的东西。

回到大伯家，我把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

大伯听完，只是点点头：＂血浓于水，他们是你亲爹娘，这份情分割不断。＂

大学毕业后，我在省城一家出版社找到了工作，生活逐渐稳定下来。

有一天，我在单位门口遇见了一个佝偻着背的老人，他手里拿着一张泛黄的童年照片，那是我三岁时的样子。

＂建国，我是你爹啊！＂杨国富颤抖着说，眼中流露出悔恨与期盼。

那一刻，我心中的坚冰彻底融化。

原来他瞒着张爱梅，卖掉了家里唯一一头老黄牛，坐了三天三夜的硬座火车来看我。

＂你娘身体不好，我怕她受不了长途颠簸，就一个人来了。＂杨国富解释道，他的手上还带着卖牛时系绳留下的勒痕。

我请他住在了我的单身宿舍，简陋的房间只有一张单人床，我连夜去买了一张折叠床。

＂使不得，使不得，我打地铺就行。＂杨国富连连摆手，执意要睡在地板上。

那晚，我听着他均匀的呼吸声，想起了大伯夜里打鼾的声音，心中百感交集。

次日，我请了假，带他在省城转了一圈，看电影，吃麦当劳，杨国富第一次尝到汉堡包，惊讶地说：＂这面包里面还有肉啊？＂

分别时，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一块老式怀表：＂这是你爷爷留下的唯一值钱东西，我一直留着，想着等见到你那天送给你。＂

我接过怀表，发现背面刻着＂杨＂字，这是我与这个姓氏的第一份联结。

接下来的日子，我得知生父母因为常年干农活落下了一身病，如今孤苦伶仃。

我开始两头跑，一边照顾年迈的大伯大娘，一边往返乡下看望生父母。

每次离开，杨国富都会塞给我一些自家种的蔬菜和鸡蛋，尽管我并不缺这些。

＂拿着吧，这是爹地里的心血，再不值钱，也是我们的一片心意。＂他坚持道。

大伯知道后，不但没有不满，反而鼓励我多去看看他们。

有一次，大伯给了我一个包裹：＂下次去，把这个带给他们。＂

包裹里是一套他珍藏多年的茶具和一盒上好的铁观音：＂国富比我大几岁，应该也喜欢品茶。＂

大伯看出了我的内心挣扎，有一晚，他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抽烟，招手让我坐在身边。

＂建国啊，血脉是割不断的纽带。＂大伯深吸一口烟，慢慢吐出，＂他们再不富裕，也是你骨肉至亲。去吧，去看看他们，这不是背叛我们。＂

大伯的话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心中的困惑。

我知道，无论是大伯大娘还是杨国富夫妇，他们都爱我，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2003年，我攒了些钱，给杨国富家修了房子，换上了瓦房，添了新家具。

2005年，我申请到了公积金贷款，在大伯家附近买了一套小两居，让他们搬出了筒子楼。

两个家庭虽然相隔遥远，但通过我这座桥梁，渐渐有了联系。

我经常把大伯说的笑话讲给杨国富听，把杨国富种地的经验分享给热爱园艺的大伯。

他们虽然未曾谋面，却已在我的叙述中对彼此有了了解。

2008年春节，我第一次把两家人聚在了一起。

一开始，气氛有些尴尬，大伯和杨国富相对而坐，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大娘和张爱梅在厨房忙活，偶尔传来低声的交谈和笑声。

＂周大哥，这些年来，谢谢你们照顾建国。＂最终，杨国富打破了沉默，声音有些颤抖。

大伯摆摆手：＂应该的，孩子又懂事，一点不让人操心。＂

随着酒过三巡，两位老人的话渐渐多了起来。

最初的尴尬过后，大伯主动和杨国富碰杯，＂老杨啊，咱们是一家人了。＂

杨国富老泪纵横，连声道谢：＂这孩子有两个家，是他的福气，也是我们的福气啊！＂

那个春节，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一个。

看着两位父亲在一起谈笑风生，两位母亲一起包饺子，我仿佛回到了童年，又仿佛看到了未来。

后来，我创办了一家小型印刷厂，业务不大，却足以维持两个家庭的生活。

我请大伯管理账目，安排杨国富夫妇在门卫室值班，让他们都有事可做，有尊严地生活。

每天清晨，两位父亲一起晨练，一个高大威猛，一个瘦小精干，远远望去，像是一对多年的老友。

杨国富学会了打太极拳，大伯迷上了种菜，他们互相交流着经验，成了忘年交。

我结婚后，两家老人轮流到我家看孩子，有时甚至会一起来，挤在婴儿床边，争论着孩子像谁多一些。

如今，我的孩子会叫两位老人＂爷爷＂，他们也早已不分彼此地疼爱这个小生命。

春节团聚时，我总会摆出那块老怀表，那是我们家族的传承，也是两个家庭血脉相连的见证。

人生如长河，亲情似灯塔，照亮我前行的路。

站在已过不惑之年的人生路口，回望来时路，我常想，我是幸运的，拥有双倍的父爱母爱，也承担着双倍的责任。

两份亲情的重量，我心甘情愿且无比珍视地扛在肩上，因为正是这重量，塑造了今日的我。

有人说，人这一辈子能遇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就已经很幸福了，而我，何其有幸，拥有了四个深爱我的父母。

每当夜深人静，我摸着那块老怀表，聆听它滴答的声响，就仿佛听到了血脉传承的声音，那是跨越时空的爱与牵挂。

来源：怀旧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