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母亲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把我嫁了出去，没想到婚后幸福

摘要：你说，我们这辈子，是不是注定磨不掉这个‘知青’的标签？命啊，谁能看得透呢？李国强放下手中的搪瓷缸，茶水已经凉了。他望着对面的老友，两鬓的白发在昏暗的灯光下格外显眼。

你说，我们这辈子，是不是注定磨不掉这个‘知青’的标签？命啊，谁能看得透呢？李国强放下手中的搪瓷缸，茶水已经凉了。他望着对面的老友，两鬓的白发在昏暗的灯光下格外显眼。

七十年代末的北京，一场春雨过后，空气中带着潮湿的气息和槐花的清香。胡同口的广播喇叭里传来京剧的唱段，断断续续地飘进窗户。

“国强，见了王晓明，你打算说啥？”老友孙大忠掏出一包“红塔山”，递给李国强一支。李国强摇摇头，从兜里掏出一个褪了色的“大前门”烟盒，抽出一支皱巴巴的烟：“这个我自己卷的，省钱。”孙大忠笑了：“都退休的人了，还这么抠门。” 李国强深吸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的思绪飘回到了二十年前。

那是1968年，李国强和王晓明一同被下放到吉林的一个小山村。十七岁的他们，带着红卫兵的满腔热血，誓要在艰苦的环境中改造思想，锻炼意志。

谁也没想到，这一去就是十年。 吉林的冬天很长，冷得刺骨。

李国强至今记得，他们住的茅草房，冬天时墙角结满冰霜，被子冻得像块铁板。他和王晓明睡在一个土炕上，彼此紧挨着，互相取暖。

土炕下的火早已熄灭，只有靠体温才能勉强驱散寒意。晚上能听见野狼的嚎叫，像是无尽的荒凉在召唤。

多少个夜晚，两个年轻人头靠着头，讲着北京的故事，想象着家里飘来的饺子香味。 “国强，你说咱们能回去吗？”王晓明常问。

李国强总是坚定地回答：“能，肯定能。” 村里有个叫张丽华的姑娘，是生产队长的女儿，眼睛清澈得像山间的小溪。她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蓝布衣裳，却掩不住那份朴实的美。

她常常偷偷给两个瘦弱的北京知青送些自家做的小菜——一碟咸菜，几个煮鸡蛋，有时还有几个窝窝头。 王晓明先动了心思，整日里魂不守舍，一有空就往张家跑。

帮着劈柴挑水，修补院墙。 “丽华姐，我给你念念书吧，”王晓明总爱拿出那本磨得起毛边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煤油灯下读给她听。

李国强劝他：“晓明，咱们不是来这找对象的，别耽误了人家姑娘。再说了，你回北京的时候咋办？带着她一起？你爸妈能同意吗？”王晓明不听，反倒激动地说：“国强，我要留下来，和丽华一起建设新农村。” 那时候，他们都信奉“扎根农村”的信条，仿佛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夏天的傍晚，村子里的年轻人喜欢在打谷场上唱歌跳舞。

王晓明教村里的姑娘们跳“忠字舞”，李国强则用从北京带来的手风琴伴奏。张丽华跳舞时，总是格外认真，她说这是她第一次学城里人的舞蹈。

王晓明看她的眼神，像是看着整个世界。而李国强心里总有一根弦绷着——他知道，他们终究是要回北京的。

村里人把他们当成新鲜事物，议论纷纷：“这些城里娃，皮肤白嫩嫩的，咋能受得了咱们这的苦？”有的老农看他们下地干活，总是嘴上不说，暗中帮衬。教他们何时播种，如何识别庄稼的好坏，怎么用镰刀才不会伤到手。

李国强学得快，慢慢地竟也能赶得上老把式的速度。王晓明则笨拙许多，常常被村里的孩子们笑话。

张丽华总是帮他解围：“城里人念书多，脑子灵光，干别的肯定有一套。” 村里发放工分时，李国强记得清清楚楚，他们这些知青总是比村里人少上几分。队长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活干得不如村里人多。

王晓明不服气，找队长理论，反被训斥一顿：“吃公家饭还挑三拣四，回北京吧你！” 李国强拉住气得发抖的王晓明：“算了，咱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受点委屈算什么？”一年过去，两年过去，北京的消息越来越少。李国强写了一封又一封信给家里，却鲜有回音。

有时候，村里的邮递员会带来一封破旧的信，那是他母亲哆哆嗦嗦写的字迹，讲述着北京的变化，讲述着他们是如何想念自己的儿子。信的末尾，总是一句：“国强，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回城。”王晓明的家人几乎没有来信，他满不在乎地说：“他们忙，没时间写信。”李国强知道，王晓明的父亲是某部门的干部，在政治运动中受了牵连。

王晓明主动下乡，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轻压力。 1973年的夏天，吉林的雨水格外多。

小溪涨成了大河，河水漫过了田野。那天晚上，雷声轰隆，雨点大如黄豆，打在茅草房顶上，发出密集的啪啪声。

李国强和王晓明正要睡下，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大喊：“快跑啊！山洪来了！” 两个年轻人慌忙冲出门外，只见村里乱成一团，人们扛着简单的行李，往高处跑去。李国强刚要回屋拿东西，被王晓明一把拉住：“别管了，先跑！” 他们往山上跑，泥泞的路让人寸步难行。

四周一片漆黑，只有闪电时才能看清前方的道路。 “丽华！”王晓明忽然惊叫一声，“她家在最低洼的地方！” 不等李国强反应过来，王晓明已经转身往山下冲去。

李国强大喊：“晓明！别去！危险！”但王晓明的身影已经消失在雨幕中。李国强犹豫了一下，也跟了上去。

他踉踉跄跄地奔跑，几次滑倒在泥泞里，又爬起来继续往前冲。 当他终于到达张丽华家附近时，只见一片汪洋，村里的房子已经有一半被水淹没。

王晓明站在齐腰深的水中，声嘶力竭地喊着：“丽华！丽华！”李国强冲进水里，拉住王晓明：“没用的，水这么大，我们得先保命！” “不行！”王晓明挣脱他的手，“丽华还在里面！”就在这时，一股更大的水流涌来，李国强被冲得站立不稳，眼看就要被卷走。千钧一发之际，一根粗壮的树枝伸了过来，是村里的老支书。

“快抓住！”老人家的声音在雨中显得格外洪亮。 李国强抓住树枝，被拉到了相对安全的高处。

他回头望去，只见王晓明正在水中奋力游动，试图接近张丽华家的方向。 “晓明！回来！”李国强声嘶力竭地喊着。

但下一秒，一堵泥水墙猛地扑来，瞬间吞没了王晓明的身影。那场山洪，冲走了半个村子，也带走了十七条生命。

张丽华是其中之一，她的遗体在三天后被找到，躺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神情安详，仿佛只是睡着了。 奇迹般地，王晓明活了下来。

他被洪水冲出五里地，抓住了一棵大树，在那里挂了一整夜，直到救援队发现了他。但从那以后，王晓明像是被抽走了魂，整日里站在河边发呆，眼神空洞得让人心疼。

他不再说话，不再吃饭，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村里人都说：“这娃怕是疯了。”李国强不忍看他这样，便向上级申请，把他调到了县里的农机厂，希望环境的改变能让王晓明好起来。

令人意外的是，王晓明在农机厂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天生手巧，很快学会了修理各种农业机械。

整天跟零件打交道，似乎让他忘记了那场悲剧。 李国强每月都去看他一次，带着村里人送的土特产。

王晓明住在厂里的宿舍，四人一间，却整理得井井有条。 床头挂着张丽华唯一的一张照片，是在某个村里的文艺汇演上拍的，姑娘穿着蓝布衣裳，笑得灿烂。

“国强，我想她。”王晓明终于能够平静地说出这句话，“但我得好好活下去，这是她想看到的。” 李国强拍拍他的肩膀，没有说话。有些伤痛，语言无法抚平。

1978年，知青返城政策出台。大批知青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回城。

村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连老天都仿佛在庆祝，连日的好天气让秋收格外顺利。 李国强犹豫再三，最终决定回北京。

父母年迈，需要他的照顾。 况且，十年了，他也想家了。

临行前，他去县里找王晓明，想劝他一起回去。兜里揣着两张火车票，心里盘算着如何说服这个固执的老友。

推开农机厂的大门，迎面而来的是机油混合着金属的气味。工人们忙碌地穿梭在各种机器之间，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不绝于耳。

“老王呢？”李国强问了一个熟悉的工人。 “在后院呢，修拖拉机呢。”工人指了指方向。

李国强走到后院，看见王晓明正蹲在一台拖拉机旁，满手油污，专注地调整着什么。旁边站着一个女人，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碗，里面盛着热气腾腾的面条。

女人约莫三十多岁，脸上带着岁月的痕迹，却掩不住眼中的温柔。 “晓明，先吃点东西吧，都忙活一上午了。”女人轻声说道。

王晓明抬头，看见了站在一旁的李国强，惊喜地站起来：“国强！你咋来了！”李国强看着眼前的一幕，一时不知如何开口。王晓明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有些腼腆地介绍道：“这是翠花，县里供销社的售货员，寡妇，有个五岁的女儿。” 李国强点点头，勉强笑了笑：“挺好。”晚上，王晓明带李国强去了他的新家。

那是县城边缘的一间小平房，简陋却整洁。屋内的土炕上铺着红色的被褥，炕桌上放着一台收音机，墙上贴着几张明星照片，是翠花女儿喜欢的。

“国强，我回不去了。”王晓明握着他的手说，“北京已经不是我的家了。这里才是。” 他的眼神坚定，不再有当年的迷茫和痛苦。 “翠花知道我的过去，她不在乎。她说，她的女儿需要一个父亲，而我需要一个家。” 李国强点点头，从兜里掏出火车票：“我带了两张票，以为能劝你一起回去。但现在看来，你过得不错。”“你呢？有啥打算？”王晓明问。

“回北京，照顾父母。也许能分配个工作，找个对象，和普通人一样生活。”李国强有些落寞地说。王晓明拍拍他的肩膀：“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夜深了，两个老友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喝着自酿的米酒，望着满天繁星。

在这个偏远的小县城，星空格外清晰。 “记得咱们刚到山村那会儿吗？”李国强笑着说，“你连锄头都拿不稳，被村里的小孩笑话。” 王晓明也笑了：“可不是吗？后来为了练力气，我天天搬石头，手上全是茧子。”他们聊起当年的趣事，聊起那些一起吃过的苦，一起经历的风雨。

在这个静谧的夜晚，十年的知青岁月化作无尽的回忆，在两颗心之间流淌。第二天清晨，王晓明送李国强到车站。

两个人站在站台上，一时无言。 “国强，到了北京，别忘了给我写信。”王晓明终于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