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长安城西的草堂寺内，鸠摩罗什的译经场上，曾经诞生过一部影响深远的《心经》译本。这部诞生于5世纪初的译本，比如今广为流传的玄奘译本早了整整两个多世纪。然而，这个最早的汉译《心经》版本，却在历史长河中神秘消失，只留下蛛丝马迹供后人追寻。这段悬案不仅牵涉到文本流传

在长安城西的草堂寺内，鸠摩罗什的译经场上，曾经诞生过一部影响深远的《心经》译本。这部诞生于5世纪初的译本，比如今广为流传的玄奘译本早了整整两个多世纪。然而，这个最早的汉译《心经》版本，却在历史长河中神秘消失，只留下蛛丝马迹供后人追寻。这段悬案不仅牵涉到文本流传的偶然性，更关系到中古时期思想传播的深层规律。通过对这一谜题的深入探索，我们或许能够揭开古代文化传播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鸠摩罗什（344-413）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座丰碑。这位出生于龟兹的学者，其生平在《出三藏记集》中有详细记载。他的父亲鸠摩罗炎出身天竺望族，母亲耆婆则是龟兹王妹。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自幼就受到多元文化的熏陶。七岁时随母出家，九岁赴罽宾学习小乘经典，十二岁返回龟兹，后改学大乘。这种跨越不同文化区域的求学经历，为他日后卓越的翻译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后秦弘始三年（401），鸠摩罗什被姚兴迎请至长安，待以国师之礼。据《晋书·载记》记载，姚兴为罗什在长安设立译场，"敕令入逍遥园，引诸沙门译出众经"。这个译场规模空前，参与译经的学者多达八百余人，其中包括僧肇、僧睿、道生等当时最杰出的佛学思想家。他们创立了一套完整的翻译流程，包括诵出、口译、证义、润文等环节，开创了集体译经的新模式。

在罗什翻译的三十余部重要经典中，《心经》的翻译过程尤为特殊。《开元释教录》中提到，罗什所译《心经》全称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这个译本与后世玄奘译本在题名上就有明显区别。值得注意的是，罗什将重点放在"大明咒"这一概念上，显示出他对经文核心的理解与后来的译者有所不同。这种理解可能与他早年接触的西域佛教传统有关。

罗什译经的特色在于既忠实原意又富有文采。他在《为僧睿论西方辞体》中阐述了自己的翻译理念："天竺见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这种对原文音乐性的重视，使他的译本在文学性上达到了很高水准。僧肇在《注维摩诘经序》中赞叹罗什译文"文虽粗意，而理不乖本"，说明他的翻译在准确性与可读性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罗什译《心经》的另一个特点是术语使用的独特性。与后来玄奘译本相比，罗什更倾向于使用意译而非音译。例如，他将"般若"译为"智慧"，"波罗蜜多"译为"到彼岸"。这种译法虽然便于理解，但也可能因为过于直白而失去原文的某些微妙含义。这种翻译风格的选择，或许也是其译本后来被取代的原因之一。

关于罗什译本《心经》的记载，散见于各种古代经录之中。《历代三宝记》卷八明确记载："《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一卷，罗什译。"这是该译本最早的确切记载。隋代法经等撰写的《众经目录》也将此经列入罗什译经目录，并注明"今藏中有"。这说明在隋代，罗什译本仍然存在于官方经藏之中。

唐代道宣在《大唐内典录》中不仅著录了该经，还特别注明："此经与玄奘所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同本异译。"道宣还在该录中详细记载了罗什译本的流传情况："自北地盛行，江南亦传。"这说明在唐初，罗什译本仍然存在，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流传。道宣作为律宗高僧，其记载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然而，到了智升编纂《开元释教录》时，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虽然该录仍将罗什译本列入目录，但特别标注"今阙本"。智升在书中详细考证了该译本的流传始末，并感叹："罗什所译，今时罕传。或有见者，多是后人依玄奘本改窜。"这个记载表明，在开元年间（713-741），真正的罗什译本已经难以见到，市面上流传的多是伪作。

敦煌遗书的发现为研究罗什译本提供了新的线索。斯坦因编号S.2464的写本中，抄录了罗什译《心经》的部分内容。这个写本末尾有题记："大代永康五年岁次庚戌七月。"根据考证，这个年号对应的是公元470年，这证明在5世纪后期，罗什译本仍在西北地区流传。写本中的译文与后世记载的罗什译本特征基本吻合。

另一个重要证据来自日本古代经录。《扶桑略记》中引用了8世纪日本僧人带回的经录，其中明确记载了罗什译本的存在。最澄法师在《传教大师将来目录》中也著录了"《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一卷，罗什译"。这说明在唐代中期，该译本可能通过文化交流传到了日本。这些海外保存的文献记载，为追寻罗什译本提供了宝贵线索。

罗什译本《心经》的消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现存史料来看，这个过程的转折点出现在玄奘译本问世之后。玄奘在贞观二十三年（649）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因其简洁流畅而迅速流行开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载，玄奘在取经途中经常诵持《心经》，这个记载使得玄奘译本带有特殊的光环。

玄奘译本的流行还得益于官方的支持。唐太宗亲自为玄奘译经作序，朝廷设立译场，组织大量学者参与翻译工作。这种官方背景使玄奘译本获得了正统地位。《旧唐书·经籍志》中只著录了玄奘译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官方文献中，罗什译本逐渐被边缘化。

义理的变化也是重要因素。唐代慧立在本《一切经音义》中指出，罗什译本中某些术语的译法与当时新兴的唯识学说有所出入。例如，罗什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译为"无上正真道"，而玄奘则译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更注重保持梵文原貌。这种译法上的差异，使得玄奘译本更受专业学者的推崇。

社会动荡更是导致罗什译本失传的重要原因。安史之乱（755-763）期间，长安的寺院和经藏遭到严重破坏。《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记载，乱后整理经藏时，许多前代译本都已散佚。其中特别提到"罗什所译小本般若，遍寻不获"。这次战乱对长安文化事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在唐代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中，引用《心经》时已经开始广泛使用玄奘译本。这说明至迟在9世纪初期，罗什译本已经在主流学界失去影响力。宗密甚至认为玄奘译本"文约义丰，超越前译"。这种评价反映了当时学界对两个译本的普遍看法。

通过现存的罗什译本残卷，我们可以发现其与玄奘译本的重要差异。罗什译本开篇为"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而玄奘译本则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种译名的差异反映了两位译者对经文理解的不同。罗什可能更注重该菩萨救苦救难的职能，而玄奘则强调其智慧解脱的品格。

在核心教义的翻译上，罗什译本作"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而玄奘译本除此之外还有"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表述。这个补充使得玄奘译本在义理的表达上更为完整。唐代窥基在《般若心经幽赞》中认为，玄奘的补充翻译"更显中道实相"。这种评价可能影响了后世对两个译本的选择。

咒语部分的翻译差异尤为明显。罗什将咒语译为"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僧莎诃"，而玄奘则译为"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一字之差，可能反映了所依梵本的不同，也可能体现了译者对咒语神秘力量的不同理解。玄奘的译音更接近现代学者还原的梵文发音。

敦煌写本P.2105中保留了一份有趣的对照表，将两个译本的关键词句进行了对比。其中显示，罗什译本更注重意译，而玄奘译本则偏向直译。例如，罗什将"无无明"译为"无冥"，而玄奘则直译为"无无明"。这种翻译风格的差异，也是两个译本命运不同的原因之一。随着佛学研究的深入，学界更倾向于保持原文特色的直译。

日本高山寺藏《心经异本集》中收录了罗什译本的完整内容。这个写本抄写于1192年，是目前发现最完整的罗什译本。通过对比研究可以发现，罗什译本在文学性上更胜一筹，但在义理的精确性上可能不如玄奘译本。例如，罗什将"三世诸佛"译为"过去未来现在诸佛"，虽然易懂但显得冗长。

对罗什译本的搜寻工作从未停止。清代学者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仍然著录了罗什译本，并注明"阙"。这说明在南宋时期，学者们还在努力寻找这个失传的译本。郑樵在书中详细记载了他在各地访书的经历，提到曾在苏州某寺见到一部古写本，但经鉴定是后人伪作。

明代智旭在《阅藏知津》中记载了一个重要线索：他在宁波天童寺见到一部古写本《心经》，题鸠摩罗什译。但经过比对，他发现这个写本实际上是玄奘译本的误题。智旭在书中详细记录了他的鉴定方法，包括比对题记、分析译语等特点。这个事例说明，在明代可能已经很难见到真正的罗什译本了。

近代以来，敦煌遗书的发现为寻找罗什译本带来了转机。法国学者伯希和在《敦煌遗书总目》中著录了多个《心经》写本，其中P.2104、P.2105等写本被认为是罗什译本的残卷。伯希和在其考古笔记中详细描述了这些写本的特征：使用南北朝时期的俗字，避讳字用法与唐代不同，这些都为鉴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日本学者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线索。高楠顺次郎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根据高山寺藏本和其他零星资料，复原了罗什译本的全貌。虽然这个复原本可能不完全准确，但为研究罗什译本提供了重要参考。高楠在《心经异本研究》中详细比较了各个版本的异同，认为罗什译本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用语习惯上。

近年来，中国学者方广锠在《敦煌遗书中的般若心经》研究中，通过对敦煌写本的全面梳理，发现了更多罗什译本的残卷。他的研究显示，罗什译本在5-8世纪期间确实广泛流传，但之后逐渐被玄奘译本取代。方广锠还发现，罗什译本的消失与唐代宗派佛教的兴起有密切关系。

罗什译本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它的影响完全消失。相反，它的某些译法被后来的译本吸收，成为《心经》汉译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罗什开创的"般若波罗蜜"这一译名，就被后来的译者所沿用。在玄奘译本中，虽然题名改为"般若波罗蜜多"，但经文内仍多处使用"般若波罗蜜"的译法。

在文学方面，罗什译本的某些表达方式影响了后世的文学作品。唐代诗人王维在《能禅师碑》中写道："五蕴本空，六尘非有。"这种表达与罗什译本中"照见五蕴皆空"的译法一脉相承。李白在《庐山东林寺夜怀》中"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的意境，也与罗什译本的思想相通。这说明罗什译本的思想已经融入中国文化之中。

在修行实践方面，罗什译本强调的"大明咒"概念，对后来的密教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不空翻译的《普遍光明清净炽盛如意宝印心无能胜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中，就沿用了"大明"这一译法。这表明罗什的翻译选择具有前瞻性。唐代密宗典籍中常见"大明咒"的用法，可能就源于罗什译本。

罗什译本在东亚其他地区的传播情况。朝鲜《三国遗事》中记载，新罗僧人圆测在长安学习时，曾同时研究罗什和玄奘的两个译本。这说明在当时，两个译本还曾并行流传过一段时间。圆测的《解深密经疏》中引用的《心经》文句，有时出自罗什译本，有时出自玄奘译本，显示出他对两个译本的兼收并蓄。

日本最澄法师在《法华秀句》中引用的《心经》文句，有些与现存罗什译本一致，有些则与玄奘译本相同。这说明在唐代，日本僧人可能同时接触到了两个译本。这种多元并存的状况，为研究《心经》的传播史提供了重要线索。最澄在创立日本天台宗时，显然参考了不同版本的《心经》译本。

罗什译本《心经》的消失，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它既反映了文本流传的偶然性，也体现了文化选择的必然性。虽然这个译本最终被历史尘封，但它在《心经》传播史上的开创性地位，永远值得后人铭记。通过对这一历史悬案的探索，我们不仅能够还原一段被遗忘的翻译史，更能深入理解古代文化传播的复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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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科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