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通”，是我二十年前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单位，时间不长，也就不到一年时间。如今想起，有些人，有些事，依然记得清楚。
文/王永利 图/网络
“国通”，是我二十年前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单位，时间不长，也就不到一年时间。如今想起，有些人，有些事，依然记得清楚。
我是二零零二年四月进的“国通”。记得刚去不到一个月，正赶上五一节放假，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中午，我们这些新来的同事，打算在单位附近，找一家饭馆聚聚。我因为给政法大学送方案，没有聚成。所以，这一天被标上了特殊符号，想忘都忘不掉。
当时的“国通”，在海淀区北蜂窝，中土大厦二十四层办公。
这么多年过去，我依然能叫出一些人的名字:申剑、李海波、张娜、宋强、陈亚庆、李彩珠、程德秋、王曾、王来、司机老胡。公司老板与我同岁，姓范。
我去的时候，“国通”刚刚成立时间不长，业务属于初始阶段，招我们去，是为了开展业务，尽快发展新用户。
在我的这些同事里，程德秋是不能不提的，而且还要多说几句。
德秋比我小，也就三十四、五的样子，在公司里属于领导级别。曾有一段时间，担任我们市场部经理。
德秋是那种特别爱说的人，说起来收不住。有一次，他约我们这些市场部的同事出去聚会，喝酒聊天儿时听他说，他岳父是市局二处处长，他原在“”警神”工作。当初“警神”的创立，与二处和他有直接的关系，后来不干了，从“警神”出来，来的“国通”。
那时候，在没改制之前，很多单位都与公安系统有合作，后来才有“行政单位必须与公司脱钩，不能参与经营”的政令。
在“警神”时， 因为属于创业的“主要成员”，加上他自己特殊的“身份”，德秋在单位应该很有“一号”，这从他平常说话办事的口气及做派中，能明显感觉到。
我记得几年后在“警神”时，有一天跟单位里的马会计聊天儿，无意中提到“国通”，提到了德秋，马会计说:“德秋呀，知道！”那表情和语气，感觉到她们之间很熟悉。
德秋来“国通”，从原单位还带出了一批人，像“监控中心”的同事，都是他带过来的。他跟范总的关系很不一般，应该是他说服范总或者合作，筹建了“国通”，因为“国通”的运营模式，与“警神”完全一样。
当时跟我一起进公司的有差不多七八个人，都是以业务的身份被招上来的。在这些人中，宋强和张娜不算，他们俩负责弱电工程。
那时“国通”不光是做安防，还涉足房地产。
宋强，个头不高，说话的声音像播音员似的，很好听。
张娜，一个河南的女孩，敢说，记得一次跟人力资源部的一位女同事，因为什么事发生了争执，她说话时一点都不客气。
还有，当时我们同在一个办公区，办公区是那种敞开式的。有时听她打电话，不知打给谁的，可能是比较亲近的人。她一会儿说家乡方言，一会儿又说普通话。
市场部除去他俩，其他人都负责开发安防报警业务。
在这些同事里，属李彩珠和陈亚庆业绩最好。
李彩珠也是德秋从“”警神”带过来的，本身就是做报警业务的，熟门熟路。
陈亚庆跟我年龄差不多。她自己曾经开过手机店，门店夜间报警服务，用的就是“警神”，她对这种模式很熟悉。后来店不开了，然后跟着“警神”跑业务，也是业务能力很强的一位女同志。
陈亚庆家住在前门大街东侧的一个胡同里，在东四环楼梓庄也有住处，这是在一块儿聊天时，她自己说的。
她俩因为干过，所以轻车熟路。其它人，包括我都是生手，头一次接触这个行业。
说到这个报警业务，还与我退休前的单位，“万家”有过一丝瓜葛。
我记得刚进公司时，是一位王姓男同事，岁数不大，也就三十出头，跟德秋差不多。他最先负责我们市场部。但没过多长时间就走了，之后，由德秋接手。
德秋第一次给我们开会时就曾经说过，报警服务业务最好不要涉及东城，因为东城很难开展，可以说是“水泼不进”，因为有“东警万家”。他还说，“东警万家”与东城分局的关系很硬，不好弄，除非有特殊情况，他可以想想办法，言外之意，要动用他岳父二处的关系。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年的“东警万家”，在东城的报警业务无人能憾动，基础相当的牢固。
当时北京做联网报警的就四家单位，日资的有两家，“西科姆”和“警神北阳”。其余两家，海淀的 “华讯和达”，东城的“东警万家”。像“保安公司”那是后来的，还别说，就这后来的，以后做的最大。
保安公司也是公安背景，所有领导都是民警身份，而且在各区都有分公司。
资格最老的就上述四家，不算保安公司。
在所有这些公司里，规模最大，最有实力当属日资公司“西科姆”。是它最先把联网报警方式引入中国大陆，并且与公安部有合作。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向阳”告诉我的。“向阳”原在公安部工作，后来出来单干。
那时，北京的银行系统的联网报警服务，多数都由“西科姆”负责，这在我后来的业务接触中，也得到了证实。
回到“国通”。刚开始，我跟陈亚庆、李彩珠她们跑的不是一路，主要是监控工程。
那时的“国通”，新开发出了数字硬盘录像机。这在当时的电视监控领域，还是比较前卫的，比传统的模拟电视监控系统，又先进了一步。
我记得在所有的项目里，印象最深的是铁路公安局，北京看守所项目。
我至今对这个项目的前前后后，依然记得清楚。
那时，北京铁路公安处，在东长安街南侧，北京饭店对面的那座大楼里，牌子上似乎是什么“中国远洋”什么，一长串名字，后边记不住了。也挂有“”铁路公安局”的牌子，北京公安处在大楼一层的西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愿意往这大地方跑，从不发怵。西安门的“国管局”，门前有解放军站岗，照样前去联系，并且能进去与相关人见面。西城区三里河的“兵器工业部”，“国家统计局”，门口有武警站岗，同样也能进去。
记得那天直接就找到了公安处的综合管理科，当时的姜科长接待的我。当我说明来意后，他说正好看守所要上一套监控系统，要我们给出个方案和预算。
后来才知道，当时也有别的单位出了报价，他心里没底，没有参考依据，正好我去，也正好有个比较。
做方案需要看现场，看点位、布线，同时还要考虑甲方有什么要求。
姜科长帮我们联系了看守所的相关领导，约好看现场的时间，看守所在朝阳区王四营。
那次去有德秋、王增和我。王增，是德秋从“警神”带过来的监控工程师。
看守所有两道大铁门，戒备森严，需要严格验明身份，并且经领导同意才能进入。由于已经提前打了招呼，看守所的指导员亲自出来，把我们迎了进去。带我们走了一遭，把监区外围和里面每个通道，每间监室的位置，都看了一遍，并把要求告诉了我们。
记得特别清楚，其中特别提到，每间监室一定要设针孔摄像机和监听。
由于选择针孔摄像机，必须要看房间的布局，但房间里都关着犯人，不能进去，只能打开铁门上手机大的活动小窗，大概看一下。
我们用了一个上午才看完现场。
我记得后来去综合科送方案的时候，正赶上另一家公司的相关人也去了。我清楚地记得，姜科长接到我们的方案后，首先翻到报价一页，从他的神态能看的出来，急于想知道我们的报价是多少。我们的报价应该比对方低。
其实对方的那家公司，比我们关系硬，认识负责看守所的刘处长，这是在与姜科长聊天儿时，无意中听到的。
过后没多久，看守所的两位领导，教导员和政委，受处里委派，特意到“国通”来考察公司的资质和规模。参观完公司后，范总请饭，就在大厦二层餐厅招待他们，那个餐厅挺高档的，德秋、王增和我作陪。
席间都是范总和德秋说的多，王工偶尔解释一些有关技术上的疑问。
看守所的两位领导都很客气。
饭后回公司我问德秋，“感觉如何？”德秋有些自信地说，“没问题，以后就是哥们儿了。”听了他的话，我当时还挺乐观的。
这个项目最后没有做成，原因不言而喻。
事后得知，其实当时还是有机会的，认识刘处的那家公司，私下里跟德秋提出，工程由他们来做，核心设备采用我们的硬盘录像机。这在当时来讲，是一个折中，而且也是最好的合作方式，毕竟人家的关系在这儿。但德秋不同意，想独揽这个工程。他以为凭他的身份和关系能摆平。
铁路公安系统与市公安局，是两个没有隶属关系的独立机构，互不相干。
我不知道后边德秋是怎么操作的。
其实里面的关系已经明摆着了，采用我们的设备已经很给面了，德秋有时太自大，也许跟他的身份有关吧。
姜科长有倾向我们的意思。我觉得姜科长做事，属于那种比较正直的人，我们也没给他送什么礼。但没办法，胳膊拧不过大腿，刘处是他的上级，最后当然是我们被排除在外，挺遗憾的。
除了这个项目之外，还有政法大学项目，因为日子特殊，所以记得清楚。
现在已经忘了当时找的学校的什么人，怎么接触的也都记不得了。只记得当时，前期工作已经做完，方案也出来了，在我手里。那天正好是五一节前，放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大家都没什么事了。快到中午时，宋强找到我跟我说:“王哥，中午大家想在一起聚聚，你也来吧”。那时，我已经知道，政法大学主管此事的常务副校长王校长，当天上午在昌平校区开会。这个项目归他负责，我必须把方案送到他手里。
当时政法大学在昌平还有校址。
我跟宋强说:“真抱歉，去不了，我还有事要办，要去昌平送一个方案”。
我记得我是坐345路快车到的昌平。在会议室外等了一个多小时，将近中午十一点半，会才开完。在过道里，把方案送到了王校长手里。因为已经到了吃饭时间，不好耽误时间，跟校长说了几句话就告辞了，后续如何，现在已经不记得了。
项目最终没有谈成 ，但尽力了
最终，那天和其他同事也没有聚成，事后得知，其他人都去了，唯独缺我。
那年夏天的时候，可能因为费用的原因吧，公司搬了家，搬到了西直门外，索家坟那条南北向胡同，中间位置的一栋独立的办公楼小楼。那个地方挺不方便的，往西，往南，都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达主路坐公交车。
记得搬家那天天很热，新办公区又没开空调，把我们热得都脱了上衣，光着膀子，一趟一趟地忙活，弄的汗流浃背。
晚上下了大雨，忘了是哪位同事开车，把我送到了中土大厦，我的自行车还在那里，而后又骑车回家。
在“国通”的那段时间，每天在外边忙事，即使在单位，也是忙着工作上的事，再加上与其他同事共处的时间短，互相之间，没有过什么深的交往。
要说关系近一些，能在一起多说说话，聊聊天儿的只有一位，我的领导，王来。
王来比我小一岁，MBA毕业，当时任市场总监，我的直属上级，家住朝阳区松榆里。
我们很谈的来，我的好几个项目都是他跟着我，即使后来离开“国通”，我们还一度有联系。
我记得有一次，到东四环的一个叫“北京普莱克斯气体厂”谈项目，就是我们俩和司机老胡一块儿去的。
老胡也是招来的司机，也特别能说。
在“国通”的后期，我俩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多。因为经常有一些项目，需要领导出面。前期是德秋，后来德秋升了“总助”之后，便是王来，那段时间他几乎就跟着我一个人外出。
当时其它的同事可能有想法，认为领导在偏向我，在背后肯定也议论。不过，我从来没在意过，该干什么干什么。
当时的范总，也对我另眼看待，因为所有的项目，都要向他汇报，尤其看守所的项目，已经走到那个份上，他心里明镜似的，连对我的称呼都改了，称我“老王”。
经过一段时间后，我觉得在这儿没什么发展，便有了离开的想法。
经过深思之后，某一天，写了一封辞职信，交给了王来，然后就不去了。
我走的挺突然的，王来估计没想到。在我走了之后，他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有一天晚上，约我在虎坊桥往西，路北的大排档吃饭，我们聊的挺好。
我走了之后他挺孤单的，没有什么项目可跟，无所事事。
后来他也出来了，到了中铁物流，他曾专门学过物流。
我们曾一度有联系，也偶尔通通电话，问问情况。再往后联系越来越少，再到后来就断了联系。
不是二零一三年，就是一四年，某一天，在海淀魏公村，海淀科技大厦四层，居然碰上了范总，真是不可思议。他正好到四层，到我们单位原来的办公区来办事。那时，那个办公区已被别的单位占用，我所在的单位已搬到了西土城，只有库房和我还没有搬走。
当时我和快递老赵，正在大厅忙事。
我们互相打了招呼，但没说别的，而后就各忙各的了。
二零零六年，还有一次与“国通”相遇的机会。当时我从另一个单位出来，一时还不知道去哪儿，不知怎么就找到了“它”。当然，此时的“国通”，已不是那时我在的“国通”了。与当时的“秦总”见了面，聊的挺深，也提到了过去的“国通”，提到了“程德秋”。很有意思，秦总居然认识他。应该是“国通”后来经营不好，没有效益，范总和德秋把“国通”卖给了秦总他们。
以上这些就是我跟“国通”的渊源 。
其实，与“国通”总共不到一年的时间，遇到的那些人，也是匆匆而过。但它毕竟是我人生中的一段经历，一段插曲，无论多么短暂，也是人生的一部分。我的人生，正是由这一段段因缘汇聚而成。
再回望，虽然曾经的那些人早已四散各方，但我们毕竟有缘相逢过。
在“国通”还遇到一个人，仿佛特意而来，与我相会，为我以后的经历，提前埋下了种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通”时，就知道了“万家”，也是冥冥之中的一份缘分。
“万家”那时似乎在向我招手，而我却没有留意，走向了另外一条路，绕了一个大圈子，最后才与它相会。
这就是人生，无法预见，不知结果。所有的轨迹、节点，都已经安排好，只是自己毫无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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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荷书房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