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可以说，家族制度中的崇拜祖先和共财同居为每一个中国人提供了脸面心理与行为的原动力，然而脸面的大小并非是由动力的强弱来决定，而是受到中国家族内部与社会等级制的制约，理解了这一点，也就可以理解最终造成了脸与面子分离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可以说，家族制度中的崇拜祖先和共财同居为每一个中国人提供了脸面心理与行为的原动力，然而脸面的大小并非是由动力的强弱来决定，而是受到中国家族内部与社会等级制的制约，理解了这一点，也就可以理解最终造成了脸与面子分离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家庭等级
在前人对脸面的研究中，它是身份、名分、道德、地位还是人格、荣誉、成就等，有不同的看法。这里面除了人们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外，还有另一个问题，即它是后天获得的，还是含有先天的因素，也就是说，脸面的有无或大小，是努力的结果还是同人的先天特征有关。这点似乎没有被以往学者讨论过。本书认为，研究脸面虽然要考虑一个人的地位，但还需要考察这一地位的先天性资源与后天性资源。
中国传统社会宗法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宗”进行等级上的划分，这种划分来自于性别与出生的先后。这两个先赋性特征在中国家庭等级中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在祭祖过程中，“庶子不祭”、“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等。其中天子自己的嫡长子和封的诸侯及其嫡长子都是子承父制。若诸侯的嫡次子被封为卿大夫，也就成了别子，他的嫡长子承别子之位就是大宗；小宗的情况有所不同，传到第五代时，小宗之祖应迁到远祖所在的宗庙去。如果不迁，则会有和大宗不分上下的可能，因而无法看出等级贵贱之差。这种完整的制度在周代末随着世卿世禄制的瓦解而逐步消亡，但其实质却被儒家继承下去，造成等级制本身没有废除，只是变相地在后来兴起的家族中成为一种制度，其实质仍然是“尊尊、亲亲”。
中国家庭等级最明显的表现大概是丧礼中对五服（见图8-1）的规定，也就是依照血缘关系中的辈份和性别来决定死者和祭者应实行的丧葬等级。
图8-1五服关系（引自许烺光，1990，第67页）
所谓五服就是丧服的五种级别，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中国人可以按照自己和死者的关系来确定自己在出丧服中所尽的义务。到后来，这一图表不仅在丧礼中继续使用，它还可以用来说明辈份和亲疏远近的关系，同时，也用来表示通婚时的界线。实际上中国传统家族中的等级称谓要比这表复杂。这图表最多只表示父亲的血缘等级，而在母亲延伸出的血缘关系中，完全可以和它平分秋色，诸如外孙、外甥、妻、舅、表兄、表妹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七大姑和八大姨，表明自己在父亲和母亲家系的中的位置。有了位置就有了等级和名分，它一方面体现在，称谓中的字义或字源就含有等级的意思，如父、母、兄、弟、夫、妻等，另一方面还反映了尊贵或谦卑。前者如“父”，《说文》：“巨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尔雅·释亲》为亲属中男性尊长的尊称。“母”在《尔雅·释亲》上为母亲属中女性长辈的尊称。父母在《易·说卦》中又指天地。兄为男子平辈中的先生者，弟则表示次，并通悌，意为善事兄长等。《清律辑注》上论：“父辈曰等，而祖辈同，子辈曰卑，而孙辈同，兄辈曰长，弟辈曰幼”。中国人为了弄清自家人及其辈分，还对家族成员的取名的排行做了规定，这样不但通过姓氏可以知道他们是否为同一祖先，又能从名字上看出是哪一代的人。如《清稗类抄》记述的曲阜孔氏族的命名排行字辈是：
曲阜孔氏为孔子之后，命名皆有字派，其迁徙他郡县者，但系孔子嫡传，亦必同一字派。盖自元代之五十四代衍圣公名思晦者起，于是凡五十四代孙，均以思为派，思字下为克字派，克字以下，则为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衍十派，再次则为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十派，又次则为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杨十派。
凡孔姓后面跟上的辈分字，就可以认出他是孔家的第几代人，最后在为他起上自己的名，这是中国绝大多数家谱起名的做法。
在中国人的日常交往中，每一种称呼不但反映出一种特定的血缘关系，而且凡是一个人自称时，除了长辈外，一般使用“舍”、“敝”、“小”、“贱”等开头语（前缀），而称呼他人时，一般使用“令”、“尊”、“贵”等。另外梁章矩《称谓录》上列举的自称词有：仆、蒙、愚、下走、鄙人、不佞、不才、溅子、末学、小生、下官、门下、小厮等；他称词有：君、公、明公、叟、老、大雅、高明、尊、贤、子、卿、足下、阁下、执事、座前、相公等。这就是说，作为日常礼仪，脸面的讲究已经贯穿其中了，表明了称呼中不但有家庭等级制上的规定性，还隐含着随之形成的一种心理上自我谦卑和敬重对方的定势。这一点同我给面子下的定义是一致的，即表明自己看重对方。若将此同西方的称谓作个比较，那么，中国传统社会的称谓尽管很复杂，但它所缺少的恰好是一种普遍适用的、不卑不亢的称呼，如英语中的sister（姐或妹），brother（兄或弟），uncle（父母辈等男性亲属），aunt（父母辈女性亲属），Sir（先生），Miss（小姐），Madam（夫人），Ms（女士）等，更不可能出现西方孩子直呼父母名字的情况。虽然西方传统社会也有自己的等级制，但和我们社会比起来很不相同。根据Donohue和Diez（1985）的研究，西方人在交谈中也很注意给对方面子，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双方的目标不一致，合作不易，或双方非常熟悉及交谈话题涉及个人问题时，都会更倾向使用面子压力（face-threatening）。也就是说，他们这时会倾向使用敬语和委婉语。实际上，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更是处处小心谨慎。出于面子上的考虑，他们在称呼上尽可能地使用抬高对方贬低自己的字，而且发展出许许多多的委婉用语，如久仰、失敬、岂敢、怠慢、有失远迎、过奖、得罪、不敢（当）、哪里（敢）、区区（小事）、恭（候、请、听）、拜（见、读、访）、失（礼、敬、陪）、屈（驾、就、尊）、愧（领、受）、愚（见、意）、拙（见、文、著）等。关于这些语词的作用，我们在“中国人的印象形成”一节中讨论。
那么，中国传统家庭的等级制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是一种以自然程序为基础，加工改造的一种有条不紊的轮流递进式等级序列机制。这中间有以下几个要点：（1）自然程序就是指人们性别和出生的前后，其中有男性和女性、先出生与后出生的问题；（2）加工改造是给自然性赋予价值或符号色彩，男性和先出生为尊，女性和后出生为卑；（3）有条不紊指自然性是命中注定的，无法变更的过程，故不可调整或颠倒；（4）轮流递进式表示任何人只要遵循这一自然程序，他都会从原先的卑变成将来的尊。另一个问题是在性别和辈分的结合上，女性并不一定比男性卑，女性长辈可以比男性晚辈尊，而女性自身的地位中也有“十年媳妇熬成婆”的那一天。虽然要熬，但只要程序不变，这一天就会到来。故辈份为先，性别为后，一切都是设定的。有了这一模式，我们可以理解“百行孝为先”和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究竟怎样。这一模式显然具备了两个最主要的特点，一是它是森严的、等级的，即处处体现长幼尊卑；二是时间递进上的公平性。既然是轮流，那么一切问题都是时间的问题。只要等待，一个人就不可能一辈子寄人篱下。由此一来，这种家庭等级制的特征构成了脸面的有或无、大或小、给或不给以及对上级或对下级脸面的雏形，换言之，这种等级模型的含义是，人人都要脸面，而脸面的得到与否，先撇开后天努力不谈，已经具有伸缩性和多变性，即它的大小是在确定了性别与辈分的关系中才能体现的。
社会等级
对于家庭等级制度的理解，是我们理解社会等级制度的前提，宗法制本身就有很大一部分体现在社会方面。当这一制度消亡以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仍然加强了家庭向社会的扩展性，所谓“家天下”、“家国同构”的形态依然长期地控制着中国传统社会。正如冯友兰（1986）所说：“有了以家为本底生产方法，即有以家为本底生产制度，有以家为本底生产制度，即有以家为本底社会制度。在以家为本底社会制度中，所有一切底社会组织，均以家为中心。所有一切人与人底关系，都须要在家底关系中”。（第252页）显然，要了解脸面在社会等级中的运行，也可以从家庭成员的等级关系中得到启发，因为家庭中的长幼尊卑在社会中仍然大至不变，直至近代以来，中国人在群体组织中用资历和年龄来衡量（论资排辈）一个人的职称、职位、工资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年龄，家庭中的先出生和后出生的尊卑之差，造成群体组织中的中国人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都以年龄作为晋升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而年轻人也会因此有谦让老年人的心态。如果有年轻人对此表示不满，劝说者最有力的证据也是用年纪大小先后排序。另外，我前面提出的轮流型模式也是一种说服人按部就班的重要理由。因为轮流意味着如果某社会地位存在着年长人和年轻人竞争的话，结果是年轻人先上，那年长者会失掉面子，并有可能再也没有上去的机会了；如果是年长者先上，不但年轻人不失面子（甚至是给面子），而且以后还有机会，这仍然是一种“公平”。只是这其中没有什么能力和成就可言，只有年龄的天然性差异，当大多数年轻人进入老年后，他们也希望他的后辈依次排队。
家庭等级制上的称谓模式也同样进入社会，人们为了在社会交往中表示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尊卑关系，也使用“敝”、“贱”、“尊”、“贵”。我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但从一个外国人眼中看到中国人这样，颇有新鲜之感，也给予我们一种新的视角。Chester Holcombe（何天爵）写道：
正如我们所料，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家，她的一套礼仪习俗不仅早已发展得非常具体和固定，而且异常复杂，令人疲于应付，甚至动辄得咎。它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无孔不入。中国人在谈话时，总是遵循着一套固定的模式，他们总是要将对方神乎其神地吹嘘上一番，同时又总是毫无意义、令人恶心地把自己贬得很低很低，好像如果不这样做便足以使自己显得稀奇古怪和愚蠢可笑一样。哪怕谈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们也要这样做。如此，便使得谈话在很大程度上索然寡味、淡淡如水，完全失去了语言的鲜活魅力和独创性。例如，在两个绅士或者两名乞丐第一次见面时，他们毫不例外地要按以下的模式开始交谈。下面就是他们的一段简短对话：
“请问您贵姓？”
“兄弟免贵姓张。”
“高寿几何？”
“不高，马齿徒增七十年。”
“府上何处？”
“寒舍在某某地方。”
“令郎如何？”
“犬子怎样怎样。”
当然，在这样的对话中人们也能捕获探知那些实质性的内容。这些内容都很简单，给出的也十分正确。但是每一句的一问一答都必须小心翼翼地遵守以上固定呆板的模式。忽视或者省略其中任何一个恭维和贬抑的字眼，都被视为失礼行为，因此也就是对对方的冒犯和不尊重。……此类措辞不仅仅是有趣而已，有时会导致非常不幸的后果。因为在东方人看来，形式上的礼节常常要比事情的本质内容更加重要。而常犯礼节性错误的外国人总是被视作未开化的野蛮人、下巴佬，因而这有时会严重影响一些重大事务的交涉。
总的来说，礼节问题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由此而产生的中外之间严重的摩擦和误解，非一般人所能逆料。中国官员特别注意保持自己的脸面和尊严，有时甚至达到了异常顽固不化的程度。（1998年，第193—195页）
在中国，繁缛的礼节既有客套与形式上的要求，也含有交往策略上的考虑，也就是说，中国人在不明对方来路或来头的情况下总是先以给对方面子，甚至还略带有自己先丢脸的语言试探。我们一个实际的相反例子是，有的时候到办公室找人，先打招呼时，办公人员会很不耐烦地爱理不理，一旦自报家门后，对方如果觉得这是一个要给面子的人物，立刻就会换一副面孔，来一番“有失远迎”的客套。这是一开始没有使用面子策略的例子。反之，如果一开始先客套，当从对方的交谈或用其他方式摸清了对方的底细后，他就可以重新确定双方的面子哪一个大。虽然生人见面，什么情况都会发生，但从理论上讲，一开始就冒失地平等对话反而是不礼貌的，用中国人的话讲，叫没大没小，也不符合扬他抑己的原则。当然，对于那些深藏不露的人，也许成为中国人关系上的一种考验。
另一种称呼方式是把家庭中的亲属敬语用于自然、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之中，以示等级差别，如自然等级有：
父：天（老天爷）
母：地（地母、土地奶奶）
父：日（东王父）
母：月（月母、西王母、王母娘娘）
伯：风、水（风伯、风姨、风师、水伯）
师：雨、云、（雨师、云师）
公：雷、天、日（雷公、天公、东王公、太阳公公）
母：电、水（电母、水母）
生活方面有：
社会等级有：
社会交往中的等级尊卑有：
男性长辈：大爷、大伯、伯伯、大叔、叔叔等。
男性同辈：大兄弟、大哥、老兄、老弟、哥儿们。
女性长辈：大娘、大妈、大婶、阿姨等。
晚辈：小兄弟、小弟弟、小妹妹、小朋友。
有职业男性：师傅（有时也用作女性）。
女性的尊称：大姐。
现在虽然有过“同志”的称呼，当今又改叫“先生”、“小姐”，但前者已较少使用，后者也不常使用，而且其本身也说明了对寻求Sir和Miss对等汉字的困境。
当然，从家庭等级上来讨论等级只能说明中国社会大致上是一个长老至上的社会。这一特征弥漫在中国社会的组织群体的各个方面，即这是从微观层次上来看的。如果从宏观上来看，中国社会等级的特征则体现在社会分层问题上。下面我们要分析的是传统社会中的分层问题，以了解中国社会等级中的宏观特征。
中国传统社会的阶层在各个时期并不相同，我国最早的史书《左传》认为：“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昭公二年》）。这一段论述既表明了中国社会不但有严格的等级之分和等级之内对家室的规定，而且家天下的思想也包含在其中。元代社会的人也有十等之分，但和春秋战国时期分得不一样，郑思肖在《心史》中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的说法，谢枋得的《叠山集》中的提法略有差别，即“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谓其无益于国也。”后人简化这一说法，一般把传统社会的阶层分为四等，这就是士、农、工、商。显然，工匠和商人最受人们的轻视，人们不得已不为之。农民阶层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而只有“士”才是人们终生奋斗的目标。《论语》上说：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已灵公》）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早在孔子时期，通过读书的办法来取得最高社会地位已显端倪，从隋朝起至清朝末，科举制度在中国前后绵延1300年，使“学而优则仕”的设想走上了制度化的道路，这一切已意味着在中国只有通过读书这条路才能成为官吏。《吕氏春秋·博志》载：“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学］十五岁而周威师之。”我们说走仕途之路是最正常、最安稳、最荣耀、最理想的捷径，并不表明爬往社会高层没有其他办法可行，只是说有些做法不为大多数人所看重。如买通晋升之路或者习武、造反。然而，前者的买通路线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科举考场上，这仍然能说明走仕途的重要，后者则是铤而走险，一般很少有人敢做，而这一行为同孝也不相符。科举制度为举贤、求功名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等竞争的出口。当然，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有一个过程，历经察举征辟制（汉）、九品中正制（魏晋），并同门荫制（唐）、恩荫制（宋）等相伴随，这在事实上造成已在任的官吏的家族享受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待遇，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脸面观的共享性。但无论科举制中间有多少不合理的因素，作为这一制度本身却给绝大多数中国家庭，富裕的，贫穷的，带来了流动到上层社会的机会，也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恒长性。家庭内部财产的均分制本身就有“富不过三代”的可能，贵族的世制也在宗法制消亡时而土崩瓦解，因此要保证世代的荣华富贵，就必须世代都可能出现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故种种理由都使任何阶层的人挤在这一条出口处：无功名者求功名，有功名者保功名。既然功名可以考，也可以捐，也就在士中出现正途和异途的等级（张仲礼，1991）。
中国社会体制采取的这种开放性的考试，使一切凡是用功读书的人都有了均等成为官吏、获得财富、成为君子的机会。这一公平性同家庭中的轮流式很不相同：在家庭中一个人靠等待就能最终享有最高的等级，而在社会晋升上则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来获得最高的等级。但其相似处在于中国社会等级都是开放的，公平的，当然也是僵化的。其僵化特征表现在它的开放性与公平性同社会流动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考试内容与行政管理没有关系，等级轮流同业绩之间没有关系等。
科举制的诞生给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功能极大的影响。从社会学角度对绅士的家庭成分和本人成分作一考察，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虽然中国绅士大多数出自富裕家庭，但并没有排斥其他社会阶层中的人；尽管一些家庭的祖辈并不显赫，但通过自己的苦读仍然可以进入官吏的行列之中。而仅从19世纪考中的人数上看，就有以下几点特征：
1．19世纪上层绅士的总数是一个可观的数字。在19世纪前半期，它的总数可达550万，相当于总人口的1.3％。这个庞大的绅士阶层享有各种特权，并为自己和直系亲属提供庇护。许多绅士利用其地位去谋取更多利益。这个特权阶层对平民百姓所加的负担无疑是很沉重的。
……
6．……19世纪末，绅士本身及其家庭成员的总数增加至700万以上……
7．在19世纪前半叶，只有11％的绅士是上层绅士，他们组成的集团虽小但很有势力，是绅士阶层的核心，……某些县极少有上层绅士，……而有的县因出类拔萃之辈众多而显耀于世。……（张仲礼，1991第137～138页）
分析到这里，我们发现中国人的脸面观的理想模式因中国家庭等级和社会分层的影响而有所改观，原来的脸面有无和大小来自于人的性别和年龄这些先赋性的特征，现在出现了成就式脸面心理与行为。这种心理与行为是在整个家族荣誉和社会流动中体现出来的，具体地说，是因为整个家族的荣誉重于个人的荣誉，促使个人为了他的整个家族进行奋斗，以其自己的功名来带动全家流动到上层社会的。因此这其中便存在着天然性脸面和成就性脸面的矛盾。通常，父母和长辈总是在天然性脸面中占尽优势，而子女和晚辈也最有可能在成就性脸面中占据优势，那么哪一种脸面更大，更重要？弄清这一问题是理解脸面分离的关键。
脸面的规模
在微观层次上，以父子结构构成的家庭等级制度是通过孝来实施的，然而这里的孝所体现出的意义尚不是在第三层次的光宗耀祖上，而是处于家庭内的行为规范，属前面孝的第二层次。孔子对这一层次的孝，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就是“无违”。孔子在《论语》中对这一概念做了如下的界定：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
生，事之以体；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
无违，作为孝的一种重要行为标志就是要绝对地顺从父母，哪怕父母有不对的地方也不要违背父母。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在前面关于脸面的定义中已经划分出，脸是个体的行为，面子是关系上的行为。当儒家伦理把等级中的社会互动规定为绝对地顺从与被顺从的关系时，其结果只能是无论一个晚辈的行为表现有多出色，只要他面对一个长辈，都改变不了他在长辈的心目中的次要地位，中国这时最常见的话是“你以为你翅膀长硬了”或“你以为你了不起了”。可见，这是一种水涨船高的关系。一个为家庭带来光宗耀祖行为的人，其自身身价的提高，会让其家长的地位更高，所谓皇帝的父母、状元的父母、英雄的母亲之类就是这个意思，而不可能是让成就式面子凌驾于先赋性面子之上。这便意味着，一个人的任何优良行为如果同等级相比的话，都不那么重要了，甚至是无关的。韦政通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
孔子“入则孝，出则弟”的孝弟之道，就是维持长幼之序的基本原则。孔子理想中的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而礼的安排无不根据长幼之序，所以礼治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长老统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只要年长，你就得尊敬，和是否具备知识、品德，没有必然的关系。（1990，第143页）
显然，个人的成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压倒大于它的等级。在中国人的脸面观下，任何一种成功式的行为都要凸显出成功者将他的成就归功于他的父母、老师、领导或教练，言下之意是，如果我已经有面子了，那么还有比我更有面子的人，我的面子是他们给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遵循这样的思维方式，脸和面子分离便出现了，即一个不一定有脸而靠先赋性得到面子的人总会压倒有了脸而尚没有面子的人。殷海光的一段感慨是针对这一点而发的：
至少在制度上，不同层级的地位所享受到的声威也相应地不同。即令一个人“贵为天子”，也得让“太上皇”或“太上后”三分。声威高下的比较和成就大小的比较只限于“同辈”之间。无论在实际上怎样，长一辈的羞于与晚一辈的比较，晚一辈的也不敢“妄想”和长一辈的比较。这种念头，代代相传，内化地凝固起来而不自觉地被塑成一种认知模式。于是，人们总认为师父一定比徒弟功夫好，先生一定比学生学问好。而师父之上还有“太老师”。“太老师”之上还有“太太老师”。这样一直追向源头，我们必须说只有盘古氏最好。老人的晚境既然这好，只要熬到长老的地位便受到风俗习惯的如许优待，所以年青人常常等着“熬老资格”。资格不够老，老资格压在上面，年青人努力也常常白费。（1988，第141页）
我们从这一原则上可以推导出，成就式脸面与等级式脸面的一种完美结合应该是一个成功人士在家庭和社会上都拥有了较高的地位，当然这点对小字辈总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一个不成功的人只要他按部就班地熬到老年，就可以有面子。如果他有一个成功的晚辈，他的面子就会更大。既然自然属性比社会属性重要，那么，一个年轻人实现成就性脸面的意义何在？这是孝的第三层次问题，其意义就在于他可以将整个家族，包括已经故去的祖先带入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上层社会中去。当然，一个有功之臣在家族中因其荣誉会使家庭或组织的其他成员在面子上对他做妥协。
以上天赋性与获致性的区分所涉及的就是脸面的资源问题。脸面的大小实际上是脸面资源的多寡，另一方面，脸的资源和面子的资源也不相同。脸的大部分资源来自于个人后天的获得，包括气节、性格、能力、知识、道德、风度、外貌、装束、言辞、职业和职位等，而面子的资源既有先天的，又有后天的，包含家世、身份、地位、名气、职务、权力、金钱、关系网、世故（面子功夫）等。从理论上讲，我们当然可以说，后者资源的获得靠的是前者，但等级关系上的绝对化造成了一个体可以没有前者却可以拥有后者。《儒林外史》〈第三回〉上有这样一段：
……范进时学回家，母亲、妻子俱各欢喜。正待烧锅做饭，只见他丈人胡屠户，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走了进来。范进向他作揖，坐下。胡屠户道：“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穷鬼。历年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我所以带个酒来贺你。”范进唯唯连声，叫浑家把肠子煮了，烫起酒来，在茅草棚下坐着。母亲自和媳妇在厨下造饭。胡屠户又吩咐女婿道：“你如今既然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的跟前妆大？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免得惹人笑话。”
这段情节对话中有男性和女性，长辈和晚辈，中举前和中举后的情况。用我们的家庭轮流模式、社会等级、亲情关系等背景则可以看出脸面资源的差异，即男比女有面子（男子谈话，女子做饭），长辈比晚辈有面子（长辈教训晚辈），中举后比中举前有脸面（不再和平头百姓平起平坐），沾光者也有面子（胡屠户也讲究起面子来），成名者在社会上有脸面（因为其成就），但在家仍没面子（因为晚辈，仍服长辈训斥）。由此，面子的分量最终要比脸重要，胡屠户可以没有脸的资源，但却因为范进的脸面资源而一下子就有了很大的面子。在家里他的面子本来就比范进大，而又因为范进的成功而转向了社会，即你们知道举人范进，就应知道我是范进的岳父。该书第二十回中还描写一个淳朴的匡超人考上秀才后一下子有了脸面的资源，对他哥哥说：“……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与娘的那件补服，若本家亲戚们家请酒，叫娘也穿起来，显得与众人不同。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将来有了地方，少不得连哥、嫂接到任上，同享荣华的。”这句话让他大哥“眼花缭乱，浑身都酥了”。可见求得脸面资源的多少，是决定脸面大小的关键。而且面子因辈份的缘故，总是比脸大。
现在我们可以把问题集中于成就式脸面具有何种含义。其实，我这里所说的成就是依照中国文化的价值观来界定的。比如，在传统文化中，一个人发明了一项技术，也许没有成就感；一个工匠做出了一件精美的工艺品也未必有成就感（因为中国大多数工艺是按照官与民区分的，比如官窑与民窑，皇家艺术与民间艺术，而不是以个人命名的，书画、书法是个例外），所以与其默默无闻地从事手工艺术，不如一举成名天下知。可见，考取功名一定算是很大的成就。由此社会价值倡导，绝大多数家庭当然希望孩子走这条路。所以，科举或现在的高考是中国人走出家庭，在社会中为家庭争脸面的最重要途径。林语堂对状元有过这样的描述：
社会对“状元”——科举考试第一名——的拥戴和欢呼，使每一个母亲（及许多未婚女子——中文本漏译）都动心。你看他骑着高头大马，由皇帝亲自装饰，作为全国第一也是最聪明的学者在街上走过，真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迷人王子。作为头名状元，他应该是很漂亮的，这一点也很重要。这就是作为一名卓越的学者所得到的荣耀，一个中国官员所得到的荣耀。他每次外出，都有人为之鸣锣，宣告他驾到，衙役们在前面开道，将过路人逐向两边，像扒垃圾一样。这些衙役们也总是分享着王子的权力与荣耀。他们就是偶或打伤甚至杀死一两个人又有何妨！（1994，第192页）
短短一段描写，是幅脸面运行的众生相：科举第一名有智慧、才学、美貌、权威、地位、荣耀，还和皇室有了关系等，自然有了大脸面；路上行人围观、看热闹，又表示羡慕、敬佩，显然表明他们是些没有面子的人；母亲动心是所有儿子欲图得到面子的动力；求婚女子内心暗涌的是成为他的资源掌管者；衙役是已经沾上面子的光的人；已沾面子光者借有面子人之资源可以像对待垃圾一样推逐无面子的人，连打伤他们就是很平常的事了。这时的状元除了他的天生资源，如辈分、血缘（家世）或年龄不一定够得上外，其他的资源都可能因为他一举成名而一夜之间纷至沓来，而这关键的关键就是读书。相传宋真宗赵恒写的一首《劝学诗》道：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这首诗道出了读书和脸面资源的关系。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把读书看成是做官的重要途径。中国的教育一直是注重培养尖子的策略。社会、家庭、校长、教师、学生及社会各界都把目光注视在某重点学校的重点班的重点学生身上。一个学生考上大学，他家庭脸上有光，他学校脸上有光，该地区脸上有光。尽管这种策略会牺牲很多人，使他们不能享受到同等的学习待遇，但脸面观会使大多数家庭乐于接受这种待遇。因为只有学校的高下才能区分出那个学校出来的老师和学生是否有面子，也驱使家长和学生无论如何都要想方设法挤进名校，并为下一步考入大学做准备。中国人很少讨论中小学的“重点”制有没有问题，而只关注自己孩子争不争气。我自己原工作过的一所中学，因优秀生在初中毕业后被重点中学拔走，竟然在高考中连续四年无一人“中举”，学生家长怨声载道，校长无脸见人。教务长去教育局开高考招生工作会议，被讥讽为这样的会议与该校已没有关系，这种当众出丑的行为令校长对我们教师说，“你们若能送走一个，打锅买铁也要奖励你们”之类的话。可见，一切最切实的心理动力，就在于争脸面。还有重点学校的班主任告诉我，孩子在校学习成绩好的家长来开家长会时得意洋洋，而成绩不好的学生家长满面愁容，如果班主任在会上当众说了差生的情况，且不说学生在家的遭遇，就连家长下次开会时也不再露面，因为无脸见人。理解了脸面的动力源泉和其资源的关键，就可以理解1987年安徽某县一中学生歌咏比赛上唱出的一首歌：
我多想唱又不敢唱，小声哼哼还要东张西望，高三啦，还有闲情唱，妈妈听了准会这么讲，高三啦成天地闷声不响，难道这才是考大学的模样，这压抑的心情有多么悲伤，凭这怎能把大学考上。该学就学，该唱就唱，年轻人就该放声歌唱，妈妈，妈妈，你不要生气，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张潘仕编，1989，第133页）
每年高考成绩颁布都会造成有人无脸也有人有脸。上海某中一女生学习成绩差，考试作弊，被监考老师发现而训斥，自感“没脸见人”，自杀。北京某男，17岁，高二团支部组织委员，学习成绩差，认为大学考不上，低人一等，自杀。某女，16岁，某日在课堂上没能回答教师的提问被老师挖苦，感到脸上无光，自杀未遂（张潘仕编，第133～134页）。我也听说，有的学生考上大学，家庭设宴招待亲朋好友，家长高兴得喝酒过度，死亡。再有就是有脸的人开始“纵声歌唱”。某大学部分学生写了一首《教室铭》，广为流传：
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深，作弊则灵。斯是教室，唯吾闲情。小说读得快，杂志翻得勤。琢磨下围棋，寻思看电影。无书声之乱耳，无复习之劳形。虽非跳舞场，堪比游乐厅。心里云：混张文凭。（张潘仕编，第28页）
从古人的头悬梁、锥刺股到“书中自有黄金屋”再到金榜题名；从今天的高三生“想唱不敢唱”再到“大学生无书声之乱耳，无复习之劳形”等，其重心都是一个脸面资源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而没有人去考虑读书求知的实质。最终，一部分人获得了由脸面带来的优待（特权）。现在，他可以把面子送给别人了，这些人就是他的相关者，即他的父母或曾经帮他获得资源的人。
在社会学分析中较系统地研究社会资源问题的，主要是社会交换理论，后来又逐渐形成了专门的社会资源理论。人的交换行为一定产生于资源的转移过程之中，这种现象在人类需要的类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因为资源从根本上维持了人的生存，所以人们对资源的最简单理解，一般就是经济活动中的物质及货币上的交换。但是人的社会行为并不是那么简单，社会的复杂性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社会行为中的资源包含了文化中的各种成分，即物质、制度和精神成分。美国社会学家Emerson（1982）将资源定义为“一名持有者拥有的使其能得奖赏（或惩罚）另一名行为者的能力，财物或其他属性”。美国社会学家E. Foa和u. Foa（1976）在社会交换的研究中对社会资源作了如下的分类，它们是爱、地位、服务、货物、信息以及金钱。其中的地位就包含尊重、敬仰或名望。Foa的观点具有西方社会的特色，而地位资源所包含的内容也是人们误把脸面看成是社会地位之类的东西的主要原因。但我认为对于脸面的资源，我们既不能完全依照Foa的分类，也不能只对地位作中国社会的分析，而需要对其作一更全面系统的认识。
另外，从成就式脸面的运作来看，脸面规模不但体现在各式各样的资源方面，还应该有一种外部因素，即脸面的大小也要由群体的规模、认同率及价值导向有关。比如一个儿童喜欢体育，不喜欢读书，那么他在家庭或学校班级内就没有成绩好的学生有面子，即使他后来考上了体校也仍然没有考上大学的学生有面子，但这仍然是在家庭、亲属和同学的价值范围内衡量的。而一旦他成为国家队员，他的脸面开始变大了，如果他获得了奥林匹克的一枚金牌，那么，给予这种行为的价值认定则来自于整个中华民族，这样的认同率会导致他此时的面子比所有考上大学的人的面子都大，而且家庭和学校也反过来承认：无论该校有多少人考上大学，都比不上这地区出了像他这样一个人。于是他成了其家庭、学校和地区的骄傲。而中国家庭、学校和地区之所以不采取这样的脸面路线，是因为它们无法预测一个体育生的未来可能性。如果该生没有拿到金牌，只在体校毕业后从事体育教员或体育工作，那么这时的家庭、学校和地区面对其他考上大学的家庭、学校和地区会则仍然感到此人没面子。可见，认同与价值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脸面争取上的选择。
根据前面提到先赋性（ascribed）和获致性（achieved）属性，可以列出的影响脸面有无与大小的要素有：
1．先赋性的：血缘、地缘、性别、辈分、外貌、年龄、种族等。
3．群体性规模：天生与后天的社会资源被多大规模的群体所认同，诸如家庭、非正式群体、组织、社区、民族、国家等。
在这张脸面规模分类表中，地位的作用只是一小部分，也就是说，没有多少社会地位的人也可能会因其具有外貌、人格、互惠、道德或社会关系而获得脸面。Russell及一些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小苦工也有一种高傲的仪容，其原因就是他们虽没有社会地位，却仍然具有脸面资源中的一种，如辈分、服务、道德、人格等，只是他们的脸面在社会中是比较小的，而如传统社会的读书人做了绅士后，因为占有其中的大部分资源，则处处表现出他在社会上很有面子。其正式特权中就有一项是，唯有他们可参加某些礼仪。例如只有绅士身份者才可参加文庙的官方典礼。当家族祭祖时，身为绅士的家族成员就会被推崇为族中领袖人物。据某些家族的族规，每年一度的各种祭礼必须由有身份者主持。如果族中绅士让平民身份者冒用此权利，他们就会被人认为有失体面，家族因此而使祖宗蒙辱。
除了那些只有绅士可参加的礼仪外，在地方上的各种节庆和典礼中绅士也承担了特别的作用。由考试登第而获功名的正途出身者的荣誉，使其家乡和原籍省份大为显耀。士学赴考，地方官和绅士要举行仪式送行。进士及第者可享有皇帝亲自赐宴的荣誉（张仲礼，1991，第31页）。今天大学校长最忙的时候就是毕业合影之际，各系各班会因他们的到来而脸上有光，而县乡长参加各式各样的庆典则是更有面子的事，另外文人墨客也有他们的“辛苦”，据《文摘报》1992年1月16日载：
近两年来，由名人名家署名顾问、主编、审订或作序、题词、题签的的书越来越多了。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编委会名单更是花样翻新。
……
无庸讳言，确有那么一些名人名家，他们的名字虽然被清楚地印在书的醒目的地方，但也只是署一虚名而未做具体工作。这一方面是名人名家的轻诺，所谓“难推脱”、“碍面子”之类的难言之隐；一方面是出版社编辑请了名人名家署名，却又无意在提高书稿质量上下功夫。一些质量低下的书多半是这样出来的，如果不是贴上了“名牌商标”假冒伪劣产品是不会流入市场的。
名人有了面子资源可以“碍于面子”而给出版社及作者面子，而出版社又用这一资源为自己和作者争面子，以示书的水平之高（因有名人出面），至于书本身写得怎样，那就无关紧要了。这就是面子资源的重要性所在。反之，如果有脸面资源但不使用，会怎样呢？有这样一个报道：
某部一位将军因公出差，晚间途经某市。将军连问几家旅馆，住宿费均在10元以上，这位放牛娃出身的将军实在不忍花费那么多钱住一夜。最后找到一家较为低档的旅馆，一晚3块钱。将军去服务台登记，谁知那位服务员小姐不看证件还罢，一看脸上顿时现出狐疑状。原来将军随身带的证件上分明写着“某某少将”字样。将军哪会住3块钱一晚的旅馆？定是冒充无疑。这位服务员小姐一边想法“稳”住将军，一边暗中派人与当地派出所联系，就在将军准备就寝之时，房门突然被打开，进来几位“公安”，不由分说，把将军毫不客气地“请”到了派出所，反复讯问他的真实身份和来本市的企图，折腾了整整一个晚上，几经查证，才知道他是“货真价实”的将军。（徐伟平，1992，第56页）
这个将军没有忘本，可以说是一个有气节、有品德、善良而正直的人，也就是个要脸的人，但他忘记了中国人要的更是面子。因此他那种不要面子而要脸的行为招来了服务员的怀疑，认为此人身份必假无疑。显然，对要面子的人来说，有这种脸面资源的人应该带警卫、坐专车，住高级宾馆或有人迎送，这是起码的，可惜这一违反脸面规则的举动只会害得自己一夜不能睡觉。也许他下一次在脸面资源上不会再做这样的选择。今日许多中国上班族买车，不是买一种交通工具或代步工具，而是买个让自己有面子的东西，以至于经济条件再不行，也不能让别人小看了，一定要买个有面子的车。
来源：考古研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