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庆伟，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副校长、西北大学副校长等，现任西北大学校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考古学学科评议组秘书长，中国考古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
作者简介
孙庆伟，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副校长、西北大学副校长等，现任西北大学校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考古学学科评议组秘书长，中国考古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夏商周考古、考古学史、中国古代玉器与玉文化，著有《礼以玉成——早期玉器与用玉制度研究》《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追迹三代》《最雅的中国——春秋时代的社会与文化》《周代用玉制度研究》等。
【摘要】在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农业是影响文明兴衰的关键性因素。在距今万年前后，长江下游地区出现了栽培稻，中原和华北地区多个遗址发现了栽培粟类谷物的证据，相应地，聚居的原始村落出现，原始礼仪开始萌芽。在裴李岗时代（约距今8500—7000年），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开始形成，人口增长显著，聚落规模变大，结构趋于复杂，聚落内部出现权力分配。仰韶时代（约距今7000—5000年），农业进一步强化，财富、人口和权力不断积累，在距今5300年前后出现了众多以大型聚落为代表的“古国”，文明发展进入“天下万邦”的繁荣阶段。进入龙山时代（约距今4300—3800年），中原地区农业生产趋于专业化、制度化和国家化，为中原中心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塑造了以“中国”诞生为标志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关键词】中华文明； 农业； 多元一体； “中国”
阅读引导
一、农业起源与文明初曙（约距今10000—8500年）
二、农业发展与文明加速（约距今8500—7000年）
三、农业强化与“古国”诞生（约距今7000—5000年）
四、“农为邦本”与最早“中国”
“多元一体”格局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特征，从“多元”走向“一体”，本质上是以中原为中心文明格局的确立，也即“中国”的形成与凸显。“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表明，大约距今6000年前，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已经开始显现；至距今5300年前后，伴随着庙底沟文化的扩张，第一次出现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化圈；最晚在距今3800年前后，以二里头文化在中原地区崛起为标志，中华文明进入王朝阶段，中原中心完全确立。
文明形成和演进的动力问题是开展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从本质上说，文明的动力是指一个社会积累、集中和炫示财富的方式和特征，以及各种文明要素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从全球范围来看，食物生产方式的转变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变革之一，粮食生产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当今世界的人种、语言、基因和生活方式都深受史前农业起源及其扩散的影响。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业起源地之一，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因此，深入探究农业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文明格局形成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是了解中华文明动力演进机制的关键环节。
彼得·贝尔伍德：《最早的农人——农业社会的起源》
一、农业起源与文明初曙（约距今10000—8500年）
在人类数百万年的漫长历史中，人类主要通过渔猎和采集的方式获取食物， 所谓“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就是对人类原始生活方式的生动描述。人类由食物的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的生产者是一次伟大的转折，以驯化为核心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催生了建立在谷类基础上的最早人类文明。农业为什么会在某些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究竟是因为社会因素、人口压力抑或环境变化，这是考古学家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但迄今还没有一致的意见。
戈登·柴尔德：《人类创造了自身》
一般认为，在最近一个冰消期（约距今19000—11000年），伴随着全球气温的大幅转暖，人类首先在三个中心地区（中国、西亚北非和中美洲）从渔猎采集逐步过渡到原始农业社会，进入控制和创造食物资源的新时代。这三个地区都属于半湿润半干旱地区，都不是自然条件最为优越的地区，但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这些地区的人们开始通过播种获得回报，依靠劳动获取资源，“不优越”的自然环境催生了人类农业的最早萌芽。
水稻是人类三大主粮之一，全世界有一半以上人口食用稻米。水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稻作文化发达，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受限于植物遗存的保存状况，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讨论通常是基于稻属植硅体的发现。江西万年吊桶环遗址是国内最早开展系统植硅体分析的遗址，发掘者在遗址的不同层位发现多个稻属植物叶片和颖壳的植硅体，其中年代最早者大约为距今12000—11000年。此外，在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也发现了距今1万年左右的稻属植硅体。但这些稻属植硅体究竟是遗址周边环境的自然遗存，还是人类有意识使用的结果，目前还无法做出明确判断。
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岭南考古研究专业委员会等编著：《英德牛栏洞遗址——稻作起源与环境综合研究》
近年来，在以浙江浦江上山遗址为代表的一批上山文化遗址中，陆续发现了年代距今11000—8500年的水稻遗存，其中包括多粒完整的稻米。对稻谷粒型和小穗轴的观察研究，证明这些水稻遗存不是采集于自然生境中的野生稻，而是收获于经历了相当长时间驯化的人工栽培群落，由此证明长江下游地区具有万年以上的水稻栽培驯化历史。此外，在衢州市衢江区皇朝墩遗址则发现了上山文化至跨湖桥文化时期的古稻田，面积约1.5万平方米，年代约距今 9300—8000 年，为稻作农业起源提供了更为坚实的证据。
长江中游的澧阳平原也是开展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域。20世纪末，在湖南澧县彭头山与八十垱遗址都发现了大量栽培稻遗存，包括炭化和未炭化的稻谷与稻米，年代为距今8500年前后。其中，八十垱遗址的一个地点就出土了上万粒稻谷，而且还发现了疑似为水稻田和干栏式仓储建筑的遗存。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彭头山与八十垱》
栽培稻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最早的聚落开始形成。据考古调查，在以钱塘江上游金衢盆地为中心的邻近区域内，已经发现了20余处上山文化遗址。发掘表明，在上山文化早期阶段（距今约10000—9500年）就已经出现了数量较多柱洞遗迹和带沟槽基础的房址，到了中期阶段（距今约9200—8600年）则出现了规律性的房址。最早栽培水稻的上山文化先民们，也最先开启了农业定居生活，营建了“远古中华第一村”。
上山文化中期的多处遗址，如嵊州小黄山、永康湖西和义乌桥头等遗址都是带环壕的聚落，面积一般在数万平方米。从史前聚落环壕到后世城邑的城壕，壕始终是中国传统居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防御是壕的最初功能，但壕最本质的功能是“区分”——环壕既可以将聚落与外界分隔以体现“居所”或原始“领土”意识，也可以采用多重环壕的形态对聚落本身进行区隔以彰显不同的功能和内部秩序。最典型的是义乌桥头遗址，该遗址环壕所包围的是一处中心台地，台上分布有墓葬、红烧土堆和包含有较多彩陶的“器物坑”，显示这处台地应是举行仪式性活动的专门区域；在环壕东、南两侧，则分布有生活区，与礼仪区判然有别。
为满足礼仪性活动的需求，“礼器”也就应运而生。在桥头遗址多件陶器中发现米酒残迹，经分析，应是利用发霉的谷物与草本植物的茎叶谷壳，培养出有益的发酵菌群，再加上水稻、薏米和块根作物发酵酿造而成。在世界范围内看，人类早期饮酒通常是为了达到团结向心、巩固联盟之目的。在古代中国，酒被视为粮食精粹，是丰收的象征，也是礼仪活动中的不可或缺之物，所以古人称颂“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
因地制宜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原则。中原和北方地区古代先民最早栽培的谷物主要是黍和粟，黍较耐旱，而粟更高产，两者各有优势。粟在中国古代称稷，为百谷之长，五谷之首，被尊称为“首种”、“首稼”。在现代植物分类上，粟属禾本科的“狗尾草属”，而黍属禾本科的“黍属”，两者虽不同属，但因为外观、色泽相近，栽培条件相似，地理分布也很一致，所以在《诗经》等古文献中经常黍稷并称。
目前我国境内已知年代最早的粟黍遗存出土于北京东胡林遗址，考古学家通过浮选的方法发现了14粒粟和1粒黍，根据对同单位其他植物遗存的测年，年代约在距今1万年前后。东胡林遗址的先民定居在清水河岸的阶地上，遗址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东胡林人猎杀鹿、獾等动物，捕捞采集鱼类、螺类、蚌类和蜗牛为食，但也使用石磨盘和石磨棒加工谷物，并掌握了制陶技术，有了盆、罐、碗等多种陶器。东胡林遗址流行曲肢葬，其中在M2这座墓葬中，出土了一串由50多枚螺壳组成的项链，经鉴定，这些螺壳属紫游螺，目前在中国仅见于浙江沿海。虽然这些紫游螺壳的来历还不明确，但这串螺壳项链无疑是东胡林人精神生活的一个鲜明例证。
东胡林遗址发现的粟黍遗存并非孤例，目前华北地区多处新、旧石器过渡时期的遗址，如河北徐水南庄头和阳原于家沟、北京怀柔转年以及山西吉县柿子滩等，都发现了石磨盘和石磨棒等谷物加工工具，并且在这些器物表面都提取到禾草类和小米类淀粉粒。综合目前的考古材料，我国北方地区较为明确的粟黍利用证据都在距今1万年前后，主要集中在华北北部地区。从种子形态来看，当时的粟黍已初具驯化特征，不仅是先民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还被用于喂养家养动物。
摩尔根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大阶段。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又做了深入研究和进一步阐述，指出：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而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虽然恩格斯有关国家起源的论述并不完美，但日益丰富的史前考古材料证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归根结底是人类长期体质进化、生产进化、社会进化和思想进化的产物。
有关中国文明的起源，有一种观点值得重视，即把“礼”看作中国文明的基点，甚至称为“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礼起于分，分是礼的基本功能——首先是人与天分，即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界区分开来；再是人与人分，即把社会个体与他性、他人、群体分别开来。以上所列的相关考古发现，无论是桥头遗址的聚落结构、祭祀遗迹、酒类遗存和彩陶容器，还是东胡林遗址独特的曲肢葬和精美的螺壳项链，都标志着礼的萌芽，这是原始农业带来的文明曙光，标志着早期先民正在走出野蛮，走向文明的开端。
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
二、农业发展与文明加速（约距今8500—7000年）
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数量增加，聚落规模扩大，文化内涵丰富，文明化进程显著加快。由于裴李岗文化是这一时期发现较早、遗址较多且文化面貌较为典型的考古学文化，所以也有学者把这一阶段称为裴李岗时期或裴李岗时代，它的绝对年代大约为距今8500—7000年。
韩建业：《中华文明的起源》
最能代表裴李岗时期农业成就的是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在这里发掘的88座长方形窖穴里均发现有腐朽的粮食堆积，有的堆积厚度甚至超过2米，据估算，这些窖穴里存放的粮食超过10万斤。窖穴里的粮食，最初判断是粟，但最新鉴定为黍。如此大量的粮食弃之不食，确实令人费解，有人推测是祭祀的残留，也有人怀疑是粮食腐朽而遭废弃。抛开究竟是何种原因不论，窖穴中残留如此大量的谷物，足以说明当时农业已经相当成熟。
西辽河流域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农业区，目前在多处遗址都发现了粟黍类遗存。在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约距今8000—7500年）浮选出1400余粒炭化黍和炭化粟，其中炭化黍的绝对年代为距今7650年，这是已知具有直接测年数据的年代最早的栽培黍。同一遗址出土人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为典型的C4类型食物结构，表明粟黍类作物已经是遗址先民的重要食物来源。
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编：《东亚古物》（A卷）
在浙江地区继上山文化而起的是跨湖桥文化，距今约8000—7000年。跨湖桥遗址出土了1000多颗稻谷、稻米和稻谷壳，从粒型看是已经驯化的栽培稻。但研究者发现水稻似乎并不是跨湖桥居民食谱中的主食，水稻在当时生业经济中的重要性还有待评估。
有迹象表明，这一时期水稻已经北上至海岱地区。在山东长清月庄遗址的两个后李文化灰坑中发现了28粒稻粒，其中一粒炭化稻AMS测年结果为7050±80BP或6060—5750BC，这是目前中国北方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稻谷遗存。从尺寸和粒形上看，月庄遗址出土的稻粒与现代野生稻较为接近。
农业发展带来的第一个显著变化是遗址数量的增加。在距今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整个华北地区已经确认的遗址仅有北京东胡林等几处而已，且遗址规模小，结构简单，甚至不排除是季节性营地。但到了裴李岗时期，仅河南省已经确认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就有160多处，其分布几乎遍布河南全境。与此同时，其他几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都得到长足发展，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体系，如关中和陕南地区的老官台文化，冀南地区的磁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后李文化，洞庭湖地区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高庙文化，峡江地区的城背溪文化，杭嘉湖平原的跨湖桥文化，金衢盆地的上山文化以及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等。
遗址数量增加的同时，单个遗址的面积也激增，聚落结构更趋复杂。新郑唐户遗址是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的裴李岗文化遗址，面积达30万平方米。遗址中分布有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半地穴式房址63座，并且排列有序，呈现出向内凝聚的布局特点；居住区依地势建有排水设施，居址周边有少量墓葬分布；遗址出土了鼎、钵、壶等日用器皿，还有耕作用的石斧、石铲，收割用的石镰，以及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等工具，生动展现了裴李岗时期聚落的基本风貌。
在辽西地区，仅内蒙古赤峰市和通辽市就发现有100多处兴隆洼文化的遗址。这一时期流行环壕聚落，规模大小不等，大的如敖汉旗北城子遗址，环壕内有房屋214座，分为11排；小的如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同时期的房址只有25座，分为3排。以兴隆洼遗址为例，面积约3万平方米，环壕内的房址排列整齐，大致有8排，同时存在的房址约有六七十座；房屋多为方形或长方形的半地穴式，面积多在30平方米左右，也有一些60平方米以上的较大房屋；在聚落中心部位，有2座大型房子，均为140多平方米。
与聚族而居相对应的是聚族而葬。在舞阳贾湖遗址就发掘出裴李岗文化墓葬500余座，如此规模的墓地，不但在时间上可以分期，在空间上也能够分群或分区。裴李岗遗址的墓地明显分为三个区，水泉墓地分两个墓区，莪沟北岗墓地有三个墓区，而贾湖墓地的中、晚期则有六个墓区，墓地的分区反映了当时日益复杂的氏族结构。
这一时期氏族内部开始出现分化，在一些墓地中可以辨别出某些身份特殊者。裴李岗遗址两个墓区的中心部位就有一座或两座规模较大的墓葬，如东区的M15和M17以及中区的M38就属于这类墓葬。这些墓葬通常随葬多件大容量的陶三足钵以及尺寸较大的石磨盘和石磨棒，表明这些墓主可能掌握了氏族的食物分配权，并由此在氏族内部获得较高地位。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7卷）
人类只有在保证自己食物来源的前提下才能顾及饲养动物，这是人类早期生业形态进化的基本路径。得益于这一阶段的农业发展，家畜饲养业在裴李岗时期基本成型。这一时期家狗已经非常普遍，在贾湖遗址的居住区和墓地中发现10座埋狗坑，很可能和某种祭祀活动有关。家猪不仅是最主要的肉食资源，也在精神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在贾湖、磁山和跨湖桥等遗址都发现了家猪遗存，说明家猪饲养已经是普遍现象。而在兴隆洼遗址M118这座居室墓葬中，更是随葬有一公一母两头整猪，应该有特殊的背景和含义。
种植稻或粟、黍作为主粮，养殖家猪获取稳定的肉食资源，再以采集和狩猎作为补充，裴李岗时期的先民开启了稳定的定居生活，为社会的巨大变革和文明的跨越发展积蓄着力量。
三、农业强化与“古国”诞生（约距今7000—5000年）
距今7000年左右，仰韶文化首先在关中地区形成。关于仰韶文化的类型和分期，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认识，现在一般把晋南豫西和关中等核心区的典型仰韶文化分为半坡期或半坡文化（约距今7000—5800年）、庙底沟期或庙底沟文化（约距今5800—5300年）和西王村期或西王村文化（约距今5300—5000年），分别代表仰韶文化的早、中、晚三个阶段。但也有学者认为，仰韶文化内涵过于庞杂，地域差别显著，实际上是多个考古学文化的集合体，宜以“仰韶时代”来统称。
仰韶时代气候整体保持较平稳的温暖态势，当时中国北方气温高出现代2 ℃左右，降水量比现代多出约100毫米，十分适合粟黍农业的发展。我国现代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大致走向为大兴安岭—阴山山脉—贺兰山—乌鞘岭一线，而仰韶时代大暖期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向西北内陆推进200公里左右，这是旱作农业和仰韶文化向西扩张的重要因素，在庙底沟鼎盛期，其分布范围西至青海东部，北抵内蒙古长城沿线。
在仰韶时代，农业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在仰韶文化早期的西安半坡和宝鸡北首岭遗址中，人骨碳同位素值呈现C3和C4作物的混合信号。舞阳张王庄遗址情况也类似，在仰韶文化早期阶段，在种植粟、黍的同时，也要采集各类野生植物资源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这种现象还见于西安鱼化寨遗址，在仰韶文化早期阶段，农耕生产尚未完全取代采集狩猎，采集的野生植物仍然是重要食物资源，但从庙底沟阶段开始，野生植物在食物资源的构成中已经微不足道，农业生产已经成为经济主体。
农业经验的积累和农业技术的提升，也是仰韶时代农业强化的重要推手。大约在仰韶文化早期的晚段，在中原地区粟逐渐取代黍成为主要作物，而粟的产量比黍更高；到了庙底沟阶段，仰韶先民已经有了田间管理的经验，可能已经给粟进行集中灌溉，并对部分地块进行施肥。
持续强化的农业，为仰韶时代的社会发展提供了稳定而持久的保障。仰韶文化早期阶段的聚落，如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和甘肃秦安大地湾，面积通常在数万平方米左右，与裴李岗时代的聚落规模大体接近。但到了仰韶中期的庙底沟阶段，开始出现河南灵宝西坡这类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内涵丰富的大型聚落。发掘表明，西坡遗址周围有宽达10米的壕沟，沟内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聚落中部有广场，围绕广场有四座大型建筑，最大者连同室外回廊等附属设施，总面积超过500平方米；在壕沟外侧发现公共墓地，其中27号墓长5米、宽3.5米，规模比同墓地的一般墓葬大数倍，墓中随葬制作精致的玉石钺，墓主人为一青年男性，显然是聚落的权贵阶层。在西坡遗址之后，中原地区又出现了巩义双槐树这类面积超过百万平方米的仰韶中晚期大型聚落。该遗址有三重环壕，现存面积117万平方米，在最内侧环壕之内，又用围墙围成了一个面积约1.8万平方米的区域，其中有沿中轴线分布的成组建筑以及面积分别为1600平方米和1300平方米的大型单体建筑；在环壕之外，至少分布有四片墓地，墓葬总数量超过1700座，反映了当时聚落人口之盛。此等规模的聚落，可能是当时的一个区域中心，发掘者甚至称之为“河洛古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灵宝西坡墓地》
在长江下游地区，这一阶段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马家浜文化（距今约7000—6000年）和崧泽文化（距今约6000—5300年）。该区域是单一的稻作农业，在江苏昆山绰墩遗址和姜里遗址都曾发现多块这一时期的古稻田，证明稻作农业生产的规模稳步扩大。到了崧泽文化阶段，水稻已经是长江下游地区先民最主要的淀粉类食物。
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为了解这一阶段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该遗址面积约27万平方米，遗存年代从马家浜文化一直延续到崧泽文化晚期，前后跨度长约1000年。从墓葬材料看，在马家浜文化稍早阶段，遗址居民社会地位相对平等，未见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层；到了马家浜文化晚期阶段，人口增加，遗址规模扩大，墓地面积增加，开始出现了个别等级较高的墓葬。进入崧泽文化阶段，聚落中出现大房址，墓地开始分区，出现高等级大墓，聚落内部明显分化。发掘者认为，这种社会分层肇始于马家浜文化晚期，到了崧泽文化早期，也即距今6000年前后，东山村遗址的富裕权贵阶层和平民阶层的结构已经稳定。其中，M90这座大墓随葬了5件石钺、19件玉器及大量陶器，墓主有可能是东山村遗址的“第一代王”。
南京博物院等编著：《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在长江下游地区，诸如东山村遗址以及M90大墓这类遗存并非孤例，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就是另一个典型代表。凌家滩遗址面积160万平方米，是长江下游地区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遗址，包括祭祀区、墓葬区和居住区等。在凌家滩遗址已发现多座重要墓葬，但以07M23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该墓年代距今5300年左右，墓室面积约7平方米，共有随葬品330件，其中玉器200件，特别是一件玉猪，长约72厘米，重达88公斤，是极罕见之物。这座墓葬不仅随葬了多件玉石钺，还有可能用于占卜的玉龟、玉龟形器以及玉签等物，说明墓主同时掌控了军事指挥权和通神祭祀的权力。
长江中游地区则以澧县城头山遗址的稻作遗存最具代表性，在这里已经发现距今6500—6300年前的古稻田和田埂，以及由大堰塘、水沟和小水塘组成的稻田灌溉系统。此外，这里还出土了大量的农具，包括骨耒、骨耜、骨锥和木铲等，说明耜耕农业颇为发达。相应地，在城头山遗址已经发现始建于大溪文化早期，也即距今6300年前后的古城址，呈较为规整的圆形，城外有环壕，壕内面积约8万平方米。城头山古城是我国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一座城址，被誉为见证文明发生的“首善之地”。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在辽西地区，赵宝沟文化（距今约7000—6500年）和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相继兴起。在赵宝沟遗址，几乎每间居址都出土有石斧和石耜，表明赵宝沟文化已经进入耜耕农业阶段。该遗址出土有炭化粟和黍，但数量较少，采集仍然是获得植物资源的主要方式。红山文化遗址中炭化粟、黍的出土比例普遍较低，反映辽西地区这一时期以粟、黍等农作物为代表的农业水平还不高，狩猎、家畜饲养、渔业、采集等在生业模式中仍占有较高地位。
在红山晚期阶段，辽西地区出现了牛河梁遗址群，是由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群共同组成的规模宏大的祭祀中心。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散布在方圆50平方公里的10多个山冈上，通常是一冈一冢，也有一冈双冢或多冢的。积石冢的最大特点是设有中心大墓，这些墓通常有较深的墓穴和宽大整齐的石棺。墓内多埋单人，也有多人，一般不随葬陶器和日用工具，而以玉器为主，尤以玉龙、玉凤最为引人注目，具有鲜明的“唯玉为葬”的特点。墓上先封土，再积石，形成石冢，宛如金字塔，面积在200—400平方米不等。
牛河梁的坛都用石片铺就或堆砌，或圆或方。如牛河梁第二地点的坛，采用红色的安山岩石砌成，内外分三圈立石，最外圈直径达22米。坛设在冢前或冢上，是红山先民举行墓祭的场所，坛冢结合。按照发掘者的理解，每个山冈上的积石冢可能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单元，冢上散落的人体陶塑（雕）像很可能是该社会单位所崇拜的“个祖”。最近在内蒙古敖汉旗元宝山遗址也发现了坛冢合一的大型积石冢，并表现出南方北圆、南坛北冢的布局特征，出土了包括大型玉龙在内的100多件玉器，具有浓郁的祭祀之风。
牛河梁的庙，被誉为“女神庙”，位于牛河梁主梁的顶部。庙为半地穴式的土木多间建筑，南北长25米，东西宽2—9米，庙因火而毁，在废墟中发掘出多件神像残件，体量相当于真人的两至三倍。这些神像无疑是红山人祭祀的对象，苏秉琦更是赞叹牛河梁女神“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这一阶段海岱地区属于稻旱混作农业区。该区域在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6300年）和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300—4600年）早中期，水稻栽培已经趋于稳定，但所占比例仍次于粟、黍。大约在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农业成为海岱地区史前居民最重要的生计方式，种植水稻和粟、黍，同时饲养家猪，是当时聚落农业的主要形式。
泰安大汶口遗址是海岱地区的一处标志性遗址，文化内涵极其丰富，从北辛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早中晚期一直延续到龙山文化，前后长达三千多年。在北辛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初期，该遗址还仅仅是一般聚落；到了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距今约5700年），聚落规模扩大，面积超过百万平方米，成为区域中心聚落，并持续繁荣到大汶口文化晚期。这一阶段一般墓葬面积约2平方米，随葬1件或几件器物，而大型墓葬如M2005的面积将近9平方米，随葬品则多达104件，说明当时已经有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即距今5000年前后，海岱地区开始出现城址。其中，章丘焦家城址，面积约12万平方米，城内已发现超过200座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墓葬，按规模可以分为大、中、小型，大型墓葬面积达8平方米，有棺椁和丰富的随葬品，小型墓葬则仅能容身，多无葬具，无随葬品或仅见少量陶器、骨器和蚌器等，可见聚落内部的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认为，大约从距今 5800 年前开始，在黄河、长江流域许多地方的村落群中出现了中心聚落。这种以一座大型聚落为中心，聚集多座普通村落的社会结构很像先秦文献记载的“邦”“国”，或可称之为“古国”，标志着史前中国从此进入“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这一阶段，除西辽河流域之外，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已经出现了稳定的农业生产，农业作为主体经济的地位基本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农业催生了“古国”，形成了“天下万邦”的文明景象。
四、“农为邦本”与最早“中国”
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关键是要“找到它们如何从星星之火变成燎原烈火、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的‘破密’的钥匙”。一般而言，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过程大致包括三个阶段：即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初步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形态。虽然区分中心聚落和都邑国家的界限仍然主观模糊，但目前学术界公认距今5000年左右杭州良渚古城的出现标志着王国的诞生。
苏秉琦：《苏秉琦文集》（三）
良渚古城是一座经过精心选址和布局的超大型史前都邑，核心区由内而外依次是内城（包括宫殿区、墓葬区、作坊区和仓储区等）、内城墙、外郭城，此种布局与后世都邑“宫城—皇城—外郭城”的三重结构如出一辙，城外还分布有祭坛墓地和多条水坝构成的大型水利系统，蓄水量约6000万立方米。古城外郭城合围面积达630万平方米，内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内莫角山宫殿区约30万平方米。核心区、水利系统和外围郊区总面积达到100平方公里。
据估算，良渚古城鼎盛时期，城内约生活着2万人，绝大部分为贵族和手工业匠人，其中制玉是当时最重要的手工业门类，漆木器、纺织和制陶业也很发达。良渚社会的阶级分化明显，至少可粗分为国王、贵族以及平民3个等级。良渚人在城郊的瑶山、汇观山设祭坛以观天象，玉器上常见的“神徽”是良渚先民共同信仰的至上神，而造型万变不离其宗的玉琮则是良渚人须臾不可或缺的法器。敬天、崇神、尚琮，折射出良渚社会的宗教大一统。
营建和维持如此规模都邑的正常运转，必然以发达农业为支撑。发掘表明，良渚古城内居民以稻米作为主食，莫角山宫殿区设有充足的粮食仓储，其中莫角山西坡的一个大型灰坑中曾出土过约1.3万公斤的炭化稻米，而莫角山以南的池中寺遗址更是发现超过19.5万公斤的炭化稻米，数量之巨，超乎想象。与此同时，近年来在良渚文化的多处遗址都发现了稻田遗存，包括部分灌溉设施完善的大型水田，如在余杭茅山遗址就发现多块面积1000—2000平方米的良渚文化稻田。在平湖市庄桥坟遗址，出土了长度超过1米的良渚时期复合石犁，如此巨大的石犁单靠人力显然无法操持，只有用牛等大型牲畜才能牵引。此外，这一时期焚烧已被广泛应用于土地生态管理，动物和人的粪块被作为土壤改良剂添加到耕作土中，这些措施也是良渚文化稻作生产力提升的关键因素。
在距今5000年前后，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已经建成面积超100万平方米的大城，稍晚阶段，石家河古城总面积达到348.5万平方米，是长江中游同期规模最大的城址。石家河古城在长江中游地区“一城独大”，表现出对权力、资源、生产、贸易和宗教的垄断，无疑是和良渚王国类似的国家政权。而支撑石家河古城的经济基础也是发达的稻作农业，在澧县鸡叫城遗址发现了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网状灌溉水系和水稻田等稻作农业遗存，另有一处面积达80平方米的谷糠层堆积，据估算，大约相当于 2.2万公斤稻谷。
然而，无论是红山文化，还是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在发展到其顶峰后，无一例外地迅速并无可挽回地衰退了。进入龙山时代（约距今4300—3800年），红山、良渚和石家河先后趋于沉寂，而陶寺和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相继在中原地区兴起，中原中心（晋南、豫西和海岱地区）开始形成，中华文明真正进入“中国”时代。
社会学家认为，国家是由意识形态、经济和军事权力的特殊组合创造出来的。所谓“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对于早期农业文明而言，农业是滋养文明的经济基础，也是决定文明命运的关键变量。如有研究认为，公元前3000年前后，气候变冷、环境恶化和人口增加等多种因素叠加，红山先民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环境不堪重负，引发大量人口迁离，由此导致了红山文化的衰落。也有学者推测，在距今4400年前后，海平面快速上升造成环太湖地区海水入侵，形成大范围黄色粉砂土沉积，从根本上破坏了稻作农业生产的基础，由此导致了良渚文化的衰亡。虽然上述解释难称圆满，但为理解红山、良渚文明的衰退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另外，虽然考古学者也一直试图解开中原中心形成的历史之谜，但相关研究对农业在中原崛起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关注还不够，更没有意识到“农为邦本”理念的诞生和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很可能就是催生“最早中国”的决定性力量。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从开端到1760年的权力史》
农业生产是一个兼具自然与社会属性的系统工程，而中国古代先民也很早就有了“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的深刻认识。这里所谓的“人”，不单是指从事稼穑的农人，更是指农业技术、重农理念以及农业组织形式等社会行为。龙山时代大体相当于文献所记的五帝时代，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部族首领深谙“农为邦本”的道理。《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治五气，蓺五种”，帝颛顼“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帝喾“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帝尧“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帝舜则更是“耕历山，渔雷泽”。这些记载清楚表明，五帝时代的农业生产已经成为“国之大者”，中原文明的强势崛起当与农业生产日益专业化、国家化息息相关。
龙山时代中原地区农业大发展首先表现为作物的多样性。已有研究表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中都包含有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五种不同的农作物遗存，丰富程度明显超过仰韶时代。在关中地区，龙山时代的农业结构中，黍、粟的比重均有所下降，水稻的含量相对增加；在海岱地区，两城镇遗址出土作物包括稻、粟、小麦等，但以稻作农业为主。总体而言，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文化阶段，中原腹地以粟、黍的栽培和家猪饲养为主要内容的农业传统被打破，多品种农作物种植（以粟为主，兼有黍、稻、豆等）和多种家畜饲养（猪、狗、黄牛、绵羊）为标志的复杂化的农业经济面貌逐步呈现。农业经济的复杂化意味着人们在处理人地关系时有了更多生计选择，而生产方式的调整也必然将导致农业生产工具组合，谷物产品和家畜资源的分配、加工和消费以及生产组织方式、土地利用策略、劳动力投入、社群关系等社会和文化层面的一系列变化。
龙山时代农业发展的另一个显著标志是农官的设立。《国语·鲁语上》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记载：“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由此可知，烈山氏首领柱和周人始祖弃都是因为“能殖百谷百蔬”而祀为稷神的。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
社为土正，掌土地；稷为田正，掌百谷。与土正、田正类似的还有主山泽的虞正，《史记·五帝本纪》称“益主虞，山泽辟”。益即大费，乃秦人先祖，《史记·秦本纪》记载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所谓调驯鸟兽，实际上就是养殖畜牧，也属于广义的农业范畴。土正、田正、虞正的分设，说明五帝时代的农业生产已经是“有组织”的生业模式，走上专业化、制度化乃至国家化的发展道路，这是释放农业生产力的重要举措。
两千多年前，周大夫史伯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曾有一个断语——“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舜亲耕于历山，大禹平水土，契为司徒（司土），周弃主稷，伯益职司山泽，他们的“大功”都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这不仅成就了这些历史人物个人的尊崇地位，更深远影响了其部族的发展壮大，并相继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几个王朝。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判断——五帝时代华夏民族的重农基因，是中华文明的鲜明底色，也是塑造最早“中国”的重要力量。
孙庆伟：《最雅的中国——春秋时代的社会与文化》
来源：辛瓜地考古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