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探寻历史学的社会坐标

摘要：近日，中宣部主管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专访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在“思政会客厅”栏目刊发《探寻历史学的社会坐标——访历史学家瞿林东教授》。

近日，中宣部主管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专访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在“思政会客厅”栏目刊发《探寻历史学的社会坐标——访历史学家瞿林东教授》。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主要中文著作有《唐代史学论稿》《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彰往察来：探寻历史中的智慧》《瞿林东文集》（10卷）等书；发表《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等论文、评论数百篇。

访谈内容

问：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应当怎样去读这本“书”？

答：是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要读好这本“书”，需要从关注前人流传下来的史学著作入手。因此，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明确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基本概念：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史学？所谓“历史”，是指人类所经历的过程，是客观存在过的人和事；而“史学”是人们对于上述过程的记载、叙述和解释，是人们的一种思想活动，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简言之，前者是客观的存在，后者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因为客观历史很快就逝去了，也不能“复制”了。大多数人要了解、认识历史，只能依靠史官、史家们留下的反映历史进程的史学著作了。

问：您是说，史学是人们认识历史的主要途径吗？

答：是的，人们对历史发展的认识和研究不能不依据史书记载的“历史”，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史学的发展不断深入，这是从客体到主体、再由主体到客体循环往复的辩证关系。孔子通过研究三代礼制的“损益”轨迹洞察历史的发展规律，说“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他是春秋末年人，为何对殷礼、西周之礼了解得那么清楚，无疑是熟读典籍的缘故。降至汉、唐之时，史家、学人把这一认识扩大并初步上升到理论认识。东汉班彪受到司马迁著《史记》的启发，曾言“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前人所撰写的各种史学著作仍然值得效法学习，具有“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即认识历史和传承文明的作用，这是把史学与历史的关系说得很清楚、很易懂了，可以认为是史学理论上的一大进步。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好像“猜”到了人们对失去历史记忆的忧虑，他在《史通·史官建置》中写道，若“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即便那些人物已经逝去，“其事如在，皎同星汉”，后人可从历史记载中了解他们的贤与不贤，进而采取自己的不同态度。这就把史官的作用和他们记载、撰述的史书著作的价值阐述得再清楚不过了。

问：您刚才的论述似乎将史学研究的视野从专业领域延伸到了更广阔的社会维度。

答：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二者不可分割，并且“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这段话表明，历史科学是关于人类过往、现实和未来走向的科学，同时它也关注人类和自然相互关系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论述的启示、指导下，结合中国古代丰富的优秀史学遗产，我们领悟到一个问题很重要，即“史学在社会中应处于怎样的位置”。据此又能引申出史学和社会有什么关系、史学和人是什么关系、史学在人的社会实践中应占有什么位置等一系列问题。这就是说，不仅仅把史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看待，而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看待，作为一个应当受到社会大众所关注的重要问题看待。这或许是史学工作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古人称史学“乃生人（民）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这个评价并不为过。说到底，不论是史学对于社会的作用，还是社会对于史学的定位，都是基于人作为主体：人的认识和作用。总之，关键在于人的自觉认识和人的参与实践，即“史学—人—社会”或“社会—人—史学”。由此看来，所谓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恰当与否，本质上是人在起着决定性作用。这表明，在古与今的联系中，在史学与社会的联系中，人不仅发挥着主体的作用，而且也反映出其知识的丰富与智慧的高低。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如果把这里的“道”理解为治理社会之道，则是从积极的方面提出了人在史学与社会之间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问：中国史学有着求真的优良传统。后现代主义却质疑历史书写的真实性以及通过史学认识历史的可能性，您怎样看待这种质疑？

答：在我看来，这种“质疑”反映了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史学的无知和曲解。中国史学之所以受到民众和历代学人的尊重，同时也受到许多外国学人的尊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讲究求真。春秋时期晋国史官记“赵盾弑其君”一事，赵盾不服，与史官董狐辩解。董狐说，你听到有人被杀了，想逃到境外的诸侯国以逃避责任，而返回后又不讨贼，难道没有责任吗？赵盾无言可答。这件事千古传颂，董狐成为历代史官的榜样。但是，以“求真”为宗旨的撰史原则，并不是说史书中就不存在任何有问题的记载。中国史家曾坦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这是一个修史原则，也是一种对史学的自信。刘知幾的《史通》严格批评前代史书，既撰《直书》篇表彰直书的史家，亦撰《曲笔》篇鞭笞曲笔的史家。清代考据学者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三书，对历代正史作出严肃批评……凡此等等，都反映出中国的史官、史家们对历史撰述具有一种可贵的、认真的、崇敬的精神境界。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未做深入研究而对中国史学妄加评论，无知之言不足为据。此为其一。其二，中国史书的撰述过程，首先讲求“采撰”的严肃和严谨，这是考察史官、史家历史知识的广博与否；其次是书事，这是鉴别他们对诸多史事的判断、取舍；再次是叙事，则是反映思维能力和语言艺术。总之，史书不是可以随意“书写”出来的。其三，后现代主义之所以遭到种种批评质疑，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唯心史观。我在前面证明人们从认识史学可以走向认识历史，其前提是：历史虽然逝去了，但前人所著的史书可以告诉后人，已经逝去的历史是真实的客观存在。后现代主义不重视甚至否定这种客观存在，它宣扬的“历史书写”可以不必受到与唯物史观相联系的事物的检验了，因此被斥为历史虚无主义，自是情理中事。

问：信息时代，面对纷繁复杂、真假难辨的资讯，古代史家的求真精神对我们有哪些启示？

答：信息时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我们欢迎这个进步，同时也要适应这种形势。你所提到的“纷繁复杂、真假难辨的资讯”问题确实存在。究其原因，学术界存在激烈的竞争形势是一个原因，但浮躁的、急于求成的学风是更重要的原因。依我看，你所说的“纷繁复杂、真假难辨的资讯”，也可以从方法上予以辨析。一是考察其时代特征，如时代风气、特征、概念、用语等。二是考察其来源，弄清脉络与传播途径。三是做跨学科考察，弄清其是否受到别的学科的影响等。信息时代，时时都在考验人们对资讯的了解和取舍。当然，倡导良好的、诚实的学风，才是从根本上清除不良信息的根本之途。

问：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另一传统，史学如何发挥社会价值？

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认识历史，必将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历史辉煌、历史进步。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历史教育。所谓历史教育，就是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正确的历史观对社会民众进行教育。民众中从学校学得历史知识的人毕竟是少数，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往往是要从社会的历史教育中获得历史知识，从中总结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从而更积极、有效地参与当前的历史运动，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历史。即使从学校学习过历史知识的人，也有必要在社会历史教育中学到新的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

中国有久远的历史教育的传统。《尚书·周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诗经·大雅·荡》借周文王的口气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都是在强调周王朝要以殷王朝和夏王朝的灭亡为借鉴，可以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历史教育言论。汉初，贾谊作《过秦论》、陆贾受命作《新语》，都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著作。此后，更以兴亡为主线总结历史上得失成败的根源所在，如三国时期魏人曹冏的《六代论》、西晋陆机的《辩亡论》、唐初虞世南的《帝王略论》、北宋范祖禹的《唐鉴》等。受历史条件所限，这些论著都有明显的局限性。对此，我们应当有明确的认识。

问：在新时代，史家如何以史学经世？史学工作者当以怎样的历史观开展研究？

答：这的确是当前史学工作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应视为自身历史使命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应当在转化、创新的基础上，谱写新时代历史教育的新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贡献。

我们要认真阅读前人的史学著作，可以认识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理论的重大成就，增进历史文化认同、巩固文化主体性。例如，公元前3世纪末秦国统一中国并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发展统一的措施。此后，历史上虽然经历了统一和分裂势力的斗争，但是分裂之后总是又形成了规模更大的统一，即使在分裂时期的政治势力中一些有识之士，也向往统一并为此作出许多努力。这表明，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政治的、地理的、经济的、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的等多种原因共同促成的。

今天，我们学习用“大历史观”来总结中华文明发展历程是新时代赋予史学工作者的历史任务。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国成为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有极密切的关系，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又从根本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推动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一系列事业中取得伟大胜利。新时代以来全国各族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动力。我们认识这一漫长的、光辉的、伟大的历史，认识国家统一和民族交融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历史规律，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为此感到骄傲，对历史前途充满信心。

问：人在史学与社会的互动中发挥关键作用，学术研究又当以何种方式体现人文关怀？

答：您问得好！史学的经世致用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国家治理上和社会发展上，也体现在人们的人文关怀方面。刚才我们提到历史教育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含了人文关怀的重要内容。

第一，关于做人的道理。这方面的教育，在中国历史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易·大畜·象传》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里说的“德”应包含德行和知识乃至智慧在内，而“前言往行”指的是前人的嘉言懿行，概指历史上的人和事。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在回答如何培养太子向善的问题上，主张以五六种史书教导太子。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到他撰写“列传”中的人物时，这样写道：“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时代不同了，但精神长在，不同时代的人生，也可从中得到启示。我们今天看待“立功名于天下”，就是要做一个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做一个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有用的人。第二，是关于革命传统、爱国主义和历史前途的教育。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自秦汉以来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国家。近代以来，各族人民面对外敌入侵奋起反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全面认识中国历史，认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历史面貌，可以帮助人们更加深入地热爱我们的祖国，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了解历史，解释现在，观察未来，这是历史教育的有效方法，我们应当更好地学会这个方法。第三，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这对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增强各族人民文化自信具有重大意义。史学工作者在总结、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应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人文精神包含广泛的内容，这三点是比较重要的方面。

问：您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将历史知识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答：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问题，我的老师白寿彝先生经常说，史学工作者要有历史感，也要有时代感。两者结合，才能做好史学工作。这种情况，往往是在读书过程中有所感，或在学术上听到某种不适的言论有所感，或对不符合实际的某种史学思潮有不同认识，从而发表自己的一些见解，以供读者朋友参考。1984年，我读毛泽东同志的《寻乌调查》，不仅感受到他做社会调查工作的细致，而且认识到这份社会调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社会面貌。这种感觉促使我想到一个重要史学命题：社会调查和历史研究，并著文《社会调查和历史研究》，一是表明毛泽东同志的社会调查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二是提倡近现代史研究的同行更加重视社会调查及所得资料的史料价值。20世纪80年代，“史学危机”论的思潮彼伏此起，声浪颇高，大有否定中国史学之势。为了抵制这一思潮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我除了在有关学术会议上批评“史学危机”论的不当之处外，还就中国传统史学的主要优势和特点写成一篇《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的长文，发表在北师大学报上，从正面论述回答一些不准确的和一些错的言论，为捍卫中国史学的尊严和发展道路献出微薄之力。1986年，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中国史学没有理论，只是“记述史学”。我即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史学有五次“反思”，而每次反思之后，都产生了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怎么能说中国史学“没有理论”？参加会议的《历史教学》杂志的一位编辑在会议综述中引用了我的发言，后来我见到七八家报纸摘要转载，其中包括《解放军报》，我感到十分欣慰！我所做的，大多是这些具体事情，但却是我时时想到而乐于去做的事情。

问：现在有很多文章被诟病为“晦涩难懂”、干部群众都不爱看。您曾说良好的文风是平实、流畅的，可否详细谈一谈？

答：良好的学风，包括良好的文字表述，的确是社会所关注的。我虽讲过有关的想法，但细察起来，一则没有讲出什么道理来，二则自己也是处在努力改进文风的过程中。既然你提到这个问题，我也只能说说我的一点粗浅想法，谈不上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我想讲讲白寿彝先生在这方面的见解。他常说，写文章，遣词造句，一是准确，二是明白，三是凝练。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准确是前提，明白是要求，凝练是提高。把握好三者的关系，对改进文风是有帮助的。其次，是要有意识地从学术前辈的著作中，既关注他们的学术思想，也关注他们的叙述风格。如白寿彝先生重视叙述中的概括性，读来易于把握作者论述的全局和重点，不至于读后仍觉茫然。又如史念海先生的著述中，很重视叙事的过渡，读他的著作，往往在论述前一个问题的末了时即自然地引出了后一个问题的由来，使所论述的内容有浑然一体之感，颇具自然之美。最后，何兹全先生的著作通俗好懂，就像同读者谈话一样，这给我一种启发：写文章时，心中要有读者。这是因为文章的受众不仅是史学工作者，还有更多的社会读者，一定要考虑到他们也能读得懂。这对文章的传播也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