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对着群臣抛出一个重磅问题：“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对着群臣抛出一个重磅问题：“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这一议，议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在此之前，诸侯列国的最高统治者都叫“王”。周文王、楚怀王、齐威王……可在秦始皇眼里，“王”已经配不上“一统天下”的功绩，于是取“三皇”之“皇”、“五帝”之“帝”，合成“皇帝”二字，定为天下唯一的至尊称号。至于过去的“王”，则被降级成了皇帝麾下的“小弟”。比如汉初刘邦封的楚王、齐王，都是要向皇帝称臣的“诸侯王”。

秦始皇或许没料到，他这套“皇帝-王”的层级设计，不仅成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的“标配”，还慢慢延伸到了亚洲大陆以及更远的地方，搭起了一套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框架。简单说就是：中原王朝的“皇帝”是“天朝上国”的核心，周边认同这套秩序的政权，要想获得“正统性”，就得由皇帝来封个“王”的头衔。而这些“王”，则以“朝贡”的方式，维系与中原的联系。

最早参与到这套秩序中的，就有当时日本列岛的政权。

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洛阳皇宫里来了一群特殊的使者。他们是来自大海以东的“倭奴国”，穿着奇特的服饰，带着当地的土特产，一见到光武帝刘秀就恭恭敬敬行礼，请求归附。刘秀见他们远道而来，诚意满满，便赐了一枚金印，印文是“汉委奴国王”（“委”就是当时中原对日本的称呼“倭”）。这枚金印后来消失了近两千年，直到1784年，在日本福冈县志贺岛，一个农民在田里耕地时偶然挖到。如今它成了日本国宝，静静躺在福冈市博物馆里，见证着古代中日最早的“册封互动”。

不过那时候的“倭奴国”，还只是日本列岛众多“小政权”中的一个。就像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一样，当时的日本列岛散布着上百个部落国家，彼此打来打去，谁也没能统一。“倭奴国”主动来东汉朝贡，一方面是想借助中原王朝的“名头”抬高自己在列岛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想换取中原的丝绸、铁器等物资。毕竟那时候的中原，文明程度可比日本列岛高多了。

到了三国时期，情况变了。日本列岛出现了一个“大哥级”的政权——邪马台国，掌权的是一位叫卑弥呼的女王。这位女王很有手腕，不仅统一了周边的奴国、伊都国等几十个小国，还敏锐地意识到：要稳固自己的统治，得跟中原的“大哥”搞好关系。

于是在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卑弥呼派了一个叫难升米的使者，带着10名奴隶、2匹班布（一种粗糙的麻布），跨越东海，来到曹魏的都城洛阳。这一次，邪马台国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以“倭国”（列岛联盟的统称）的名义来朝贡。魏明帝很高兴，不仅热情招待了使者，还下了一道正式的册封诏书：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给她金印、紫绶带，还有锦缎、铜镜、珍珠等一大堆礼物，光铜镜就给了100面，要知道那时候的铜镜在日本可是“奢侈品”，比黄金还珍贵。

使者难升米带着诏书和礼物回到日本后，卑弥呼别提多高兴了。有了曹魏“亲魏倭王”的头衔，她在列岛的权威一下子稳固了不少。周边小国见她得到“天朝上国”的认可，再也不敢轻易挑衅。而曹魏也通过这次册封，再次把中原的秩序延伸到了东海以东。

古时候的“朝贡秩序”，并不是中原王朝单方面的“霸权”。对邪马台国这样的周边政权来说，接受册封、派人朝贡，更像是一场“双赢”：他们得到了中原的文明认可和物资支持，还能借“天朝上国”的名头巩固自身统治；而中原王朝则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的文化和秩序理念传播出去，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亚洲文明圈。

从秦始皇定“皇帝”名号，到刘秀封“倭奴国王”，再到魏明帝册“亲魏倭王”，短短几百年间，一套影响亚洲近两千年的秩序框架慢慢成型。而那些藏在历史里的细节：志贺岛田地里挖出的金印、卑弥呼使者带往洛阳的班布、魏明帝赏赐的百面铜镜，就像一个个小小的坐标，标记着古代亚洲文明交流的最初轨迹。

来源：杂家归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