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不住儿子家了！＂我把拆迁协议往桌上一拍，声音洪亮得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不住儿子家了！＂我把拆迁协议往桌上一拍，声音洪亮得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儿子康建国和儿媳小张面面相觑，好像没听懂我的话似的。

＂妈，您又闹什么呢？＂儿子皱着眉头，手里的筷子在空中停顿了一下。

我叫赵淑兰，今年七十一岁，在这座北方老工业城市生活了大半辈子。

我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从十七岁进纺织厂当挡车工，一干就是三十年。

那时候车间里噪音大得很，两台织布机的轰鸣声像打雷一样，耳朵贴着耳朵都听不清对方说话，我们就靠口型交流。

到退休那年，我已经落下了轻度耳背的毛病，这是纺织女工几乎都有的职业病。

＂妈，您说啥呢？拿了一百五十万，不好好享享清福？＂儿子放下筷子，眉头皱得像北风吹过的河面。

＂就是要享清福，我才不住这儿了。＂我把碗里最后一口饭扒拉干净，＂我这把年纪了，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自打老康走了，我在儿子家就像个多余人。

小张嫌我习惯土，说我把馒头掰碎了泡菜汤喝像什么样子；说我大清早起来擦地板影响她睡眠；说我听收音机声音太大吵到她在家办公。

我呢，也看不惯她那些讲究——家里不能晾衣服，说影响美观；厨房不能炖骨头，说味太大；连我从老家带来的那只搪瓷缸子都被她嫌弃得很，说是＂土得掉渣＂。

＂妈，您这是置气呢？＂儿子放软了语气，＂咱们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没置气，我想通了。＂我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剪报，是我昨天从《老年生活报》上剪下来的酒店养老的广告，＂你看，现在这酒店养老多时髦，一个月三千块，比养老院还便宜。＂

儿媳妇撇了撇嘴：＂妈，您那一百五十万是要留着养老的，可不是让您这么糟蹋的。＂

＂我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把剪报收回兜里，心里暗暗盘算着。

两天后，我拎着两个老式的蓝白格子布袋，住进了锦江酒店。

这可是我们城里数得上名的老牌酒店，当年只有外地来的领导才住得起。

八十年代，我和老康省吃俭用存了一年的钱，在这里吃了一顿西餐，庆祝结婚十周年。

那时候，服务员都穿着笔挺的制服，像电影里的外国人一样彬彬有礼。

现在物是人非，酒店虽然翻新过，但已经没有当年那种气派了。

我付了半年的钱，还给了服务员小李二百块小费。

＂大妈，您老住这儿啊？＂小李接过小费，一脸不可思议。

＂咋了？我钱不够花吗？＂我撇了撇嘴。

＂不是不是，就是好奇。一般您这岁数的，不都在家含饴弄孙呢吗？＂

＂我含啥饴啊，天天像个多余人，还不如这里自在。＂我打开窗户，初夏的风带着槐花香味儿扑面而来。

小李是个90后姑娘，瘦瘦高高的，眼睛大大的，说话轻声细语，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那么浮躁。

她成了我在酒店的第一个朋友。

每天早上给我送早餐时，总要闲聊几句。

有时候我耳朵不好使，她就写在小本子上，那字写得比印刷体还工整。

小李手特别巧，教我用智能手机点外卖，教我怎么看抖音短视频，还帮我在楼下的花坛里种了几盆秋葵。

＂赵大妈，您真是活得通透。＂小李常这么说。

我知道她是埋怨自己婆婆事多，但我不一样，我有钱，我底气足。

住酒店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舒坦。

早上不用做饭，晚上不用洗碗，床单被罩有人换，地板有人扫。

那天洗澡的时候，浴缸里的水放满了，温度刚刚好，我泡在里面，感觉比皇帝还舒服。

要知道我们那一代人，能有个淋浴都是奢侈的事儿，更别说泡澡了。

我有时站在窗前，看着楼下匆匆走过的人，心里踏实得很。

来这住的第三天，我清点了一下随身带来的东西。

几件换洗衣服，一些日用品，还有一个旧铁盒子。

铁盒子里面装着我和老康的结婚照，还有儿子小时候的照片。

这个铁盒子是老康在厂里发的工具盒，他用了几年就不用了，我拿来装这些重要的东西。

盒子上面有些锈迹，但打开盖子，里面的照片保存得很好。

我拿出来一张一张地看，就像翻阅自己的人生一样。

看到老康年轻时穿着蓝色工装的照片，我不禁笑了。

那时候他在钢铁厂当焊工，每天下班回来，脸上都是汗水和烟尘混合的黑印子。

我总嫌弃他脏，他就笑着说：＂这是汗水和钢铁的味道，怎么能叫脏呢？＂

现在想想，那或许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光。

虽然物质条件差，一家三口挤在单位分的一间小平房里，冬天屋里生炉子，满屋子煤烟味。

但我们有盼头，有奔头，觉得再苦再累，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老康走了，儿子也成家立业了，只有我还留在原地，像个被时代抛下的老古董。

住酒店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慢慢适应了这种新生活。

早上起来散步，中午在楼下小饭馆吃饭，下午看看电视或者在公园里遛弯，晚上就在阳台上看星星。

这日子要多美有多美。

邻居王婶来看我的时候，惊讶得合不拢嘴：＂老赵家的，你这日子过得比神仙还滋润哪！＂

我得意地笑笑：＂那可不，我这叫与时俱进，跟上新时代。＂

王婶走的时候，小声嘀咕：＂也就是你有拆迁款，换了我们，谁敢这么造啊。＂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六十年代末，我下乡插队时，村里人说我是＂臭老九＂家的丫头，我没在乎；八十年代，单位里人说我是＂傻大姐＂，我也没在乎；现在七十多岁了，我更不在乎别人的闲言碎语了。

日子就这么平静地过着，直到中秋节前一周，儿子突然打电话来说要接我回家吃饭。

＂妈，您这都出去三个月了，怪想您的。＂电话那头，儿子的声音难得这么温柔。

我半信半疑地回了趟家。

一进门，就闻到了熟悉的红烧排骨香。

这是老康生前最爱吃的菜，我做了几十年，熟得连梦里都能做出来。

儿媳妇围着围裙，脸上堆着笑：＂妈，您回来啦，快坐快坐。＂

这热情劲儿，让我心里直犯嘀咕。

桌上摆了八个菜，全是我爱吃的。

有红烧排骨、清蒸鲈鱼、爆炒腰花、拌三丝......这阵仗，比过年还隆重。

＂妈，这排骨炖得够不够烂？＂儿媳妇夹了一块到我碗里。

我尝了一口，点点头：＂不错不错，就是胡椒少了点。＂

＂您看您，还是这么挑剔。＂儿媳妇笑着说，眼神却不自然地瞟向儿子。

吃着吃着，儿子开始旁敲侧击打听我的拆迁款。

说什么他们那小区房子太小了，想换大点的，首付差十几万。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们的热情从哪来的。

以前老康在世的时候，就常说儿子这人心太浮，只顾着往上爬，不踏实。

现在看来，他还真没看错。

＂钱都在银行呢，我还没想好怎么花。＂我含糊其辞。

儿子眼睛一亮：＂妈，要不您考虑考虑，给我们支援一下？等我们退休了，这房子还不是您的？＂

我笑而不语，心里却在想：我要是把钱给了你们，指不定你们会把我赶出去，让我住养老院呢。

晚上，我回到酒店，坐在窗边看着天上的月亮，眼泪不知怎么就流下来了。

不是为儿子难过，是想起了老康。

要是他还在，会不会陪我一起住这酒店，每天带我出去遛弯儿，到小公园下象棋？

我从布袋里翻出老康的照片，那是他五十岁生日时照的。

他穿着我给他做的灰色中山装，头发还乌黑浓密。

照片背面写着：1991年10月15日，老康五十大寿。

那时儿子刚上大学，家里紧巴巴的，但我们还是张罗了一桌子菜，请了几个老友来吃饭。

老康喝了点酒，脸红扑扑的，笑得像个孩子。

他说：＂等我退休了，咱们就去北戴河旅游，看大海。＂

可惜他的愿望没能实现。

五十五岁那年，他中风瘫在了床上，一躺就是十年。

我一个人照顾他，端屎端尿，翻身擦洗，从没嫌过累。

儿子工作忙，一个月难得回来一次，更别说帮我照顾他爹了。

照顾老康的那些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

冬天，我得半夜起来给他翻身，防止褥疮；夏天，我要用湿毛巾一遍遍地给他擦身子，降温解暑。

有多少次，我累得腰酸背痛，躺在床上哭；又有多少次，我看着他憔悴的脸，恨不得代替他受苦。

但我从没想过放弃。

老康去世那天，是个阴雨天。

他走得很安详，像是睡着了一样。

我守在他床前，轻轻抚摸着他的脸，心里一遍遍地说：＂老康，你安心地走吧，别惦记我，我会好好的。＂

＂老康，我现在有钱了，可惜你看不到了。＂我对着照片自言自语。

第二天一早，小李敲门送早餐，见我眼睛红肿，关切地问怎么了。

我把昨晚的事告诉了她。

她听完，拍拍我的手说：＂赵大妈，您这钱是拆迁款，是您和老康一辈子的心血换来的。您就该好好享受生活，别让任何人左右您的决定。＂

这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我点点头：＂小李，你说得对。我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现在终于有机会了，我不能糟蹋了自己。＂

小李笑了：＂大妈，您真明白，不像我奶奶，把所有钱都给了我叔叔买房，自己却舍不得买件新衣服。＂

我叹了口气：＂我们那一代人啊，就是太会吃苦了，把苦当成了美德。其实苦什么呀，人这辈子能有几年好活头？＂

小李点点头：＂就是就是，您老人家这思想觉悟可真高。＂

酒店的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也不是光享乐，有时候也会想些事情做。

有一天，我在楼下的小广场上遇见了几个跳广场舞的老太太。

领头的是个六十多岁的张大姐，身板硬朗，穿着碎花上衣，脚步轻快得像个年轻姑娘。

我站在一旁看了会儿，张大姐就热情地招呼我：＂大妹子，来一起跳啊！＂

在东北，管比自己小的女性叫＂大妹子＂，是很亲切的称呼。

我摆摆手：＂我可不会跳，看看就行。＂

＂没事儿，跟着学呗，又不难。＂张大姐拉着我的手就往舞圈里带。

就这样，我加入了她们的广场舞队伍。

跳得不好没关系，关键是心情好。

几个老太太跳完舞，就坐在一起拉家常。

聊天中得知她们是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的，因为经费紧张，活动场地常常被挤占。

＂要是有个自己的活动室就好了。＂张大姐感叹道，＂现在我们只能在这小广场上跳，下雨天就只能在家闷着。＂

我心里一动。

第二天，我拿出十万块钱，委托小李帮我联系社区，资助老年活动中心租了个小场地，添置了音响设备。

我也跟着去跳舞，虽然动作不那么利索，但笑得比谁都开心。

张大姐知道这事后，眼泪汪汪地握着我的手：＂老姐姐，你这心肠可真好啊！＂

我笑着摆摆手：＂别这么说，我也是为了自己。有了这个活动室，我也能天天来玩啊。＂

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儿子耳朵里。

一天傍晚，他来酒店找我，脸色复杂：＂妈，您真是想通了，拿钱去资助活动中心？＂

我看着他欲言又止的样子，心里明白他在想什么。

＂怎么，你怕我把钱都捐了，没你们的份儿啊？＂我故意逗他。

儿子脸一红：＂不是...就是...我和你儿媳妇商量了，您想住哪儿是您的自由。我们不该对您的决定指手画脚。＂

听儿子这么说，我心里的气也消了大半。

毕竟是我的儿子，我唯一的亲人。

我叹了口气：＂建国啊，妈知道你们不容易，房贷车贷压得喘不过气。＂

儿子低着头不说话。

＂你们要买大房子，妈可以给你们十万。不过别指望更多了，剩下的是我养老钱。＂我语气坚定。

儿子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妈，对不起，我们之前太自私了。＂

我摆摆手：＂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我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现在好不容易有点钱，就想活得轻松些。＂

儿子抿着嘴，眼圈有点红：＂妈，我知道我对不起您和我爸。当年爸生病那会儿，我工作忙，很少回家看他。这些年，您一个人照顾他，吃了多少苦我都看在眼里。＂

我听着儿子的话，心里又酸又暖。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你爸生前最疼你，要是知道你现在工作这么好，肯定高兴。＂我拍拍儿子的手。

＂妈，以后您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别像以前那样，自己扛着不说。＂儿子语气诚恳。

＂行，妈记住了。＂我点点头。

后来，我们达成了默契。

每周日，我回儿子家吃顿饭；平时，我住我的酒店，过我自在的日子。

儿媳妇也改变了态度，不再对我冷嘲热讽。

可能是因为那十万块钱，也可能是终于理解了我的选择。

在活动中心，我认识了更多的老朋友。

有退休教师刘大姐，每周给我们讲健康知识；有曾经的厂医李大夫，帮我们量血压、测血糖；还有以前是文工团演员的王阿姨，教我们唱歌跳舞。

我们这群老头老太太，每天在一起聊天说笑，比在家闷着强多了。

张大姐常说：＂咱们这叫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我也跟着附和：＂是啊，咱们这把年纪了，不能光等着子女来孝顺，得自己找乐子。＂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的生活比以前充实多了。

有一天，我在活动中心遇到了一个老头，穿着打扮很精神，戴着一副老花镜，在角落里看报纸。

张大姐介绍说，他叫孙大爷，是退休教师，老伴去世多年，一个人住在附近的小区。

＂孙老师可有学问了，以前是中学语文老师，现在还在给人家辅导功课呢。＂张大姐说。

我点点头，没太在意。

后来几天，我发现这孙大爷总是坐在同一个位置看报纸，也不跟别人说话。

有一次，我端着茶杯不小心碰到了他的胳膊，茶水洒在了他的裤子上。

＂对不起对不起！＂我连忙道歉，拿出手帕要给他擦。

＂没事没事，一点水而已。＂他摆摆手，声音温和。

我注意到他的手，修长干净，指甲剪得整整齐齐，是那种长期拿粉笔的手。

这手跟老康的粗糙有茧的手完全不同。

从那以后，我和孙大爷偶尔会打个招呼，但也没多少交流。

直到有一天，活动中心组织看电影，放的是《牧马人》，是八十年代的老片子。

我和孙大爷坐在了一起。

电影里朱琳饰演的女知青在戈壁滩放牧的场景，让我想起了自己下乡时的日子。

我忍不住小声感叹：＂那个年代，吃得了苦的人才活得下来。＂

孙大爷转过头，轻声问：＂您也下过乡？＂

我点点头：＂在黑龙江插队三年，冬天冷得能把人冻死。＂

＂我在内蒙古，＂孙大爷笑了笑，＂咱们算是同一代人了。＂

就这么简单的对话，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电影结束后，孙大爷邀请我去小区附近的茶馆坐坐。

在那个古色古香的小茶馆里，我们聊了很多，从知青岁月到改革开放，从子女教育到退休生活。

孙大爷说他有个儿子在国外工作，一年难得回来一次。

他自己在家闲不住，就到社区学校当义务老师，教留守儿童写作文。

＂这样心里才不会空落落的。＂他说。

我也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他，包括住酒店这件事。

没想到他一点都不惊讶，反而点头赞同：＂您这决定很明智。现在很多老年人，把所有积蓄都给了子女，自己却舍不得花一分钱享受生活，到头来落得个晚景凄凉。＂

听他这么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孙大爷送我回酒店的路上，提议下周一起去植物园看花展。

我爽快地答应了。

回到酒店，我坐在窗前，想起今天的经历，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不是对老康的背叛，而是一种新的期待，对生活的期待。

小李来送水果的时候，见我心情好，笑着问：＂赵大妈，今天遇到什么好事了？脸上笑得跟朵花似的。＂

我摆摆手：＂没什么，就是去活动中心玩了一天，挺开心的。＂

小李眨眨眼：＂是不是认识了新朋友啊？该不会是老爷爷吧？＂

我脸一热：＂胡说什么呢，我这把年纪了，还想那些事？＂

小李笑得更欢了：＂大妈，您别害羞啊。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有伴儿呢，这叫老年人的浪漫。＂

我摇摇头，心里却像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转眼到了中秋节，儿子来接我回家过节。

晚饭后，我们一家坐在阳台上赏月。

因为有了之前的谈话，儿子和儿媳妇的态度都变了许多，不再对我的决定指手画脚。

儿子还特意买了一盒月饼，说是专门给我买的无糖的，适合老年人吃。

吃着月饼，看着天上的圆月，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建国，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我和你爸带你到公园划船的事吗？＂我问。

儿子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记得，那时候我才五六岁吧？爸划船，我和您坐在船头，您给我讲嫦娥奔月的故事。＂

＂对对对，就是那次。你爸不会划船，船老是打转，把你吓哭了。＂我笑着回忆。

儿子点点头：＂那时候真好啊，虽然物质条件差，但心里踏实。＂

儿媳妇也插嘴：＂妈，您和爸年轻时候的照片能拿来给我们看看吗？我都没见过爸年轻时的样子。＂

我有些惊讶，儿媳妇从来没有这么主动地问起过老康的事。

＂行啊，我铁盒子里有很多照片，下次带来给你们看。＂我爽快地答应了。

聊着聊着，我忍不住提起了孙大爷的事。

没想到儿子和儿媳妇都很支持我交新朋友。

儿子说：＂妈，您这年纪了，有个伴儿说说话，挺好的。＂

儿媳妇也跟着附和：＂是啊妈，您别老是自己闷着，多交朋友，生活才有意思。＂

听他们这么说，我心里的顾虑少了很多。

回到酒店，我把老康的照片拿出来，对着他说：＂老康啊，你看我现在活得多滋润。儿子也懂事了，我也不孤单了。你在那边放心吧。＂

照片里的老康似乎在对我笑，那笑容温暖而宽慰。

第二天，我和孙大爷去了植物园。

九月的植物园里，菊花盛开，金黄一片，煞是好看。

我们走走停停，拍照聊天，像两个老朋友一样自在。

孙大爷说他退休前是教高中语文的，最喜欢古诗词。

他指着一丛金黄的菊花，轻声吟道：＂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我笑着说：＂我只认识几种花，玫瑰、菊花、牡丹，别的就不大懂了。＂

＂没关系，＂孙大爷温和地说，＂能欣赏美的心情比认识多少种花重要得多。＂

这一天，我们一直聊到天黑才回去。

路过一家照相馆，孙大爷提议我们拍张合影。

我犹豫了一下，点头同意了。

那是我这辈子第二次和除了老康之外的男人合影。

回酒店的路上，孙大爷说他下个月要去南方看儿子，可能要一个月才回来。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心里却有点失落。

＂赵大姐，认识您真好。＂临别时，孙大爷真诚地说，＂您让我明白了，人生不管到哪个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始。＂

小李说我变年轻了。

我照照镜子，皱纹依旧，但眼睛亮了。

七十一岁，我终于开始为自己而活。

老康要是在九泉之下看到，应该也会笑着点头吧？

晚饭后，我常常拿着老康的照片，坐在酒店的窗前，看着华灯初上的城市。

我会给他讲讲今天遇到了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就像他还在我身边一样。

这里，比儿子家舒服多了。

不是因为这里有多豪华，而是因为在这里，我找回了自己。

我是赵淑兰，七十一岁，我不是谁的附属品，不是谁的负担，我是我自己。

而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来源：名字还没想好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