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6年，这位老人七十五岁生日时，面对这个直击灵魂的提问，只是苦涩一笑：“不改革？那我大概还在当我的苏共总书记。”

文：陆既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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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红墨

编辑/世界

历史总爱提出一些让人辗转反侧的问题，若是戈尔巴乔夫当年选择安于现状，那个红色巨人是否就能逃过解体的命运？

2006年，这位老人七十五岁生日时，面对这个直击灵魂的提问，只是苦涩一笑：“不改革？那我大概还在当我的苏共总书记。”

答案早已随风而逝，但那个时代留下的政治笑话，却像手术台上散落的纱布，隐约透露出病人临终前的真实状况。

病榻上的巨人

1985年，戈尔巴乔夫接过权杖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个看似不可一世的帝国，表面上，核武库能与美国平分秋色；现实里，这个巨人早已病入膏肓。

苏联经济陷在泥潭里动弹不得，畸形的产业结构让导弹塞满了发射井，货架上却找不到像样的面包，卢布在百姓口袋里发烫，却买不到值得购买的物品。

七十多岁的领导层和臃肿的特权官僚，像一层厚厚的油脂包裹着整个体制，任何变革的尝试都会在其中消弭于无形。

勃列日涅夫时期有个经典笑话：监狱里，新来的囚犯问狱友：“你是政治犯？”对方答：“算是，我是个水管工，被叫去修克里姆林宫的下水道，我看完说了句‘整个系统都烂透了，必须全部换掉’，然后就判了七年。”

国际战场上，军备竞赛和阿富汗战争像两个抽血泵，不断消耗着帝国的元气和道义资本，苏联在国际社会越发孤立，国内民众对官方描绘的乌托邦图景早已失去信仰。

当时流行这样一个段子：政府假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假装替政府工作。

更深的危机潜伏在帝国广袤的躯体内——十几个加盟共和国各怀心思，联盟的凝聚力降到冰点，这个巨人需要的不是补药，而是一场彻底的手术。

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最难的那条路，这个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童年见证过大饥荒的惨状，青年经历过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中年感受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死气沉沉。

他比谁都清楚，这个体制已经病到什么程度，他的第一刀，砍向了伏特加，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登记在册的酒徒超过四千万，占总人口近百分之十五。

更可怕的是，百分之四十的未成年酗酒者十一岁就开始接触酒精，大量粮食被用于酿酒，卖酒收入都快抵不上酗酒造成的医疗和工伤损失了。

戈尔巴乔夫的禁酒令来得猛烈而直接，可惜他忽略了最关键的问题——当生活看不到希望时，酒精成了唯一的逃避。

结果可想而知，这场运动只坚持了两年就草草收场，只留下无数讽刺的笑话。

禁酒运动催生了长长的排队人群，有个莫斯科人排得不耐烦了，大喊：“我要去克里姆林宫干掉戈尔巴乔夫！”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旁人问：“成功了？”他苦笑：“那边的队伍比这里还长。”

第二招是经济加速战略。勃列日涅夫留下的经济就像卡在半山腰的老卡车，油门踩到底也不动弹，戈尔巴乔夫的药方是继续加大重工业投入，用工业现代化带动整体经济。

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才是病根，不触动这个根本，拼命给旧机器加油只会适得其反。

戈尔巴乔夫视察集体农庄时，看见农民在用老旧农具耕作，“为什么不用现代化机械？”农民抬头看了看他：“就像您？我们的领导还在用老方法指挥我们。”

在建筑工地上，工人们推着空手推车跑来跑去，“你们在干什么？”

“响应您的号召，加快改革速度啊！我们快得连装货的时间都没有了。”

加速战略的失败让戈尔巴乔夫意识到，经济病灶的根源在政治体制，从1987年开始，他握紧了第三把，也是最危险的一把手术刀——全面改革。

公开性，成了戈尔巴乔夫打破僵局的重锤，过去的苏联社会像间密不透风的屋子，连叹气都可能成为罪证。

有个笑话生动描绘了那个年代：在酒吧里听见有人叹气该怎么办？正确答案是：立即上前制止这种反苏宣传。

长期的压抑让民众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人们就像在电影院散场时，都在等着离开，对于官方许诺的改革，老百姓早就不抱期待。

有人问：“改革的前景如何？”答：“有两种可能，现实版是火星人降临地球帮我们搞定一切，科幻版是我们自己能完成改革。”

戈尔巴乔夫想靠放开言论来打破这种麻木，他成功了——美国学者布鲁斯·亚当斯整理过七百多个苏联政治笑话，戈尔巴乔夫时期只占百分之八，数量还不及赫鲁晓夫时代的零头。

当人们能自由说话时，政治笑话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不过，苏联人的幽默感并未完全消失，只是变得温和了些。

这把双刃剑的另一面很快显现，戈尔巴乔夫在制定公开性政策时，严重低估了民族问题的严重性，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被搁置的民族矛盾，此刻全面爆发。

爱沙尼亚向戈尔巴乔夫要求独立一个月，被拒；要求独立一天，又被拒；最后要求独立十分钟。

顾问建议同意：“十分钟无害，反而能展示我们的开放。”结果呢？前五分钟爱沙尼亚向芬兰宣战，后五分钟宣布投降并被芬兰占领。

公开性在打破七十年信息垄断的同时，也把被掩盖的历史错误全部暴露，苏联百姓震惊地发现，他们信赖的政府竟犯下如此多的错误和罪恶。

在大众媒体完全放开后，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思潮如野火蔓延，戈尔巴乔夫捅破了窗户纸，却没能让民众看到生活改善的希望，更大的失望和混乱接踵而至。

1991年8月19日，塔斯社突然播发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被中止总统职权。

这场被称为“八一九事件”的政变虽然三天后就失败了，却给了摇摇欲坠的联盟最后一击。

《华盛顿邮报》在头版用整版报道了莫斯科街头的坦克照片，配文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记者在报道中写道：“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还能飘扬多久，成了所有人心中的疑问。”

历史的警示

1991年12月25日晚上7点，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缓缓降下，一个超级大国在没有外敌入侵和内部重大灾害的情况下，平静地走向终结。

谁该为此负责？把所有罪责推给戈尔巴乔夫显然过于简单，他是经过严格选拔才登上最高位置的，体制本身就有筛选机制。

他的政治对手利加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改革的悲剧在于，历史惯性与体制的结构性危机共同作用，形成了无法逾越的障碍。

列宁看到了问题却早逝，斯大林把体制强化到极致，赫鲁晓夫想改革却摸不准脉搏，勃列日涅夫用石油财富掩盖了问题。

戈尔巴乔夫看到了症结，但他的手术刀太过激进，最终让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

这段历史给今天的我们深刻启示：改革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要在保持社会稳定与推动变革之间找到平衡点，在开放包容与坚守底线之间掌握分寸。

历史从不同情弱者，只有那些既能直面问题又能稳妥解决问题的国家，才能在时代变迁中屹立不倒。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挑战，但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永远不会过时，这是苏联解体留给世界最宝贵的教训，也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的重要力量。

来源：时尚书上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