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9年7月7日，76岁的王茂全去世。一直到临终前，他还是拉前来看望他的村干部的手，断断续续地问：“今年的粮食……怎么样了？水渠……怎么样了……”

2009年7月7日，76岁的王茂全去世。一直到临终前，他还是拉前来看望他的村干部的手，断断续续地问：“今年的粮食……怎么样了？水渠……怎么样了……”

村里的人知道他走了，都很伤心，都自发前来送他最后一程。这个王茂全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又为什么会如此受到大家的爱戴呢？

1933年冬天，堡堂村的佃农王家添了个男娃，爹娘给他取名“王茂”，只盼着孩子能像野草似的，在苦日子里活下来。

那时候的日子有多难？东北被日本鬼子占着，村里的地全攥在地主手里，王家世代租地过活，天好的时候收一担粮，7成都要给地主交租，剩下的掺着野菜煮糊糊，勉强够一家人不饿死。

王茂全长到7、8岁的时候，就跟着爹娘下地了。小小的个子攥着比他还高的镰刀，割稻子、挖红薯，手心磨出了血泡，破了又结茧，也不敢歇。他后来跟人回忆：“那时候最大的念想，就是秋收后能多留半袋谷子，让爹娘不用早早起来煮野菜。”

1949年，村里来了穿军装的工作队，说要搞“土改”，把地主的地分给农民。16岁的王茂全跟着爹娘挤在人群里，看着工作队把地契递到爹手里，爹的手抖得厉害，眼泪砸在纸面上。

那天晚上，王茂全没睡着，摸黑去了分到的地里，蹲在田埂上摸了摸泥土，心里头亮堂得很：“这辈子终于有自己的地了，日子有盼头了。”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把名字改成了“王茂全”，盼着日子能过得周全，也盼着能为村里办点周全事。

有了自家的地，王茂全干起活来就更下力气了，不光如此，他还常常去帮村里人干活，一点不吝啬力气。没两年，村里要选农会主任。社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最后都指向了王茂全：“这娃踏实，谁家有难处都帮，办事公道，选他准没错。”

这是王茂全第一次当“干部”，虽说管的都是家长里短的小事：这家的牛丢了、那家的地该浇水了、谁家的种子不够了……可他干得比自家事还上心。

每天天不亮，他就揣着个窝头往地里跑，先去看谁家的庄稼长势好，谁家的缺肥；晌午头太阳最毒的时候，他又扛着锄头去帮缺劳力的人家除草；天黑了也不闲着，提着马灯串家门，听老人们说难处，记在心里。

社员们都说：“茂全当干部，咱放心，他眼里有咱老百姓。”

后来国家搞农业合作化，把零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种，王茂全又被推选为初级社、高级社的社长。

可堡堂村的自然条件摆在那儿，满山都是石头疙瘩，地里的土薄得能看见石头，一到旱季，井里的水连人喝都不够，更别说浇地了。就算大伙心齐，粮食产量还是上不去，每年总有几户人家要靠借粮过活。

1963年，王茂全当上了堡堂大队党支部书记。上任头一天，他没开大会，领着队干部在村里转了一圈。看着地里稀稀拉拉的庄稼，又去了几户缺粮的人家，灶台上摆着少半碗野菜糊糊，刮得干干净净。

王茂全站在灶台边，心里不是滋味，跟队干部说：“咱当干部的，要是让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就是失职。”

1964年，堡堂村遭了天灾，全大队的粮食总产量还不够村里人吃，年底靠着国家的返销粮才勉强过了冬。

王茂全在社员大会上红着眼眶说：“咱不能总伸手向国家要，得自己找出路。要我说，先把水的问题解决了，有了水，庄稼才能长好，咱才能真正不受穷。”

说干就干，王茂全挑了许多精壮社员，组成了“治水队”。

那时候正是冬天，天寒地冻，土都冻得硬邦邦的，一锄头下去就一个白印。他们要去十几公里外的大槽修水库，还要挖水渠把水引到村里，路不好走，全靠肩扛手提。

王茂全没把自己当书记，跟社员们一起扛土筐、挖渠沟，手上的水泡破了又结茧，他用布条缠上接着干。

有回挖渠的时候，渠底结了冰，一个社员脚下打滑，“扑通”一声掉进了冰水里。王茂全二话不说，连棉衣都没脱就跳了下去，把人拉上来的时候，自己的棉衣已经湿透了，冻得嘴唇发紫，牙齿打颤，却还笑着跟大伙说：“没事，活动活动就暖和了，咱接着干。”

就这么干了2年多，他们先是修好了大槽水库的病害工程，后来又在村西头修起了能蓄水100万立方米的毛里水库，这在当时的堡堂村，可是件天大的事。

除此之外，他们还挖了5口山湾塘、56亩囤水丘，铺了5000多米长的支渠，基本形成了“库连渠、渠连塘”的灌溉网，全村绝大部分的农田都能用上自流灌溉的水。

当第一股清水顺着渠流进田里的时候，社员们都围在渠边拍手，有的老人蹲在田埂上哭了：“活了一辈子，终于见自家地里能有这么多水了！”

那年年底，堡堂村第一次不用吃返销粮，家家户户的粮囤里都多了几袋谷子。王茂全看着社员们脸上的笑，比自家丰收还高兴，他说：“只要大伙能吃饱，咱再苦再累都值。”

水的问题解决了，王茂全又盯上了村后的老鸦井山。那座山光秃秃的，全是石头，占了村里大半的面积，别说种地，就连野草都长不了几根。可王茂全看着山，心里却有了主意：

“要是能把这石头山改一改，咱村就能多不少耕地，粮食产量还能再提一提。”

1969年，中央推广大寨经验，王茂全专门去大寨看了一趟。回来后，他在社员大会上拍着桌子说：“大寨人能把荒山变成良田，咱堡堂人咋就不行？老鸦井山不是不能改，就看咱有没有这个劲头！”

真干起来才知道有多难。山上的石头硬得很，一锤下去只能砸出个小坑，社员们白天用钢钎凿、用二锤砸，震得手发麻；晚上借着月光运土垫地，肩膀都被土筐磨红了。

王茂全每天都是第一个上山，最后一个下山，有时候半夜还提着马灯去工地看看，怕有人因为太累偷懒。

有一回，他的大腿上长了个恶疮，疼得站都站不住，社员们劝他在家歇几天，他却找了块粗布把腿裹紧，拄着棍子还是去了工地。大伙看着心疼，要扶他，他却摆手说：“不用，大伙都在干，我哪能歇着？这点疼不算啥。”

就这么在老鸦井山上忙活了好几年，他们硬是把原来的石头坡，改成了近的“大寨式”梯土，耕地面积增加了不少。土层从原来的几寸厚，加到了一尺半，还种上了水稻和玉米。

到了秋收的时候，这梯田的产量比预想的还高。消息传出去后，周边村子的人都来参观，都说：“堡堂人真是创造了奇迹，把石头山变成了粮囤子。”

堡堂村的变化，很快引起了上级的注意。

1973年4月，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陈永贵专门来考察。当陈永贵站在老鸦井山的梯土上，看着整齐划一的田地，忍不住说：“我还以为回到大寨了！你们学大寨学到了点子上，这是真开花结果了！”

同年6月，四川省委在重庆开“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把堡堂村定为先进典型，还提出了“全省农业学大寨，赶化林、超堡堂”的口号。

9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艰苦奋斗的带头人 —— 王茂全”为题，播送了堡堂村的事迹，一时间，来堡堂村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连国家计委、农业部的领导都来了。

因为工作突出，王茂全的职务一路上升：1974年，他从大队书记直接被提拔为重庆市委常委；后来又当了重庆市副市长、市委书记；1977年，还当选了中央委员。

这么快的晋升速度，在当时很少见，家里人都以为他当了大官，能帮着解决点事。可不管是谁提出让他帮忙的要求，他都严词拒绝，说什么都不愿意打破原则。

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的发展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像王茂全这样在特殊时期提拔起来的干部，职务有了调整。

1984年，51岁的王茂全从重庆市委书记调任江北县委书记，级别降了不少。有人替他抱不平，说他干了这么多实事，不该被降职。可王茂全却没当回事，他说：

“咱们党的干部就是能上能下，在哪都是为老百姓办事。县委书记离基层更近，更能帮着解决实际问题，我乐意干。再说了，谁说在农村就不能有出息了？”

在江北县委任上，他还是老样子，天天往乡下跑，看农田、访农户，帮着解决灌溉、修路的问题。

后来他又当了綦江县人民政府顾问，牵头办了綦江县老年大学。那时候不少退休干部没事干，生活单调，他就想着：“老人们辛苦了一辈子，也该有个地方学点东西、找点乐子。”

老年大学开了唱歌、舞剑、门球这些课，老人们都很喜欢，说：“王书记考虑得周到，知道咱们心里想啥。”

王茂全的一辈子，是真真切切在为重庆群众们做贡献，心里装的始终都是村里的事、群众的事。这样的一位真正做到了“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能够如此受到群众的爱戴，也不奇怪了。

来源：诏财进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