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她把压在心里的事说了出来，脸上的负担一下子轻了。说出来之后，她开始参加公祭、去声援，会和从外地来的一些年轻人握手，和志愿者坐在一起，把那些过不去的事情一点点聊开。她睡在摇椅上的日子也不再全部被噩梦填满——这是她自己和身边人讲出来的变化。

她把压在心里的事说了出来，脸上的负担一下子轻了。说出来之后，她开始参加公祭、去声援，会和从外地来的一些年轻人握手，和志愿者坐在一起，把那些过不去的事情一点点聊开。她睡在摇椅上的日子也不再全部被噩梦填满——这是她自己和身边人讲出来的变化。

讲这些的人主要是她的侄子彭梓芳。见面那天，彭梓芳在旁边替奶奶把话说了很多。奶奶现在九十六岁，眼睛看不见了，常坐那把陪伴她几十年的老红皮摇椅，摇得吱呀响。彭梓芳总是扶着她，生怕她累着，一边按时间线讲，一边补上细节。说到2018年那回，奶奶起初对外面的人都不肯承认，后来是她的姐姐彭仁寿一遍又一遍劝她，把埋在心底的秘密一点点拉出来，变成了历史的证词。

把近年的事往回拉，就看见更长的过去。2005年，她的丈夫去世，家里就剩她一个人做饭、煮面。那之前有段时间她和一个打鱼的男人一起生活。她年轻时爱听京剧，后来开始盯着收音机听新闻，通过广播知道外头的变化：洞庭南路要修缮、岳阳楼和慈氏塔翻新。她常说想再睁眼看看那片水天是不是还是原来的蓝。有人带她去过南京国家公祭，去为韩国的幸存者声援，也曾赴外地接待过来访的日本年轻人。那个日本年轻人来时，她拉着他的手，说不怪他，怪的是当年的那些人；那人一遍遍说对不起，奶奶听着便点点头。

再往前，是解放前后的伤痕。1944年5月，村里被日军“扫荡”，大家都跑了，只有眼睛看不见的彭竹英被留下，后来被抓到据点。她回忆自己被折磨的细节：手被抓住、脚被踩住，用硬物戳脚趾，疼得昏过去。大概过了一个月，日军撤退后，村里人发现她双脚浮肿，才送她回家。那段时间，她半瞎半残，很多事记得却说不清。解放以后，身体慢慢好转，但心底的阴影一直没散。

更早一点，是1938年7月的那次空袭。那年夏天，她只有九岁。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炸弹落下，家人从洞庭南路的房子被迫逃到虾子山躲避。炸开的大风把树都掀翻，泥土飞溅，空气里混着烧焦和煤油的味道。回去之后，家里有人发高烧、拉肚子，几天内死了两位亲人。她的视力也开始模糊，哭着喊着。彭梓芳讲时，奶奶还记得山里有种鸟在叫，像是在提醒赶紧往前走。父亲带着她和姐姐、以及后来成了家人的女婿一路逃到郭镇，但苦难并没有就此停下。

她的姐姐彭仁寿比她大几岁。那会儿仁寿十四岁，出去打柴时被日军发现，追进了村子。日军把村民叫到一起，威胁他们交出所谓的“花姑娘”，不然就把房子烧了。仁寿被带走，几次遭受羞辱；最后一次，她肚子被刺了一刀，被丢在外面。父亲把她背回家，靠着借米熬粥才把她救回过来。为了躲避追捕，一家人又搬到洪山头。后来仁寿还加入了抗日组织。那时期的人，很多选择都是被逼出来的。

这些事在村里并不是没人知道，但说出来的人很少。村里后来有人敲门问，志愿者也去一户户访谈。起初奶奶总是说“没有这回事”，不愿意多谈。她和姐姐住得也不远，姐姐在敬老院比她出门频繁。见面时，奶奶经常会责怪姐姐把这些旧事翻出来，可是仁寿坚持要把真相说清，让更多人记住那些被遗忘的名字和脸。到了2018年，奶奶下定了决心，说了出来。她说完后，像卸下了一个重担，晚上在摇椅上也能睡得安稳一些，能更放心地听收音机里播的声音，甚至能靠放在蒸锅下面的两块瓷片碰撞声，判断水开没开——那些小巧的习惯，都是在黑暗中学会的，后来成了她的生活方式。

她的生活里满是细节，像老电影里一帧帧放慢的镜头。那把摇椅吱呀已经三十多年了，扶手被手摸得光滑，表面有岁月磨出的浅浅凹痕；她的手背上青筋清晰，像时间在手上写的字。她会讲起九岁时的岳阳古街，风从湖面吹来，慈氏塔上常有海鸥落下，湖水蓝得像新洗的布。每年农历五月，岳阳楼边赛龙舟，岸上锣鼓喧天，小孩儿嚷嚷着抢头筹，那些能看见的日

来源：大国综艺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