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过去公众主要通过官方媒体获取信息，形成相对统一的共识。如今人们依赖手机上的自媒体，逐渐陷入“信息茧房”。

近年来国内民粹主义情绪有所上升，民粹主义背后存在两大支柱，一是信息传播模式的变化。

过去公众主要通过官方媒体获取信息，形成相对统一的共识。如今人们依赖手机上的自媒体，逐渐陷入“信息茧房”。

这种碎片化的信息环境容易催生极端观点与民粹思潮，更为关键的是第二个支柱，贫富分化。

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三个国家分别是美国、印度，以及中国。

中国的贫富分化程度远超欧洲与日本，尽管近年来通过脱贫攻坚等举措，一亿多人摆脱了绝对贫困，统计指标有所改善，但这主要提升的是最底层群体的生活水平。

中下层与最富裕阶层之间的差距并未显著缩小，贫富分化问题并未根本性扭转。

全球范围内民粹势力的崛起与此密切相关，欧洲有五星运动，美国有特朗普支持者，英国有脱欧势力。

而在中国，年轻一代中左翼思想的流行也值得关注。贫富分化之外，代际剥削也是重要因素。

50后、60后、70后群体在资产价格膨胀与货币扩张过程中，通过房地产等途径积累财富。

例如当年在北京三环附近购房，单价约为每平方米5000元，月薪三四千元即可负担。

如今同类地段房价上涨超过20倍，达到每平方米10万元以上，而月薪仅增长至六七千元。

年轻夫妻若想购房，往往需要耗尽双方父母积蓄支付首付，再背负数十年房贷，且只能选择远郊区域，通勤时间长达两小时以上。

在这样的压力下，左翼理念在年轻群体中日益受到欢迎。要维护社会稳定，必须推动共同富裕。

社会动乱往往源于“三高”问题，高通胀、高失业率（尤其是高学历群体失业），以及贫富分化。

历史上，真正颠覆王朝的并非最贫困的群体，而是那些本有望进入精英阶层、却因故坠入底层的人，他们具备反抗的能力与意愿。

当前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上升，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并未同步上涨，反映出民众消费能力不足。

企业成本上升，但需求端萎缩，导致价格传导受阻。

尽管通过三年脱贫攻坚投入巨大，硬性脱贫的可持续性仍存疑问。

更关键的是，大学毕业生数量持续增长，今年超过1000万人。

然而，教培行业整顿、互联网资本规范等政策导致大量人员失业或转岗。

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若无法实现其预期社会地位，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合成谬误”概念，即各部门各自推行有必要、有道理的政策，但叠加后可能对整个系统产生颠覆性影响。

出于对党和国家初心使命的信念，我们应力求整体平稳，而非简单评判对错。

共同富裕旨在撬动消费与投资，实现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提升国民福利，推动高质量发展。

有人担忧共同富裕会导致民众懈怠，但北欧案例表明，高税率与高福利并未抑制创新与创业。

相反，北欧是全球人均GDP最高、亿万富翁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企业家成功既依赖个人努力，也离不开公共部门提供的基础设施、科研教育、知识产权保护等公共产品。

正如乘电梯者误将电梯上升归因于自身俯卧撑，许多企业家忽视了系统支撑的作用。

共同富裕通过构建橄榄型社会，使中下层家庭中有天赋的子女也能参与高端竞争，从而增强社会整体创新力与竞争力。

这要求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事权与债务方面进行再分配，加强区域间转移支付，推动金融、电力等高利润行业让利，并实施反腐、医疗、教育、住房等改革。

中国福利支出占GDP比例仅为3.21%，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20%以上。

若到2035年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将有约16.8个百分点的GDP空间用于实施“未来起点收入”，即向0至18岁未成年人及19至39岁在读或职业转型期群体发放基本收入，每人每月约1.3万元。

此举并非鼓励懒惰，而是对社会未来的投资。

年轻人将更专注于学习与创新，而非从事无意义的“狗屎工作”。

资金来源于加强税收征管，尤其是利用大数据整合微信、支付宝、社保与税务数据，减少逃税漏税。

自1971年金本位解体后，全球政府债务率持续上升。日本债务率高达250%，美国为133%，但因其货币为国际储备货币，风险可控。

中国若以本币发行债务，同样具备政策空间。

若到2035年将全政府债务率提升至133%，相当于每年多借GDP的16%，可支撑上述福利支出。

实现共同富裕将带来内需市场扩大，中产阶级规模壮大将推动汽车电池、医疗健康、高铁航空、旅游度假、高等教育、宠物经济等需求增长。

部分供给受限资产如茅台、顶级医疗服务、故宫等，价格可能显著上涨。

从金字塔型社会向橄榄型社会转型，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

唯有如此，方能在经济下行期有效化解社会戾气，实现长期稳定与繁荣。

来源：冷水一点号